（崔骃、崔瑗、崔萛传）

◆崔骃传，崔骃字亭伯，涿郡安平人。高祖父崔朝，昭帝时为幽州从事，谏刺史不要与燕刺王来往。后来刺王失败，被升为侍御史。生了儿子叫崔舒，历任四郡太守，所在之处均有能干之名。崔舒的小儿子名崔骃，王莽时做郡文学，以明经召到公车。太保甄丰举他做步兵校尉。

崔骃辞道“：我听说伐国不问仁人，战阵不访儒士。这一举动怎么找我呢？”于是自陈有过，回家去了。王莽讨厌那些不附和自己的人，多用法中伤他们。当时崔骃之兄崔发因佞巧被王莽宠幸，官位做到大司空。母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王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文轩丹毂，显于新莽一代。后来用崔骃为建新大尹，崔骃不得已，便叹气道：“我生在无妄之世，碰上浇、羿这样的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怎能独自法身而使所生危险呢？”是单车到官所，称病不管事，三年不到县去劝农桑。门下掾吏倪敞劝他，崔骃才勉强起身颁布春令。所到之县，大小牢狱关满了人。崔骃流着泪道：“唉呀！刑罚不中，于是陷人于阱。这些人有什么罪，而关在这里！”于是公平审理，放出二千多人。掾吏叩头劝道：“朝廷初政，州牧严峻。宽恕犯人，确是仁者之心；然而独有你这样做，将有后悔的么！”崔骃说：“邾文公不因一个人易其身，君子称他知命。如杀一大尹赎二千人，是我所愿意的。”于是称疾而去。

建武初年，朝廷多荐言的，幽州刺史又举崔骃贤良。崔骃自以宗门受王莽伪宠，惭愧对汉朝，于是辞归不做官。客居在荥陽，闭门反省，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来决断吉凶，多所占验。临终作赋以自悼，名叫《慰志》。崔骃生了崔毅，因病隐身不仕。崔毅生了崔骃，十三岁能通晓《诗经》、《易经》、《春秋》，博学有大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会写文章。年轻时游历到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常以钻研典籍为业，不遑做官之事。当时人有的讥笑他太玄静，将以后名失实。

崔骃模仿杨雄的《解嘲》，写了《达旨》来答复他们。元和年间，肃宗才修古礼，巡狩方岳。崔骃上《四巡颂》以称汉德，文辞很典美，文字太多所以不记在这里。皇上常好文章，自从看了崔骃的颂以后，常嗟叹起来。对侍中窦宪说：“你知道崔骃吗？”答道“：班固多次对我说起他，我没有看见。”皇上说“：你喜欢班固而忽略了崔骃，这是叶公好龙哩。试请见他。”崔骃由此问候窦宪。窦宪急忙穿鞋在门口迎接，笑着对马因说道：“亭伯，我奉皇上的命令和你交朋友，你不会薄待我吧？”于是揖为座上客。住不多久，皇帝来到窦宪家。当时崔骃正在宪家，皇帝听说而想召见他。窦宪劝阻，认为不应与白衣之士相见。皇帝懂了，便说：“我能使崔骃朝夕在我身旁，何必在此！”正想请他做官，碰到皇帝驾崩。窦太后临朝，窦宪以贵戚出纳诏命。崔骃献书告诫道：“马因听说交谊浅而言语深，是愚蠢；在贱位而望贵显，是糊涂；不相信而纳忠言，是毁谤。三项都不相宜，而想试试看，是想效区区之心，愤懑而不能自止哩。我私下看见足下体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厉，有上贤的风度。马因幸而得充下馆，排在后列，因此竭尽拳拳之心，敢进一言。

“古人说：‘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傲。’生在富贵而能不骄傲的，是没有的。现在宠禄初隆，百僚观行，正当尧舜的盛世，处在光华的显时，岂可不庶几早晚，使众人之誉能久，弘扬申伯之美名，成就周公、召公的事业么？古语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译：不担心没有地位，只担心立身不处于仁义。)从前冯野王以外戚居高位，称为贤臣；近来陰卫尉克己复礼，最终得到多福。郯氏的祖先，不是不尊贵，陽平的宗族，不是不隆盛。重侯累将，建天枢，执斗柄，(指王氏九侯五大司马，掌握国家的大权。)其所以被讥笑于当时，垂愆尤于后世，为什么呢？就因为满而不挹，位有余而仁义不足哩。汉兴以后，到哀帝、平帝之时，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只有四人罢了。《书经》说：‘鉴于有殷。’(注：以殷商做镜子)可不谨慎吗？“窦氏的兴起，从孝文帝开始。

