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阴人。隆庆二年(1568)的进士。选作庶吉士,授职为编修,参与修撰《世宗实录》。高拱的哥哥高捷以前做操江都御史,拿官钱送给赵文华,王家屏秉直记述此事。当时高拱正掌握国政,嘱咐他稍加避讳,王家屏坚持不同意。
万历初年,他晋升为修撰,担当日讲官。陈述奏进颇切实际,皇帝曾经慎重接受,称他为端正之士。张居正卧病,词臣们奔走替他祈祷,唯独王家屏没有去。又调任侍讲学士。万历十二年(1584)晋升为礼部右侍郎,改任吏部职,才过一个月,任命他为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要事务的处理。离开史官之职才两年就辅佐大政,以前还没有过。
申时行主持国政,许国、王锡爵仅次于申时行,王家屏排在最后。每次议论政事,他都处事公正,坚持法度,刚正不附众。过了两年,遇上继母的丧事。皇帝赏赐他银币,快马传递,专人替他护行,丧服刚满期,诏令晋升他为礼部尚书,派遣行人召他回朝。抵达京师,三个月没能见到皇帝。王家屏因此上奏,请求在圣节御殿接受朝贺,而后将留在宫内的奏章发给有关部门,举行册立皇太子的礼仪。没有答复。又与同官上奏恳请。皇帝才在万寿节勉强光临了一次。很快就派宦官传旨王家屏,以忠诚仁爱奖励他。王家屏上奏感谢,又请求皇帝多视察朝政。过了几天,皇帝驾临一宫门接见了他,此后便深居不出。
评事名隹于仁上奏四条劝告之语,皇帝准备从重惩治他。王家屏劝谏“:皇帝出入起居,是耳目心志的娱乐,一般官吏是不该知道,不敢劝谏的,辅佐的大臣应当先知道并干预、劝谏,所以能防止欲念于微渺之时。现在名隹于仁以一般臣子的身份劝谏,辅臣不与皇帝亲近、密切,反而缄默敛容,对上亏污了圣明的赞誉,对下使一般的臣僚蒙受不可预测的威胁,我的罪行很大,还能在圣世立身一天吗?”皇帝不高兴,将奏章留在了宫中,而名隹于仁得以完好地离去。
万历十八年(1590)因为天气久旱请求免职,称:“近年以来,天鸣地震,星陨风霾,川竭河涸,加上旱涝蝗灾,瘟疫死亡,调和的困难没有比现在更甚的。何况河套贼人在陕西作乱,土蛮在辽西猖獗,通贡贸易的属国又虎视眈眈于宣府大同地区。空虚内藏对付外敌,国内资财已经枯竭而外患并没休止;剥削百姓供养军队,百姓已经穷困而军粮还不充裕。况且议论纷纭,很少考虑国家大体;帐簿混乱,只有粉饰的虚文。纲纪松弛,养成了懈怠玩乐的习惯;虚名与实际混淆,侥幸的风气开启。陛下又深居宫中不理朝政,很少上朝、参与经筵。统计我一年之中,仅仅两次见到过陛下的天颜。其间曾有一次进呈盲目之言,竟然与诸司的奏章一起沉寂未有施行。现在骄阳烁石,百姓的愁苦声音弥漫天际震动大地,陛下却没有撤去九重深禁,出见朝臣。这就是我彻夜彷徨,饮食均已怠废,不能自止的原因。请求赏赐我罢职归乡,避身让贤。”没有答复。
当时皇储还没确定,朝廷大臣都奏疏请求进行册立。当年十月,内阁大臣联合奏疏争论去留。皇帝不高兴,传达几百字的谕告,严厉地指责朝廷大臣为沽名刺激扰乱圣心,指责为悖乱叛逆。申时行等人相对惊愕,各自草拟奏章再次争辩,关上大门请求辞职。唯有王家屏在阁中,又奏请迅速决定大计。皇帝派遣内侍传话,就在冬日议定举行,否则就等待过了十五岁再议。王家屏认为口头敕令难以为据,想皇帝特别颁布诏令,马上草拟奏章呈奉。皇帝不采纳,又谕告在万历二十年(1592)春季举行册立大礼。王家屏心中欢喜马上向外廷宣告,外廷一片欢乐。然而皇帝的心意实际上还在犹豫,听说王家屏宣告了,不乐意,传下旨谕责备。申时行等人联合谢罪,才算作罢。
