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苏轼放了主考,因为安石常劝神宗,独断专任,他便出了个策题,是“晋武平吴,独断而胜;苻坚伐晋,独断而亡。
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之子而败,事同功异。“命考生各抒意见。安石知道,大觉大怒!暗令御史谢景蕴,诬奏苏轼,从前丁忧回西蜀时,沿途乘舟载货,商贩牟利。诏旨经过各处地方捕拿篙工舟子讯问,毫无影响。苏轼自请外调,乃命通判杭州。到了熙宁七年,天气亢旱。从去年七月,至今四月不雨。
神宗不胜忧虑!召见宰相,欲将不好的法度,尽行停办。安石道:“水旱偏灾,乃是常有的事,只要略修人事便了。”神宗蹙然道:“朕正恐人事未修,所以如此。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嗟怨,自近臣以及后族,无不说是弊政,看来不如罢免为是。”参政冯京,亦应声道:“臣亦闻有怨声。”安石愤然道:“士大夫不得逞志,所以訾议新法。冯京独闻怨言,便是与若辈交通往来,否则臣怎么没有闻知呢?”神宗默然。安石、冯京,各各挟恨而退。
未几,神宗即下诏求直言。诏中痛责自己,语甚沉痛,相传为翰林学士韩维手笔。这道诏书传出去,有个福州人郑侠,本为安石所提拔,新由广州司法参军任满入京,升为监安上门,先去面见安石,力陈新法不便。安石不理。现在见了求言诏书,便把沿途所见百姓困苦情形,画成十二幅《流民图》,连同一道请罢新政的奏章呈上去。岂知门上閤早已得了消息,不肯递进,退了回来。郑侠无法,只得假说有紧急秘密军情,发马递送到银台司,转达御前。
神宗拆开观看,见是十二幅《流民图》,另外有个夹片,上面写道: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麦苗焦槁,五种不入,群情惧死。
方春斩伐,竭泽而渔,草木鱼鳖,亦莫生遂。灾患之来,莫之或御。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冀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今台谏充位,左右辅弼,又皆贪猥近利,使夫抱道怀识之士,皆不欲与之官。
陛下以爵禄名器,驾驭天下忠贤,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庙社稷之福也。窃闻南征北伐者,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遑遑不给之状上闻者,臣谨以逐日所见,绘成一图,但经眼目,巳可涕泣,而况有甚于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闻毕,已觉侧然!又打开图来看时,画的都是东北一带正遇荒年,再加上追呼紧急,一班百姓在风沙困顿之中,扶老携幼,奔走号哭。有的一身疮疡,面黄肌瘦;有的身上衣服,七零八落;甚至裹些芦席稻草;有的在那里掘草根树皮,当饭充饥;有的带着脚镣手铐,还有几个差役,恶狠狠的赶着乱打;有的拆下自己住屋的木石材料来卖了偿还官帐。郑侠的画法,本来传神维肖,直将那些流民呼天不应的神情,绘得活现纸上,就是铁石人看了,也要流泪,何况神宗原是爱民的皇帝,当下翻来覆去,把画图看了又看,不住的短叹长吁。看完了,将图卷好,收在袖内,带进宫去,这一夜哪里还合得眼!
次日黎明,特颁谕旨,命开封府,酌收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卫裁减熙河兵额,诸州体恤民难,青苗免役,权息追比,方田保甲,并行罢免。这诏一下,百姓尽皆欢呼相废,那上天却也奇怪,顷刻间兴云布雾,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大雨顷盆而下,农田一齐沾足。宰相等都进朝叩贺;神宗便把郑侠的《流民图》,取出与观,并责问他们为什么不早来奏报。群臣没有话说,只是免冠叩头。
王安石又施出老法子来,连章求去。一班狐群狗党,知道神宗忽然有这番举动,都是郑侠弄出来的,莫不咬牙切齿,把他痛骂。曾布想了一会道:“我们在背后骂他,有甚用处。他擅发报马,应该有罪,何不借此处治他,以泄愤恨呢?”众人同声称是。安石忙下剳子,将郑侠拿交御史治罪。一面由吕惠卿、邓绾进宫,向神宗说道:“陛下废寝忘餐,宵旰勤劳,创行新法,何等艰难,如今听了一个狂妄无知的人将前功尽行废弃,岂不可惜么?”说着,都向着神宗哭泣起来。神宗见二人哭得可怜,心中不忍,忙安慰他们道:“这新法是朕排除异论,竭力施行,好容易才有这个样子,岂肯废止。朕不过暂时缓行罢了。你们既有爱国之心,可赶紧办去,第一叫王安石不要求去才好。”吕惠卿道:“陛下仍行新法,安石自然不去。”说罢,告辞而出。
