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字希贤,洛阳人。父亲刘亮在三原任教谕,很有学问,操行也好。刘健年轻时端庄持重,与同乡阎禹易、白良辅一起出游,得到河东薛蠧的学脉。天顺四年(1460),考取进士,改任庶吉士,授编修职。谢绝交往,闭门读书,人们认为他质直刻板,然而他熟习典故,有经国济民的志向。

成化初年,修《英宗实录》时,朝廷起用正在居丧的刘健,刘健再三推辞,朝廷不同意。书完成后,刘健升为修撰,又连续升三级任少詹事,担任东宫讲官,为当时的太子(即后来的孝宗)所赏识。孝宗继位,刘健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进入内阁参预机要事务。弘治四年(1491),晋升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又加封太子太保,改任武英殿大学士。十一年春天,进衔为少傅兼太子太傅,代替徐溥任首辅。

刘健的学问精深,外表严肃,敢于发表意见,以天下为己任。清宁宫发生火灾,太监李广畏罪自杀。刘健与同事李东阳、谢迁上疏说:“古代帝王没有不遇到灾害而恐惧的,向来奸人佞臣炫惑圣明皇帝的视听,贿赂流行,赏罚失当。灾异的积累,正是这些原因,现在所幸首恶消除,陛下开始醒悟,然而余恶尚未除尽,过去的积弊尚未革除,我愿意奋发有为于政事,举荐贤才,贬退奸恶,赏罚分明。凡是所应当施行的,果断处置毫不犹豫,不再因循守旧,以免后悔。”孝宗正赞赏接纳刘健的意见,而李广同党蔡昭等随即取到圣旨,给予李广祭祀安葬和祠堂牌匾,刘健等极力劝谏,仅停祠堂牌匾。南北言官一一陈述时政,多次进行评论、弹劾,皇帝一概不理睬。国子监生江王容弹劾刘健、李东阳堵塞抑制言路。孝宗安慰挽留刘健、李东阳,而将江王容下狱,刘、李二人极力救助,江王容才被释放。

成化十三年(1477)四月,大同有敌情警报,京城戒严。兵部要求对京营诸将领进行鉴别,孝宗召刘健、李东阳和谢迁到平台面议对诸将的去留。免去遂安伯陈韶等三人,而召镇远侯顾溥统率团营。当时孝宗上朝很晚,刘健等为此劝谏孝宗,孝宗仅点头而已。

十四年(1478)秋,由于战事发生,部队缺乏军饷,为此孝宗屡次要朝廷大臣讨论此事,刘健等说:“天下的财力,它的增加是有限的。现在光禄寺费用每年增加几十倍,各地织作作坊一味追求新奇精巧,请斋醮祭祀每天耗费以万计。京城储粮的大仓不能满足军队的粮食需要,而内府从太仓取粮动辄就是四五十万。皇亲贵戚请占田地,夺取盐利的,也是数千万计,大兴土木,横征暴敛。传奉冗官的官俸禄,内府工匠的口粮,年增月积,没有到头的日子,财富怎会不匮乏?现在陕西、辽东边防战事正激烈,湖广、贵州军队相继调动,不知靠什么满足军队的需要,希望陛下杜绝无益的花费,亲自带头推行节俭,作为中外的表率而使群臣得以竭尽其诚,谋求革除时弊的良策,这是国家的幸运。”

第二年四月,刘健借灾异向皇帝陈述要勤于朝讲、节省费用、停办斋醮、赏罚公平几件事。到冬天,南京、凤阳发大水,廷臣多次上言时务,许久没回音,刘健等为此立即向孝宗陈述怠慢朝政的过失,请求皇帝勤于听取朝臣的意见,以振朝纲,孝宗都赞许地接受其进言。《大明会典》完成,加封刘健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与李东阳、谢迁一同接受皇帝赏赐的蟒衣。阁臣得赐蟒衣自刘健等开始。

孝宗事奉两宫太后很恭敬小心,而两宫太后都推崇佛道二教。先前,清宁宫建成,孝宗命灌顶国师设坛庆贺,又派宦官携带真武像,在武当山设置祭坛,派使者上泰山献神袍,或者大白天在街市上到处点灯。孝宗很怕违背太后的旨意,曲从逢迎,而刘健等极力劝谏。十五年六月,下诏拟撰写《释迦哑塔像赞》,十七年二月,下诏命在朝阳门外建延寿塔,任命道士林永祺等五人为真人,这些都因刘健等力谏方罢。