第二年秋季,工部主事张有德仅就册立的仪礼奏请。皇帝又认为是刺激骚扰,下令终止这件事。许国坚持争辩而离职,申时行被人谗言,不得已也离去,王锡爵此前就已回乡探亲,于是王家屏做了首辅。因为许国的谏疏自己也列了名,不应该单独留下,再次上奏请求罢免官职。皇帝不同意,才仍然负责事务。王家屏的品行端庄严谨,竭诚秉公办事,百司的事务没有一件加以阻挠。性情忠诚正直,喜欢直谏。册立的时间几次更改,朝廷内外议论纷纷。王家屏深感忧虑,极力请求皇帝履行信言,以便堵塞人们的口舌,消除宫闱间的嫌隙。没有答复。
万历二十年(1592)春季,给事中李献可等人奏请做准备,皇帝罢黜了他。王家屏将皇帝的批示封好归还并极力劝谏。皇帝更加恼怒,谴责降职的人不断。王家屏于是称病请求罢职,上奏称:
“汉代汲黯曾经说过:‘天子设置公卿辅佐大臣,宁愿他们阿谀奉承圣意将皇帝推入不义的恶名之中吗?’每每为此言所感动,担忧而且惭愧。近年来,深宫之门关闭,皇帝安于宴乐,犹如服毒,不祭祀郊庙,君臣缺乏交流。天灾与怪异之物,帝王不知;国计民生,不关圣上的思虑。我们作为辅佐,渎职失责,很早就该退避。就是现在数月期间,奏请朝讲,庙祭,元旦接受朝贺,请国家大考察时临朝,都沉寂没有答复。我作为犬马的微薄诚意,不能感召天意,已经明见了。至于准备皇储,自然应当早做谋划,无奈皇帝厌恶听到直言,一概加以贬斥。我的确不忍心贤明的皇上蒙受拒绝劝谏的名声,兴盛的朝廷出现蛮横的责罚,所以冒死罪多次陈述。如果依顺违心的事,保求俸禄,苟且容忍污浊,汲黯所说‘使皇上陷入不义的污潭’,我至死也不敢说出这种话,希望皇上赐我告老还乡。”
皇帝接到奏章后不下发。次辅赵志皋也替王家屏详细奏请。于是皇帝责备王家屏希求名声诳称有病。
王家屏再次上奏称:
“名誉,不是我所敢抛弃的,不过我所希望的是陛下成为尧、舜一样的君主,我做尧、舜的臣子,就名垂千载,没有其他荣耀。如果徒然侵犯龙颜触犯禁忌,抗争惹事,被谴责而罢官回乡,有什么名声?必定就不希求名声,将使我身居高官,家庭享受丰厚的俸禄,不纠正圣上的差错,不匡扶政治的危乱,可以称得上是不希求名誉的大臣吗,国家依赖什么呢?若换成我抛弃名誉于不顾,以逢迎为喜悦,取阿谀的嘴脸,许敬宗、李林甫式的奸诈谄媚,没有不能做的,九庙的神灵必然会暗地诛杀我,难道是特意得到李献可等诸大臣已经得到的罪名吗?”
奏疏呈入宫中,皇帝更加不高兴。派内侍到他府邸,责备他直接反驳皇帝的批示,故意刺激圣上发怒,并称病要挟君王。王家屏申辩:“谏言涉及至亲,不应该发怒。我和诸位大臣只知道为了宗庙社稷的大计,尽力劝谏以为效忠罢了,岂敢有意刺激皇上动怒呀?”因此更加极力地请求辞职。有人劝他稍作等待以便完成大事。王家屏称“:皇帝为所欲为是由于大臣保求俸禄,小臣畏惧治罪,有轻视群臣的心思。我认为大臣要不恋爵禄,小臣要不畏惧刑罚诛杀,事情可能有救。”于是又两次奏疏恳请。诏令他乘驿车回乡。王家屏执掌国政仅半年,又大半闭门,因为刚直辞官,朝野都为此惋惜。经过八年皇储之位才确定。皇帝派官员传敕令问候他,赏赐他金币、羊、酒。又过了两年,他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追赠少保,谥号文端。熹宗即位,再追赠为太保,任用他的一个儿子为尚宝丞。
王家屏闲居在家的时候,朝廷对朝鲜作战。他致函经略顾养谦说“:过去卫国被狄人消灭,齐桓公率领诸侯修筑楚丘城,《春秋》赞赏他的大义;没有听说就与狄人结仇怨,联络诸侯的兵马讨伐他们的。现在只管心存会稽的耻辱,刺激朝鲜,以筑楚丘之城的功绩,奖励全体将领官吏,不做主人而做客人就是善事啊。”顾养谦不采纳,在朝鲜作战几年没有战功。他的深识谋略,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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