长君、少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在前日；安丰侯窦融以佐命著德，显自中兴。内以忠诚自固，外用法度自守，终于享了国祚，垂福至今。谦德之光，《周易》所赞美；满溢之位，道家所戒。所以君子福大而更加恐慎，爵隆而愈恭敬。看远近，俯仰都有法则可循，铭刻在几杖之上，刻记在盘盂之间。兢兢业业，无敢怠荒。这样，就百福到来，庆流无穷了。”等到窦宪做了车骑将军，召崔骃做掾吏。宪府贵重，掾属三十人，都是故刺史、二千石，只有崔骃以处士年少，提升在其间。窦宪擅权骄傲放恣，崔骃多次劝阻。等到出击匈奴，道路上更多违法之事，崔骃做主簿，前后奏记数十次，指切长短之处。窦宪不能容忍，稍为疏远了他，因为崔骃是高第出身，让他出为长岭县长。崔骃自认为远去，不得意，于是不到官位而回家。永元四年(92)，死在家中。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共二十一篇。中子崔瑗。

◆崔瑗传，崔瑗字子玉，早年丧父，锐志好学，尽能继承父业。十八岁，到京师，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贾逵待他很好，崔瑗于是有机会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以他为宗。他与扶风马融、南陽张衡特别友好。起初，崔瑗之兄崔章被州人所杀，崔瑗手持白刃报仇，于是逃命出去。碰上大赦，回了家。家中贫困，兄弟同住数十年，乡邑被他们感化。崔瑗四十多岁，才做郡吏。因事被关在东郡发干县的牢狱。狱掾会《礼记》，崔瑗在考讯之余，常阅《礼》。

他的专心好学，即使在颠沛倒霉之时，也是如此。后来事情弄清被释回家，被度辽将军邓遵所召。不久，邓遵被杀，崔瑗免职而归。后来又被召进车骑将军阎显之府里。当时阎太后称制摄政，代行天子之事，阎显入朝参与政事。先是安帝废太子为济陰王，而以北乡侯为嗣。崔瑗认为以侯立不以正，知道阎显将失败，想说令废立，而阎显日沈醉，不能见到。于是对长史陈禅道“：中常侍江京、陈达等，得因嬖宠蛊惑先帝，于是使废黜正统，扶立疏孽。少帝即位，发病于庙中，周勃的专权，在此又出现。今想与长史君共同求见，劝将军向太后请求，逮捕江京等人，废少帝，引立济陰王，必会上合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那么将军兄弟传祚于无穷。如拒违天意，久空帝位，那么将因无罪成了大恶。这就是祸福之机，分功之时。”陈禅犹豫不敢听从。遇上北乡侯死掉，孙程立济陰王，这就是顺帝。阎显兄弟都被杀，崔瑗也被排斥。门生苏礻氏全部知道崔瑗的意图，想上书把情况说清，崔瑗听到立刻制止了。当时陈禅作了司隶校尉，召崔瑗。对瑗说：“但听苏礻氏上书，我请替你作证。”崔瑗说：“这好比儿子、小妻在说私房话罢了，希望你不要说出口来。”于是辞归，不再应州郡之命。过了许久，大将军梁商初开幕府，又召崔瑗。自认为再作贵戚的官吏，搞不好又被斥，于是以病碧辞。年中举为茂才，授职汲县令。在职时数次谈及时事，替百姓开垦稻田数百顷。在职七年，百姓歌颂他。汉安初年，大司农胡广、少府窦章共荐崔瑗为宿德大儒，从政有功迹，不应久在下位，由此升为济北相。这时李固做太山太守，赞美崔瑗文雅，奉书礼表示殷勤之意。一年多，光禄大夫杜乔为八使，徇行郡国，用贪赃罪奏崔瑗，召到廷尉那里。崔瑗上书自讼，弄清案情放了出来。不久病死了，享年六十六岁。临终时，顾命儿子崔萛道：“人是秉天地之气以生，到了死时，归精于天，还骨于地。哪里不可埋葬形骸，不要归回乡里。那些赠送的物品，祭奠羊猪的，一概不得接受。”崔萛奉了遗命，于是留葬在洛陽。崔瑗文辞水平很高，尤其善于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陽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艺》、七言共五十七篇。他的《南陽文学官志》被称于后世，那些能为文的人都自认为赶不上。崔瑗爱士子，喜宾客，盛修菜肴膳食，尽用美味，不问还剩多少。平日常食蔬食菜羹罢了。家中无甚积蓄，当世认为很清廉。