这年夏天,小王子图谋侵犯大同,孝宗召见阁臣商议对付的办法,刘健请求精简京营大帅,接着说京军怯弱不足以应战,请求从现在起停止京军的劳役以蓄养锐气。孝宗表示同意。退朝后又上奏章对边防事宜建言,孝宗全都允准。不久,边境紧急战报交替传来,孝宗受宦官苗逵的蛊惑要出兵。刘健、李东阳、谢迁进行阻止,孝宗犹豫不决。兵部尚书刘大夏也说京军不能动,这才没出兵。

孝宗自十三年,召见刘健等后,阁臣很少能见到皇帝,这时在位已久,更加熟悉政事,数次召见大臣,要依次革除繁法苛政,消除积弊。曾经论及理财事,李东阳极力说明盐政的弊病,由于需求者众多,因而私盐贩运数倍增长。刘健说:“太祖时茶法刚开始施行,驸马欧阳伦因为私自贩茶被判死刑,连高皇后都不能救他。欧阳伦这样的事谁敢跟陛下说。”孝宗说:“不是不敢说,而是不肯说。”于是诏令户部核实利弊,全部奏报朝廷。

当时,刘健等三人同心辅政,竭心尽力,知无不言。孝宗开始有的听取有的不采纳,不久刘健等更为孝宗所信任,其所奏请的事项无不接纳,不呼刘健之名,而称先生。每次晋见,孝宗总是屏退左右的人,左右的人偶尔从屏风里偷听,只听见孝宗每每称好,对任免文武大臣,治理整顿屯田、盐政、马政等各项政事,刘健辅佐协助最多。

不久,孝宗病危,召刘健等到乾清宫。孝宗挣扎着坐起来,很详细地叙述在位前后的情况,命令近侍记下来。说完后,拉着刘健的手说:“先生辈辅导勤苦。太子聪明,但年纪尚幼,好安逸游乐,先生辈要常劝他读书,辅佐他成为贤主。”刘健等哽咽着叩头领命而出。第二天孝宗去世。

武宗继位,刘健等对诸弊政进行治理。凡是孝宗所想兴办或罢免的全都以遗诏形式下令施行。刘瑾是原东宫太监,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丘聚、高凤、罗详等八人一同受重用,时称之“八党”,每天带领武宗游玩嬉戏,诏书所颁列的条款一概阻止不去实行。京师从六月到八月下雨。刘健等上言道“:陛下登基诏书发出,全国欢呼,盼望太平。到现在两个月了,未听说精简多少闲散人员,节省多少糜费。诏书所载,仅仅是一纸空文。因此阴阳失调,晴雨失常。如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内臣增置几倍,朝廷养军匠花费数以万计,仅仅为了满足军队的役使,却不愿淘汰。对那些荒废职事、糜费俸禄的文武大臣怎可不贬斥?给画史、工匠滥授官多至几百人,怎不罢免?内承库年开支白银数百余万两,并无记录,司钥库贮存钱数百万,也不知有否,怎不查核。至于释放皇宫花园的珍禽奇兽,遣散前朝宫人,都是新朝政事,首先需要办理的,而陛下全然不去施行,拿什么去抚慰全国臣民的期望呢?”武帝虽然回复语气和缓的诏命,然而左右的宦官一天比一天放纵,各种费用日益增多。武宗享祀郊庙,宦官带刀披甲簇拥在圣驾后面。内府诸监局佥书多到一百几十人,光禄寺每天的供应骤增几倍。刘健等尽力陈述其弊病,请求武宗勤于政事和讲学,武宗只说知道了。

