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兢是汴州浚仪县人。从小很有抱负,同时精通经学和史学,他的正直很少人比得上。他只和魏元忠、朱敬则交朋友,这两人当了宰相,推荐吴兢的才华能写国史,诏命在史馆任职,写国史。后升任右拾遗内供奉。

神龙年间,调任右补阙。节闵太子之乱,奸臣诬陷安国相王参与了阴谋,朝廷大惊。吴兢上奏说:“文明年以来,帝业一脉相承。皇上复位,加恩于亲人,皇上和相王是兄弟,骨肉情深。现奸臣日夜谋划,定要把他杀死。相王仁慈孝顺,遭受苦难悲伤,和皇上相依为命,认为自己和皇上情同手足。如相信奸臣,把他杀死,会有损皇上的仁德,使天下人失望。杀死骨肉,一意孤行,让人寒心。历来杀死骨肉,任用不同姓的人,没有不灭亡的。秦朝任用赵高,汉朝任用王莽,晋朝自杀骨肉,隋朝猜疑儿子和弟弟,都天下大乱,前车已倾覆,怎能还走它的老路?何况树根朽烂树叶就会干枯,河源枯竭河水就会断流。儿子兄弟就是国家的树根和河源,怎能杀死他们呢?现皇家子孙,死得差不多了。皇上登基四年来,一个儿子起兵被杀,一个儿子因罪贬到远方,只有相王早晚陪伴。‘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的歌谣‘,苍蝇间黑白,谗巧令亲疏’的诗篇,不能不引人深思。希望皇上能保全兄弟情谊,安慰被谗言诬陷的弟弟,这是国家的万幸!”

他多次升官后任起居郎,和刘子玄、徐坚等人同职。唐玄宗刚即位,收回了权力,对事务敢于决断,百官畏惧佩服。

吴兢怕皇帝果断但不细致,就上奏说:“自古以来臣子不劝谏国家就危险,但劝谏自己又危险。我领皇上给的俸禄,不敢躲避自己的危险。现看见上奏的人,说得可取,只赏绸缎罢了,没有受接见、被提拔;说得不合心意,就在朝廷上受杖刑,贬职回乡、或者死在流放处。

因此臣子不敢劝谏。古代君主设有诽谤木,想知道自己的过失。现在的上奏就是古代的诽谤木。如果他说得对,当然对国家有利;即使他说得不对,也对国家无害。皇上为什么要立即予以处罚流放,来堵住直言劝谏呢?舆论相传,都认为奇怪,汉高祖赦免了周昌说他是夏桀、商纣王的指责,晋武帝接受了刘毅说他是汉代恒、灵帝的批评,何况皇上的胸怀宽广,难道不能容纳这些狂放和耿直的话吗?皇上处于至尊无上的地位,掌握了臣下生死的权力,这威严够可怕了。

敞开胸怀,听取劝谏,臣子还害怕不敢全说,为什么还治他们的罪呢?皇上如有过失,臣民一定能知道。所以郑国想毁掉乡校,子产不答应。皇上刚即位,还有褚无量、张廷王圭、韩思复、辛替否、柳泽、袁楚客等人多次上奏争论朝政利弊。自从近来呈上奏章的人,常常被治罪,劝谏的人立刻减少了。这与喜鹊窝被弄翻凤凰就不来了,道理是一样的。我确实害怕全国正直的人都不敢直言,迎合邪恶,只求活命,不再能保全节操不顾性命,使皇上不能行正道了。

“皇帝的美德,没有比接受劝谏更重要的,所以前人说:‘木材经过墨线测量加工后就是直材,皇帝听从劝谏就是圣王。’又说‘:朝廷里有劝谏,就好比头发有梳子,山林中有猛虎,就没人敢采野菜。’忠直劝谏的益处就像这里所说的。

自古以来好的君主,只担心不能听说自己的过失,所以尧设有谏鼓,禹听直言下拜。不好的君主,自认为英明,拒绝劝谏残害忠臣,夏桀杀死关龙逢因而被商汤王灭亡,商纣王杀死了王子比干因而被周朝消灭,这都是证明。用古代治国的好办法治国没有治理不好的。用古代亡国之君的办法治国没有不灭亡的。人要害病了,一定会先不想吃鱼和肉;国家将要灭亡,必定先不认为忠言直谏好。啊,古人都很重视这呀!隋炀帝骄傲自大,认为尧、舜赶不上自己,忌讳劝谏,就说:‘有劝谏我的,当场不杀,以后也一定要杀死他。’重臣苏威想劝谏,不敢开口,在五月初五献上了《古文尚书》,隋炀帝说是讥讽自己,立刻将他免职。萧蠫劝不要征辽,被贬出京城任河池郡太守。董纯劝不要去江都,被关到狱中杀死了。