◆崔萛传，崔萛，宇子真，又名台，字元始。少年时很沉静，喜欢读书。父亲死后，住在墓旁守丧。守丧期满，三公请他出去做官，他都不去。

桓帝初年，皇帝下诏给公卿郡国推举极孝顺和品德好的人。崔萛因病不能参加面试，拜为郎。崔萛对政体很精明，做官的能力很强，写了评论当代政事的意见数十条，题目叫《政论》。针对当时要害，议论很正确，博得当代人的称赞。仲长统说“：所有国君，应抄一遍，作为座右铭。”文章说：“自从尧帝、舜帝、汤王、武王开始，都依靠明哲的臣子去辅佐，博学之士当参谋。所以皋陶写了一篇《谟》而唐虞得以兴旺，伊尹、箕子作了《训》而商周也很兴隆。到了后代的君主，想中兴起来建功立业，何尝不依赖贤哲的臣子去参谋呢？凡天下治理不好，常常由于君主处在太平的日子太久，风俗渐渐衰败而不觉悟，政治渐渐腐化而不悔改，在危乱的环境之中，视而不见。有的人沉醉在私欲中，不管国家大事；有的人好话听不进去，颠倒了是非黑白；有的人在三岔路口徘徊，不知该往哪里走；有的人身边有可信的辅佐，但不让他们开口；有的人看到疏远之臣，因为身份不高而听不进耳，因此王纲弛废在上面，智士忧郁在下面，真可悲叹呀！“从汉朝兴起以来，三百五十多年了。政令蒙受尘土，上下懒惰，风俗凋敝，人多巧伪，百姓议论纷纷，都希望中兴起来就有救了。再说拯救时世的方法，难道一定按尧舜的办法才能治理吗？只要能弥补缺陷，加根顶梁柱把大厦撑持，根据实情对症下药，相体裁衣，总之要把国家放在安宁的境域罢了。所以圣人执掌权衡，针对实际制定对策，步骤有所差别，各有巧妙安排。不强迫人办做不到的事，违背当时急切的需要而追求听来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从前孔子回答国君的问题，都是因人因事而异，他回答叶公的问政，就是要求近者悦而远者来；回答鲁哀公就是“政在选贤”；回答齐景公就是”政在节财”，不是为政之道不同，而是当务之急不同。因此，刚接受天命为君的人，每每有些独到的规定，中兴的国王，也要纠正当时的失误。古时盘庚想中兴商朝，把国都从耿迁到亳；周穆王有过失，让甫侯修正刑法。可是有些俗人拘泥于古文字记载，不懂得通权达变，听信奇特的新闻，忽略眼前的实际，怎么能和他们议论国家的大事呢！所以谈政事的，虽然听起来好像符合圣德，但实际上行不通。为什么呢？那班顽固的人对于当时情况完全不了解，习惯走老路。不知怎样安享其成，怎能考虑开创新局面，只是照老章程办事而已。那些通达的人有的夸耀自己，嫉妒别人，不愿与政见不同的人合作，写起文章来洋洋洒洒，表达其含义，可是少数派毕竟寡不敌众，最终还是被抛弃。即使稷、契那样的贤相还在，仍将感到困难。这就是贾谊被绛、灌排斥原因，屈原写离騷发泄幽愤的原故。

汉文帝那样英明，贾生那样的才能，绛、灌那样的忠心，尚有这种结果，何况其余的人呢？“量力度德，这是《春秋》上提到的。现在既不能完全按三皇五帝的办法，应该参入一些霸政，应该重赏深罚来治理国家，明文制定法律来检查一切工作。自己不具备上等的品德，严格就能治理，宽松必然紊乱。怎么知道会这样呢？近代孝宣皇帝懂得为君之道，研究了为政之理，所以采用严刑峻法，使坏人吓破了胆，海内政纪严肃，天下安静。功勋上告祖庙，享有中宗的谥号。他的计划与效果，超过了孝文皇帝。后来元帝即位，多用宽松的政治，结果彻底失败，威权被人篡夺，成为汉朝衰微的祸乱之源。政治的好坏，在此可以看得清楚。古时孔子写《春秋》，称赞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表彰管仲的功劳。难道不知道赞美周文王、武王的正道吗？的确是为了通权达变挽救衰败的道理。所以圣人能够随着形势变迁，而俗士却不懂得变化，认为上古结绳的办法，可用来治理秦代的乱政，《干戚》之舞，能够解除汉高祖平城的围困，这不是相距十万八千里吗？“模仿熊的运动、鸟的伸颈吸气，虽然是延年益寿的方法，但是治不好伤寒病；呼吸吐纳，虽然能使寿命增加，但是接不好已折的骨。