正德元年(1506)二月,武宗听从尚书韩文的话,京城地区皇庄由有司征税,而每庄仍留宦官一人、校尉十人。刘健等说“:皇庄既然是供奉两宫太后的,就应该全部交付有司管理,不应该仍由私人主管,反而失去朝廷尊亲的本意。”接着详细地说明内臣管理庄田侵扰百姓。武宗不理睬。吏、户、兵三部以及都察院各有奏疏,争论职权范围,为皇帝身边的佞臣所阻挠。刘健等草拟旨文,武宗不同意,令重新草拟,刘健等极力劝谏,称:“奸商谭景清的败坏盐政,北征将士的无功授官,武臣神英的负罪轻视法令,御用监书吏坏乱考试制度,都是以一二个人的私恩,破坏了百年定制。况且现今政令维新,而地震天鸣,白虹贯日,恒星白天出现,太阳无光。内贼横行,外寇猖獗,财匮民穷,埋怨毁谤交相发生。而朝廷内外不法臣僚正乘机作恶,排除忠直人士如排除仇敌,保护奸佞小人如保护亲生骨肉。这种情形一天比一天严重,祸变的到来恐怕不远了。臣等受到先帝的信任,被当作心腹。近来圣旨从宫中颁下,丝毫不让我等知道。如有所筹划竟听从奸臣随意改变。诸如此类,不可胜举。臣等如再顾惜自己的身家性命,一起阿谀顺从,那么就欺上误国,死有余辜。所拟定的四疏,不敢再更改,谨以原来拟定的进献。”武宗不理。

过了几天,刘健又说:“臣等时遇先帝临终授予遗命,诚恳地将陛下托付臣等,对此知遇之恩,臣等刻骨铭心,发誓以生命作为报偿。陛下的即位诏书颁发后,天下人伸长脖子盼望政事革新,然而朝令夕改,迄今无安宁的日子。百官各府,仿效成风,不是搁置不行,就是完全改变了诏令本意,敢于上言的认为是多话,干事的认为是无中生有,接连上奏说是轻慢打扰,治理剔除弊政说是变乱更改;对于有关民生国计的事,则置若罔闻,有关涉及到近幸、贵戚的事,则竭力保护牢不可破。臣等心里知道不能说这些,从君臣之义上说应当知无不言,比如对盐法、赏功诸事的上言全面地陈述了其利害。期待数日,未见批复。如果认为臣等说的对,应当下令施行,如果说的不对,就应当斥责。而搁置宫中不回复,就像没有这件事。政出多门,过失归于臣等。宋儒朱子曾说:‘一天在于其位,则一天尽职于其官职;一天不尽职于其官职,则不敢一天立于其位。’如果只冒顾命大臣之名而不尽辅导之实,既有负先帝,又负于陛下,天下后世将会说臣什么呢?恳请陛下明察,特此赐臣退休。”武宗好言安慰挽留,但刘健所拟四疏仍不批下来。

过了五天,刘健等又上疏,一一列举政令十大失策,指责贵戚、近幸尤其痛切。接着再次重申以前的请求。武宗不得已,才将前疏批下来,命令主管部门详细商议。刘健知道自己的志向终归行不通,首先上奏章恳请退休返乡,李东阳、谢迁接着也提出退休请求,武宗都不批准。不久主管部门商议结果出来,与刘健的要求相符。武宗勉强表示同意,于是诸失利者都对刘健恨得咬牙切齿。

六月六日,刘健又上言说:“近日以来,陛下不上朝的时候太多,处理奏章等政务越来越晚,游玩嬉戏面更广,径直命令停止御前讲席。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宫中有何事比这还要紧的。滥赏胡乱花费是不能立崇尚节俭的风尚,射箭、钓鱼、打猎是不能修养仁人之心,鹰犬狐兔为田野之物,是不可以养在朝廷,持弓箭着盔甲是战事的象征不可以在宫禁里摆弄的。现在圣学很长时间不讲,对正直的人不信任,忠直之言听不进,下情不能上达,而这几者交杂在一起,臣不胜忧虑和恐惧。”武宗说“:朕听说帝王不可能无过错,贵在改过。卿等说的对,朕当改正。”刘健等于是记录廷臣所陈述有关时政的重要部分,请求放在皇帝座位旁边以早晚省察浏览;疏中还说不要单独骑马驰骋,轻易离开皇宫;不要频繁临幸宦官居所、乘船游湖;不要沉湎于养鹰犬拉弓射箭;不要接受内侍进献的饮食。疏呈送上去后,武宗回答知道了。先前,孝宗陵墓完工,刘健等即要求开御前讲席。武宗起初勉强答应,后来多次以朝见两宫太后停讲,或者说要骑马出行。刘健等对武宗进谏恳切至极。八月,武宗已经大婚,刘健等又请开讲,武宗下令等到九月,到期又命停午讲。刘健等拿先帝故例,要求每日二次进讲,力争没有结果。

