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枢，字惟中，归安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授官刑部主事。言官因李福达的官司交互弹劾郭勋，然而不得狱辞要领。唐枢上疏说：

“李福达的官司，陛下再三驳斥查问，这真是有古代帝王的钦恤盛心。但是诸臣有负陛下，欺蔽的人放肆地说别人的坏话，谄谀的人混淆其说，畏威的人改变自己的言辞，访缉的人隐蔽真情。所以陛下的迷惑就更加厉害，而是非终不能明了。我心中考虑陛下的疑虑有六项。说谋反罪重，不宜随便加以怀疑，这是其一。说天下的人相貌有相似的，这是其二。说薛良的话不可以听，这是其三。说李珏当初已经查明，这是其四。说臣下结党倾轧郭勋，这是其五。说崞、洛地方的证佐之人都是仇人，这是其六。我请求让我一一加以辩解。

“李福达的出行，开始有王良、李钺跟随，其意何在？接着惠庆、邵进禄等人以之为师，其传何事？与李铁汉十月下旬的约会，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数语，其情何谋？‘太上玄天，垂文秘书’，其辞何指？劫库攻城，张开旗子拜封爵官，虽然邵进禄等人做成的，其本原何在？李钺伏诛在前，邵进禄事情败露在后，反叛的情况非常明显。所以陕西的人说可杀，山西的人说可杀，京畿中没有一人不说可杀，只有皇上左右的人说不可杀，这就叫我不得而知了。这是不必疑虑的第一条。

“而且李福达的形貌最容易辨识，或取证于光头，或证辨于乡音，像李二、李俊、李三是他的同族，是认识他的。从戚广的妻子口中说出的，她是李福达的孙子相识的人。开始让杜文桂辨认，他是李福达相识的亲家。让韩良相、李景全对质证明，他们是李福达相识的朋友。一对证于高尚节、王宗美，他们是..州主人认识的。二对证于邵继美、宗自成，他们是洛川主人认识的。三对证于石文举等人，他们是山西、陕西道路行人都认识的。这是不必疑虑的第二条。

“薛良坚持作恶，真不是好人。但他所说的张寅就是李福达，也就是李午，实有明据，不得因人废言。况且李福达的踪迹诡密，黠慧过人，人们都堕其术中，不是薛良狡猾也就不能揭发他的阴私。从来发摘告讦这样的事，原不必出之于敦良朴厚的人。这是不应当疑虑的第三条。

“李珏因为见薛良不是善人，又见李福达没有龙虎形、朱砂字，又见五台县张子真户内实有张寅父子，又见崞县左厢没有李福达、李午这样的名字，于是苟且定案，轻易放纵元凶。殊不知五台县是从嘉靖元年(1522)黄册才开始收录，张寅父子突然从何而来？交纳粮食封官，其为富户一定不是一日之积累，在此以前为什么会被隐漏呢？崞县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于是在左厢都追察，又以李午为真名，找他的籍贯住址，怎么能够得到呢？则军籍无从考察，又怎么能作为充足的证据呢？况且李福达既有妖术，那么龙虎形、朱砂字，又怎能知道不是先前假借来蛊惑群众，后来去掉以逃避罪名的呢？也不可说薛良全是诬陷他的。这是不必疑虑的第四条。

“京师从四方来的人不只一个李福达，既改名张寅，又衣冠形貌像他，郭勋听从他的话并相信他，这在道理上是说得过去的。李福达是妖贼的余党，也是意料所不能及的。在郭勋来说自有可居之过，在陛下来说既然有宽大权贵之恩，诸臣纵使有倾轧郭勋之心，又怎能加他们的罪呢？这是不用疑虑的第五条。

“审查案件的人称诬，一定要说被诬是什么原因。如果说是仇恨，一定要说仇恨的是什么事情。如果说薛良有仇恨，那么一切作为佐据证人就不是因为仇恨了。说韩良相、戚广是因为仇恨，那么高尚节、屈孔、石文举就不是因为仇恨了。说魏泰、刘永振是因为仇恨，那么当今的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县官员则不是因为仇恨了。说山西、陕西的人，是因为仇恨，那么京师道路之人就不是因为仇恨了。这是不用疑虑的第六条。

“望陛下六疑尽释，明正李福达之罪。期望群奸屏迹，宗社幸甚。”

疏章呈入朝廷，皇帝大怒，将唐枢贬斥为平民。在这之后《钦明大狱录》删去唐枢的疏章不予登载。

唐枢少年跟随湛若水学习，深造实践。又留心经世方略，九边和越、蜀、滇、黔的险阻厄塞，没有不亲身经历的。脚踩草鞋口含野草，到老不衰。隆庆初年，恢复官职。因为年老，增加俸禄引退。正巧高拱不满意徐阶，说徐阶体恤收录先朝建言诸臣，乃是彰显先帝的过错，请求全部停止，唐枢竟然没有被收录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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