治国的办法，有些像治病，平时注意养身之道，生病就要对症下药。刑罚，等于治乱世的药方；德教，好比平时养身的粱肉。

用德教去除残暴，等于用粱肉治疾病。以刑罚去治理太平之世，等于用药石作营养。现在正是继承百王衰敝的时期，正在走厄运的时候。

几代以来，政多恩宽贷，好像驾马车的丢失了马龙头，马没有衔嚼口，让四匹牡马乱跑，大路上险些儿倾倒。正应该加上龙头嚼口来挽救，难道有功夫听它们响着铃铛，有节奏地按辔徐行吗？从前汉高祖叫萧何作九章的法律，其中有杀三族的规定，在面部刻字、割鼻子、斩脚趾、割舌头，砍头，所以叫做五刑具备。汉文帝虽然废除肉刑，应割鼻子的改为打三百板子，应斩左趾的改为打五百板子，应斩右趾的杀头示众。可是斩右趾的已经丧了命，挨板子的每每被打死，即使有减轻刑罚之名，其实还是杀了不少。这个时候，百姓都希望恢复肉刑。

到景帝元年(前156)，于是下诏书道：‘增加打板子与重罪没有区别，即使侥幸不死，也成了残废。’于是修订法律，减少笞刑。从此以后，被笞者得以保全性命。这样说来，汉文帝仍是重刑，不是轻刑。是以严刑达到太平，不是用宽宥达到太平。一定想行动和言语一致，应当从根本做起，使人主向五帝三王学习。破除亡秦的败俗，遵守先王的遗风，抛弃只图暂时苟安的措施，重蹈古代的旧迹，恢复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确立一分公田、八分私田的井田制。然后选出稷、契那样的贤臣作辅佐，选拔伊尹、吕尚作宰相，奏乐时凤凰率百鸟来朝，击石磬而百兽来跳舞。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再多也是累赘罢了。”后来朝廷叫崔萛到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府里去当官，崔萛都不去。太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推荐崔萛，说崔的才干很好，能力很强，应在朝廷做官。于是皇帝封崔为议郎，提升大将军梁冀作司马，与边韶、延笃等人在东观著书立说。后来崔萛出任五原太守。五原的土质宜于种麻，而当地人不知道织布，老百姓冬天没有衣服穿，堆些细草睡在草里面，见官吏就披着草出来。崔萛到任后，叫百姓卖掉储藏的粮食，替他们添制纺绩、织纟壬、纟束..等工具并教他们如何使用，百姓才免受冻馁之苦。这时匈奴连续入侵云中、朔方，杀掠官吏百姓，一年之内九次逃命。崔萛就厉兵秣马，严饬烽火台侦察，敌人不敢进犯，成为边塞最安静的地方。崔萛在病中，被拜为议郎，又与当时的名儒博士一同审定《五经》。恰逢梁冀被杀，崔萛是梁冀的故吏，受牵连，罢了官，关在牢里数年。当时鲜卑多次进犯边境，皇帝下诏书给三公推荐威武谋略之士，司空黄琼推荐崔萛，崔被拜为辽东太守。走到半路上，母亲刘氏病死了，崔萛上疏请求回家料理丧事。母亲刘氏生前品德很好，读了不少书。

起初，崔萛在五原任太守，母亲经常教导如何治理政事，崔萛的好功绩，母亲很有帮助。服丧已完，皇上又拜他为尚书。崔萛以时局很乱，生病不能工作为理由，几个月后免职回家。当初，崔萛的父亲死了，崔萛卖掉田产，做了坟墓，立了墓碑。埋葬完毕，家产卖尽，因为穷困，便以卖酒贩粥为生。当时人多用这事讥笑他，他始终不改。他做生意只求够本就行，不多赚钱。后了做了官，多是边境地区，所以更加贫薄。建宁年间死去。家里很穷困，没有钱装殓，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赹等替他准备棺椁葬具，大鸿胪袁隗替他树碑，称颂他的功德。他所著的碑文、论文、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共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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