从此,非但新法仍旧举行,吕惠卿和王安石,又想出一法,名为“手实法”,比免役钱更加骚扰百倍。几百物件,都由宫中定了价钱,然后令人民将家中所有的田地房产,资财货物,以及牲口等项,都照价计算,自去报官。若是生财物件,比自用物件加五倍计算,有敢隐匿的,许人告发,以三分之一充赏。
报告的款式,都由宫中印好,只要去领来填写。一县之中,挨门逐户,都报齐了,然后由县官按照价值,定列高下,分为五等,通盘计算,把这一县应缴的役钱,按数摊派。这样一来,就可以使百姓无可躲闪了。奏入,奉旨照行。从此非但尺椽寸土,都搜刮干净,便是一只鸡,一只狗,也不敢隐瞒。
试想那些小民还能存活么?吕惠卿的条陈,本来说灾荒五分以上的地方,不在其列。那荆湖按察使蒲宗盂上言道:“这种良法,何必等到丰年方才施行。请旨饬下有司,不问丰凶,即日照行。”因此,民更不聊生了。可怜四海骚扰到这个样子,宫禁内外,莫不知道,只瞒着神宗一人。
这日,神宗到太皇太后宫中问安,太皇太后乘间说道:“祖宗法度,不宜轻改。从前先帝在日,我有闻必告,先帝无不察行。今亦当效法先帝,以免祸乱。”神宗道:“现在并无它事。”太皇太后道:“免役、青苗诸法,民间很感痛苦,何不罢除。”神宗道:“这是利民,并非苦民。”太皇太后道:“恐未必然,我闻各种新法,作自王安石。安石虽有才学,但违民行政,终致民怨。如果爱惜安石,不如暂令外调,较可保全。”神宗道:“群臣中惟安石一人能任国事,不应令去。”
太皇太后还思驳斥,忽有一人入言道:“太皇太后的慈训,确是至言。皇上不可不思。”神宗视之,乃是胞弟昌王颢,不禁怒道:“是朕败坏国事么?它日待汝自为可好?”昌王不禁涕泣道:“国事不妨共议,颢并不敢有异心,何至猜嫌若此。”太皇太后亦为不欢,神宗自去。过了几日,神宗又复入谒。
太皇太后流涕道:“安石必乱天下,奈何?”神宗方道:“且俟择人代相,把他外调便了。”安石自郑侠上疏,已求去位,现在得了这个风声,求退益力。神宗乃令荐贤自代,安石荐了两个人,一个是韩绛,一个是吕惠卿。神宗遂令安石出知江宁府,命韩绛同平章事,吕惠卿参知政事。韩、吕两人都是安石一党,自然谨守安石的成法,绝不改变。时人号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两人听了,非但不恼,反觉得意。
郑侠见国事日非,辅臣益坏,更加激动忠愤,取唐朝宰相数人,分为两编,汇呈进去。如魏征、姚崇、宋璟,称为正人君子;李林甫、卢杞等,称为邪曲小人;又以冯京比君子,吕惠卿比小人。那吕惠卿得了消息,如何不气,遂参劾郑侠,讪谤朝廷,以大不敬论。御史张璪,也迎合吕惠卿,刻奏冯京与郑侠交通有迹。郑侠因此获罪,罢谪英州;冯京亦罢参政,出知毫州。安石弟安国,任秘阁校理,素与安石意见不合,亦斥吕惠卿为佞人,也坐与郑侠交结,放归田里。
吕惠卿本是个狡猾小人,与韩绛在中书处,互相嫉妒,时常因事争执,又因自己已为辅臣,地位稳固,惟恐安石再来,处处想谋害安石,凡可以杜绝他来路的法儿,莫不做到。却巧蜀人李士宁,自言能知人休咎,且与安石有旧交,竟要借此兴狱。幸赖韩绛暗里维护安石,从中阻挠,将士宁杖流永州,连坐颇众。韩绛恐吕惠卿先发制人,连忙密请神宗,再用安石。
神宗亦复记念安石,即召他入朝。安石奉诏倍道前进,七日入京,晋见神宗。神宗见面,便问一年来卿有何著?安石忙将注释的《诗经》、《书经》、《周礼》,呈上奏道:“臣奉命设经义局,督同吕惠卿及臣子王雱,加紧撰述,现在先成了三部,请陛下御览。”神宗略看了一看,下诏颁布天下学宫,名为“三经新义”,以后士子应试,都要以此为主,不许再有杂说;又奖叙著述之功,加安石左仆射,吕惠卿给事中,王雱龙图阁直学士。王雱因是现任首相之子,不得不假意推辞,奏章上去,吕惠卿在旁劝神宗批准。
原来王雱为人,阴险刻薄,比安石更甚。却很有才气,十几岁上,已是著书立说,动笔万言。因见父亲所用的都是少年新进,屡次想出来做官。安石因为是自己的儿子,不便推荐,想把名气弄大,由神宗召用。王雱急于出仕,如何耐得,求着父亲,说是经筵一职,与政治无关,可以做得。安石便荐为崇政殿说书,后来又兼了经义局修撰,好容易修成了书,满拟可以青云直上,岂知又为惠卿所阻。安石父子,直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把个吕惠卿恨如切骨,没有一刻不图报复。恰巧御史蔡承禧,参劾惠卿,欺君玩法,立党行奸。惠卿居家等候消息。王雱趁此机会,暗唆中丞邓绾,再上一本,把惠卿挤倒。
