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文章简陋，史官的职务因丧乱而废除，传记小说多失传，所以事迹不完善，谣传谬误混杂。至于英雄豪杰奋起，决战胜败、国家兴亡之际，不可能没有谋臣之略，辩士之论，而文章未能发现，以至于泯灭不能传于后世。然而唯独张承业的事迹为人们眼见耳闻，至今老年人还能述说。他的议论是很杰出的，那不是一般宦者的言论啊。

自古以来宦官乱国，根源在于女祸。女，色而已；但宦官的害处就多了。他们因服侍皇帝而办事方便，他们的心也专横而残忍。能以小事使皇帝高兴，小信用笼络皇帝的心，使皇帝对宦官信任亲近。待其已信，然后用祸福来挟持皇帝。虽然有忠臣能臣布满朝廷，而皇帝以为与自己疏远，不如起居饮食、服侍左右的宦官亲近可靠。因而皇帝往往对宦官日益亲近，对忠臣学士日益疏远，皇帝也就日益孤立。势孤，惧祸之心更重，宦官挟持更牢固，皇帝的安危取决于宦官的喜怒，祸患埋伏在帐内门内，本来认为可以依靠的，却成了祸患。等到发现祸患深重，想与大臣们商量对策已晚了，祸患愈来愈深，事急了宦官挟皇帝做人质，虽然有聪明的皇帝但无人与他谋划，有谋划也无法施行，施行了也不能成功，甚至造成两败俱伤。大者亡国，次者亡身，若遇到奸雄借机而起，尽杀宦官以快天下之心罢了。历代史书所载宦官之祸常常是如此了结，并非一代的事情。那些当皇帝的人，也不是想养祸于内而疏忠臣于外，而是日益增多的弊病造成的。关于女色的诱惑，最不幸的是不容易觉悟，等到大祸临头，倘若能一旦觉醒，立即去掉还来得及。宦官之祸，虽然想悔悟，却有去不掉之势，唐昭宗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说“：此患比女祸危害更大。”就是这个道理。能不鉴诫吗？昭宗信任亲近宦官，因此有东宫之被幽禁。出来后与崔胤图谋杀宦官，胤是宰相，自觉力不能为，去召梁兵，梁兵快到了，宦官挟天子逃奔到岐，梁兵包围三年，昭宗虽然出来了，然而唐朝终于灭亡。

起初，昭宗出来后，梁王杀尽宫内宦官第五可范等七百多人，逃在外的宦官，下诏天下捕杀，但诸镇多藏匿而不杀。当时藩镇割据，多用宦官办事，吴越最多。庄宗立，下诏天下访求故唐时宦官送京城，得数百人，宦官重新用事，直至灭亡。这和使用已经翻倒的车子而履其辙有什么不同呢？实在可悲啊！

庄宗未灭梁时承业已死。后来居翰虽然当枢密使但不管事。宣徽使马绍宏赐姓李，颇受信用。然而用诬告杀害大臣，收贿赂，专威福，取怨天下者是左右亲近的宦官啊！那时，明宗从镇州入京朝见，庄宗怀疑他有异志，暗派绍宏观察他的动静，绍宏反而把实情告诉明宗。明宗在魏反，天下人都知道祸乱起于魏，哪里知道引起明宗造反的起因是绍宏造成的呢？郭崇韬已破蜀，庄宗听信宦官的话而怀疑他。然而崇韬的死，庄宗不知道，都是宦官所为。这时唐的精兵都在蜀，假若崇韬不死，明宗入洛，能无西顾之患？哪里能安然的取而代之呢？明宗立，又下诏天下捕宦官杀尽。宦官逃亡山谷，多削发为僧。逃到太原的七十多人，都被捕到都亭驿杀掉，血流满庭。

明宗晚年多病，王淑妃专制内廷，又干预政治，宦官孟汉琼因而用事。秦王入宫探望明宗病情，出去后听到哭声，认为皇帝已死，谋划率兵入宫是害怕自己不能即位。大臣朱弘昭等人正在商议此事，未决，汉琼迅速入见明宗，说秦王造反，立即派兵诛杀，陷秦王以大恶之罪名，明宗也因此饮恨而死。后来愍帝逃奔卫州，汉琼西迎废帝于路，废帝厌恶而杀掉他。

唉！人在安乐的情况下，自己不是圣哲，时间长了不可能不骄奢怠惰。宦官、女祸都不是一日之事，必乘人骄惰而慢慢渗入。明宗不是怠惰的君主，为什么也会有宦祸呢？是因为在位时又老又病造成的。其他的多是武人崛起，后继者年龄小寿命短，所以宦官还来不及有所作为。造成大祸的就这几件事。唯独承业的论议伟然可爱，特别是居翰更改一字而活千人。君子对人，有善事，都要采纳。我对这两人是取其善而戒其恶，这叫作“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啊”。所以把他们的祸败善恶突出的方面都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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