从此正直的臣子,都离开了朝廷,朝外虽然出了事,朝中大臣都不敢说,隋炀帝就不知道。后自己被人杀死,子孙都灭绝了,被天下人嘲笑。太宗皇帝喜欢劝谏,当时有魏征、王王圭、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冯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都因直言,被任命为重臣。他曾对宰相说‘:认识自己是难事,就像作家巧匠,认为自己不错,如让更高明的人来评论,那么短处都看出来了。国家事务繁多,一个人了解判断,虽然很尽心尽力,也不能都做好。现魏征随时劝谏,多数说中了我的过失,就像镜子照脸,好坏都看出来了。’在那时候,有对朝政有益处的上奏,他都贴到卧室的墙上,坐着躺着都看,即使是错误和不合心意的,也不认为忤逆。

因此朝外的事情都能知道,刑罚几乎不用了,礼义盛行全国。皇上为什么不遵从这办法,在圣明祖先之后再建盛世呢?

凭一个人的智慧,总管全国的政务,情况难以全部了解,考虑不能非常周全,皇上的用意不能被臣子全理解,下面的情况可能没反映上来。只有虚心纳谏,多看多听,让不外露的人不隐瞒、远处的人不觉得说话困难,这就是人们说的‘打开四边的门、睁开四边的眼睛’。对那些敢于直说,用正道劝谏,不怕被处死的臣下,应特别给予恩宠荣耀,破格提拔,那么即使以前有过失,今后也能弥补了。”

不久他因给母亲守丧离职。守丧期满,自称写史书有了头绪,家穷不能供应纸和笔,请求给一点俸禄来完成剩余的工作。皇帝下诏封为谏议大夫,又写国史。唐睿宗去世了,皇帝实录留在洛阳,有诏命吴兢乘驿车取回放进灵柩中去。

他又因父亲去世离职,宰相张说任命赵冬曦取代他。守丧期满,任太子左庶子。

开元十三年(725),皇帝东行去泰山封禅,路上多次打猎取乐。吴兢进谏说:“将登泰山感谢天地的保佑,不应追猎野兽,怕出危险。”皇帝听从了。第二年六月,起了大风,有诏要百官论吉凶所在,吴兢上奏说“:从春天以来,久旱不下雨,到六月十二日,大风拔起树木,毁坏住户房屋。传中说:‘不用敬德,有旱灾。君臣隔绝,庶子超越本分,阴侵入到阳里,那么就有旱灾发生。’又说‘:国政不当仁德不显,大风就毁屋拔树。’风是阴类,是大臣的象征。恐怕皇上亲信有奸臣专权,有算计皇上的阴谋。我听说很多君主的过失,都由于权力交给了臣下,因此人们说‘:帝王把权力给别人,就像倒拿太阿剑,把剑柄给了别人。’上天降下灾害,是想使皇上醒悟,希望深入考察天气的变化,杜绝引起这变化的问题的发展。

皇上在武则天皇后、中宗皇帝动乱之后执政,仓库不充实,不必要的官还很多,住户人口流失,政令不一致,贿赂风行,钻营者更多了。这些弊政没改变,是皇上执政的缺陷,我为此非常担忧。希望贬谪奸臣,不出去游玩,将多余的宫女放出皇宫,削减不急用的马匹,选贤举能,慎用刑罚,不用谗佞者,而用正直臣,即使有天旱刮风的变化,也不会成为圣明仁德的忧虑。”

当初,吴兢在长安、景龙年间任史官,当时武三思、张易之等人主管修史,史官多阿谀权贵讨好佞臣,编造吹捧,记事多不真实。吴兢不满意,私下撰写《唐书》、《唐春秋》,没写完。到这时,求官职领俸禄买纸笔,想能把书写成。有诏命吴兢等到史馆里去写。升任长垣县男爵。一段时间以后,因被判记事不恰当,贬任荆州司马,他将史书草稿带着赴任。

萧嵩主管编史书后,上奏派使者到吴兢那里去拿书槁,得到了六十多篇。

多次升官后任洪州刺史,因受牵连贬为舒州刺史。天宝初年,进京任恒王傅。虽然年老体衰背驼得厉害,心里还想再任史官。李林甫嫌他衰老,不任用他。后去世了,享年八十岁。

吴兢记事简要详备,被称为良史。

晚年略有简略和错误,当时人认为过简。

他最初和刘子玄编撰《武后实录》,记张昌宗引诱张说为魏元忠事作伪证,写道“张说已同意了,靠宋瞡等人拦着苦劝,才改变主意进忠言,不这样,皇族就危险了”。后来张说任宰相,看了这话,心里不高兴,知道是吴兢写的,就乘便假装对他说“:刘子玄记魏齐公的事,一点不顾我的面子,怎么办呢?”吴兢说:“刘子玄已去世了,不能在土里受冤枉。那是我写的,草稿还在。”听说的人都赞叹他的耿直。张说多次凭感情请求他改写,他推辞说:“照顾您的私情那叫什么实录呢?”终于没改。当时人称他为当代的董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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