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光绪甲午，孝钦后六旬万寿，召各省文武大吏入都祝嘏。于时礼亲王世铎，方长枢廷，夙以包苴著称。闻福祥欲去新疆，且涎其多金也，因召使入都。福祥闻召则大喜，急辇巨金以行。后此掀天揭地之风涛，遂滥觞于此行矣。福祥既行，勤肃太息谓所亲曰：“此辈粗才，不识大义，但糜厚禄，处之边隅，收其折冲御侮之效斯可矣。今及引之腹心重地，示之以朝廷之情实。彼见夫执政诸臣，其人物不过如是，则轻视朝廷之心生，将无所不至矣。”勤肃此言，犹鉴于汉唐季年驭将之失策，引之以律今日，而孰知后来之祸变，更出当时意计之外也哉？福祥既入都，会荣禄以西安将军亦祝嘏还朝。荣固久蓄非常之志者也，得福祥则大喜，罗而致之门下，折节与为昆季交。福祥亦激昂感慨，愿为知己用。庆典未行，辽祸已棘。荣力荐福祥可大用，乃留京弗令去，俾召集旧部，镇护畿疆。不两月竟成军万余人，益以亲军精锐数百人而已，其什九皆新募乌合之众也。初屯南苑，旋移独流。乙未春，湘军又败绩，福祥乃抗疏请出关自效。荣禄以京师宿卫单弱，尼其行。一时士大夫称道董军，至拟之王镇恶、檀道济，而惜其不得出一战。是时记者方在辇下，尝亲见其军容之窳，士气之骄。某部下某营官与人语，犹执道、咸间谬说，谓西洋人日中不能视物，且腿直，一仆即不能复起。吾师一出关，直摧枯拉圬耳。无论其耳食之讹鄙可笑，且并日本之非西洋人尚不知之，果使成行，亦不过吴大、魏光焘之续耳。幸而不出，遂成竖子之名。然使果一战而北，则人知骄军之不可恃，而荣相依董军以排外之迷梦，可以早醒。庚子之祸，庶几不作，则福祥之大幸，又国家之大不幸矣。祸福倚伏之机，固非恒情所能测哉！
东事既定，西回继变，乃敕福祥帅所部西征，始改授甘州提督，且得专折奏事，与总督平行。此次之变，非本回族全部之同心，彼中稍有身家者，皆愿王师早至，莫不箪食壶浆，以输军食。而福祥所统诸军，汉回各半，要皆河陇土著。其汉兵，则自顾身家，其回兵，则亟除害焉，皆愿努力效死。故甘军一经上陇，所向无前，势等破竹，用兵半载，遂蒇全功。虽曰天时、人事相凑成功，而运饷之劳，斩馘之众，较文襄曩时，不啻倍之矣。西事既竣，勤肃方督陕甘，福祥仍不受其节制，乃复诏回卫畿西，驻军正定。荣相见此，遂以成戊戌政变之局，此则天下所知，无俟赘谕。
庚子之变，人皆以祸首蔽罪福祥。顾此当为福祥恕者，排外之举，本由荣禄主持，福祥既蒙荣卵翼之恩，自不得不听其发纵指示，此亦情理当然，无足深咎。福祥之谲，在其围攻使馆时，不肯尽力耳。盖自津、沽既失，聂军覆没，福祥亦明知联军不可力敌，而又不愿下心俯首，自表无能。因迁延使馆之外，弗肯尽锐攻击，以阴俟宫廷之转圜。此其用心虽巧，然诸国使臣竟获无恙，后来和局开议，不至无可藉手。则即此一念，而国家之蒙其荫庇者亦不少矣。或曰：“福祥之迁延，亦荣禄阴教之。”此亦理之所宜有者。福祥既罢兵柄，筑城于宁灵之间而居之，作富家翁，已无意世事矣。而倏然一波骤起，几酿成西北之巨变者，当世或未之尽知也。辛丑议和成，两宫自大梁回銮，端庶人出奔阿拉善王旗，依其外舅以居。福祥所居，距河套最迩。或投以书，嗾其纠故时部曲，拥护端庶人，为入清君侧之举。福祥固无意发大难，得书一笑置之。统兵某大员者，妄人也，初从军福祥部下，积功至专阃。及福祥势去，乃谋下石焉，闻其事喜甚，谓可邀奇功也。急厉兵秣马，刻期北发，将掩其不备而捕之。福祥闻耗亦大惊，乃召集旧部，戒严以俟。于时督陕甘者为满员嵩蕃，其人谨厚无所表见，顾颇更事，识大体，得某大员密报，复电严斥之，戒勿动。而电召甘凉道白遇道，驰诣福祥。许晓以利害。白故福祥营务处也，白见福祥，备述总督意，且力以保护自任。福祥感泣奉命，西陲赖以无事，不然者，张方朱玫之已事，复见于今日矣。福祥本末如此。其粗疏豪勇，不过陈国瑞、李世忠之俦，使安处西庭，保障极边，未尝不可收藜藿不采之用。始于世铎一念之贪，欲征其财货，乃适启荣相之野心，而资以羽翼。卒之辱国丧师，而召吾国民以莫殚之祸。《诗》有之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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