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献之,博陵饶陽人。少时失去父母,十分贫困,却十分喜欢《诗经》、《左传》,曾经在渤海程玄那里读书受业,便博览群书。看到名家、法家之言,掩书讥笑说:“假使杨墨之流不写此书,千年之后谁人知道他们是如此之渺小呢?”他曾经对其亲人说:“看屈原《离騷》之作,自觉他是狂人,他死固然很合适,有什么可痛惜的!我常说涤缨洗耳,有异人形迹;食糟啜酉离,有同物节志。而孔子说:‘我却与此不同,遇事无可无不可。’此言太对,正合我心。”

当时有人跟随刘献之问学,刘献之就对他说:“为人立身,虽然百行异途,但按照四科而论,应当以德行为第一位。君如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让,便足不出户,就可知名天下。如不能这样,即使刺股读书,负笈从师,也只能做到博闻多识,只不过能做些土龙求雨,眩惑将来的事,这对于立身之道有何益处?孔门之徒,当初也不明此理,看见皋鱼叹无亲可奉,方才归而养亲。嗟叹先达,可曾自觉悟此为晚!学费束修来之不易,我受之也难,故吐心腹之意,你们三思。”从此以后,天下求学的人无不高仰其行义却很少登门造访。

刘献之擅长《春秋》、《毛诗》,每次讲解《左氏传》,讲完隐公八年的事情便停止了,说义例已讲完,不用再往下讲,因此弟子不能穷尽其说。后来本郡推举孝廉,这本不是他所爱做的事,人们逼他应举,只好应命,到了京师,便自称有病,还归本郡。高祖到中山,诏书征拜他为典内校书,献之仰天长叹说:“我不如庄周尚能为散木远矣!一次就够了,怎么能再来一次呢?”称病坚决推辞。当时中山张吾贵与刘献之齐名,海内人士称他们为儒家宗师。张吾贵每一次讲唱经书,门徒都达数千人,其中德行学业可以称许的很少。刘献之著录,参与的数百人罢了,都是通经的人。于是有见识的人便辨别二人优劣。魏朝紧接丧乱之后立朝,《五经》大义虽然都有师讲说,但天下学生还有很多疑难问题,这些疑难都由刘献之裁决。六艺的文字,他虽然没有全注,但他所标出的意旨,与旧的意义很不相同,刘献之撰《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注毛诗序义》一卷,现在流行于世,加上《章句疏》三卷。注《涅..经》未完便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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