当时,刘健等恳切地上疏劝谏多次,而由于武宗亲近小人,终究没有改变。不久派宦官崔杲等监督织造,求盐一万二千引。主管部门就此事上奏,给事中陶谐、徐昂,御史杜..、邵清、杨仪等先后进谏,刘健等也说不行。武宗召刘健等到暖阁面议,对武宗的许多责问,刘健等都给予恰当的回答,武宗见难不倒他们,最后严肃地说“:天下事哪能都是宦官所败坏,朝臣坏事的十有六七,先生辈也应明白这一点。”接着命崔杲所求的盐引如数发放。刘健等退下,第二次上奏章说不能这样。武宗自愧失言,就同意了刘健等所奏的。于是朝廷内外都高兴,认为武宗或许可以改过。

刘健等就谋划除掉“八党”,接连上奏章请求诛“八党”。言官也相互议论宦官罪状,刘健、谢迁及李东阳上的奏章很严厉。武宗派司礼到内阁说“:朕已改过了,那就为朕赦免他们。”刘健等说:“他们得罪祖宗,不是陛下能赦免的。”又上言说“:君王对于小人,不了解而误用,天下尚且希望君王了解后而除掉。了解了而不去掉则小人更加放肆,君子更加危险,以至于纷乱不停,况且邪正不可并立,现在举朝要除去这几个人,陛下又知道他们的罪行而留其在左右,不仅仅朝臣疑虑恐惧,这几人自己也不会安心。上下猜疑,朝廷的内外不合,祸乱就由此而起。”武宗不听。刘健等以辞职为挟进行谏争。刘瑾等八人十分窘迫,相对哭泣。而尚书韩文等又上疏,于是武宗命司礼王岳等到内阁商议,一天来三次,想将刘瑾等安置在南京。谢迁想就此诛杀刘瑾等,刘健推开几案哭着说:“先帝临终前,拉着我的手,将国家大事托付,现在土未干,而让此辈败坏到这种地步,臣死有何脸面见先帝!”刘健声色俱厉。王岳向来刚正疾恶,慨然说:“内阁议论得对。”宦官范亨、徐智等也这样认为。这天晚上,刘瑾八人更加着急,围绕在武宗面前哭。武宗发怒,立即将王岳等抓进诏狱,而刘健等不知道,正依仗王岳做内应。第二天,韩文倡导九卿伏阙再三谏争,刘健迎面碰着说:“事快要成了,公等只管坚持。”顷刻事情大变,八人都宽恕不问罪,而刘瑾执掌司礼。刘健、谢迁于是要求辞职,武宗赐敕书提供车马食宿,按照旧例付给月粮及每年的役工。

刘健退职以后,刘瑾还怀恨不已。第二年三月十日,拟诏列五十三人为奸党,以刘健为首,贴在朝堂。又过二年,削去刘健的官籍,贬为百姓,追回诰命文书。刘瑾被诛杀后,刘健恢复官职,后退休。后来听说武宗几次出巡游玩,总是叹息不进食,他说:“我有负先帝。”世宗即位,命官员送敕慰问,将刘健与司马光、文彦博相比,赏赐有加。到刘健年近九十岁,世宗诏令巡抚大臣到他府第送束帛、活羊、上等醇酒,封其孙子刘成学为中书舍人。嘉靖五年(1526)去世,终年九十四岁。留上数千言的遗表,鼓励世宗修身勤学,亲贤远佞。世宗惊悸悲痛,赏赐很重,追赠太师,谥号文靖。

刘健气度威严,以身作则。退朝后,同事私下晋见,他不说一句话。许进一伙要推荐焦芳进入吏部,刘健说:“老夫不久归田,这个座位将为焦芳所有,恐怕诸公都要受其所害了。”后来七人果为焦芳所排挤。李东阳用诗文引导后来人,海内人士都击掌谈论文学,刘健好像没听见,独教人研究经学,寻求性理的根源。其事业光明伟大,在明朝辅臣中很少有人可以与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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