那邓绾因为安石罢职的时候,曾经附和惠卿,深恐安石怀恨,正要找件事情见好于他。遂即想出一个贪赃枉法的大题目上了一本,说惠卿之弟,强借秀州华亭富民钱五百万缗,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买田均分。这本一上,立刻拿交刑部审讯,一时却找不出什么真实证据,先将惠卿出知陈州。三司使章惇,也由邓绾劾他与惠卿同恶相济,出知潮州。那华亭县张若济与惠卿之弟押在监狱。过了一年,王雱深恐日久生变,瞒着安石,与门客吕嘉问、练亨甫商了一计,将这案件,夹杂在安石划过行的别样公事内,送到刑狱里去。安石还困在鼓里,衙门中的书吏,有和惠卿联络的,忙写信知照惠卿。惠卿捏着这个错处,如何还肯放过?上书直达朝廷,说安石一件事如此,其余可知,请治以矫命罔上之罪。
次日早朝,神宗将这道奏疏递与观看,安石力陈冤枉,退朝回家,心内总有些疑惑。便叫王雱前来细问,王雱不能隐瞒,才将实情吐出。安石不免埋怨他一番,并说我一世的名誉,为你丧尽了。王雱盛年负气,性子甚是躁急,受了安石的埋怨,这一气如何禁受得住!因此终日爵闷,不久生了背疽,医治不愈而死。从此,神宗也觉得安石行为不甚正当,恩眷渐衰。还有个不识起倒的邓绾,深恐安石去了自己没有靠山。上言安石功高,朝廷应该录用他的儿子女婿,并赐第京师。神宗就将这奏章,交于安石观看。安石一时下不来台,只得奏道:“邓绾身为风宪大臣,反替宰相乞求恩典,未免有伤国体,请陛下重治其罪,以肃官箴。”神宗遂将邓绾贬知虢州。
安石经此一事,心内愈觉不安,又因悲痛儿子,举动改常,连疏求去。神宗亦即准奏,以使相判江宁府,寻改集禧观使。
安石到了江宁,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福建子”乃是指吕惠卿的,有时且直言惠卿误我。惠卿再讦告安石,并附呈安石私书,有“无令上知”、“无令齐年知”等语。神宗察知“齐年”二字,乃指冯京而言。京与安石同年,故称齐年。神宗遂以冯京为贤,召知枢密院事。又因安石女夫吴充,素来中立,不附安石,擢同平章事,王圭亦由参政同升。吴充请召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又荐孙觉、李常、程显,神宗依奏召用,独知湖州苏轼,为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所劾,有诏逮苏轼入都,下付台狱。那苏轼因何得罪呢?原来他自杭徙徐,由徐徙湖,平居无事,常常借着吟诗,讽刺朝政。尝《咏青苗》道: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课吏》道: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水利》道: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盐禁》道: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这数首诗传诵一时,李定、舒亶遂藉端进谗,坐他诽谤不敬之罪,意欲置之死地。太皇太后适在病中,神宗入内问安。
太皇太后道:“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常欣慰道:”我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因赋下狱,莫非有人中伤他么?且文人咏诗,乃是恒情,若必毛举细故,罗织成罪,亦非人君慎狱怜才之意,理应熟察为是。“神宗连连答应。吴充也替苏轼力辩。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亦谏道:”自古以来,宽仁大度的君主,不以言语罪人。轼具有文才,自以为爵禄可以立致。今碌碌如此,不无怨望,所以托为讽咏,自写牢骚。一旦逮狱加罪,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神宗道:”朕原不欲深谴,当为卿贷其罪名。但轼已激成众怒,恐卿为之辩白,他人反欲害卿。卿勿漏言,朕即有后命。“
同平章事王珪,闻神宗有赦轼之意,又举轼《咏桧》诗,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二语,说他确有不臣之心,非严谴不足示惩。神宗道:“轼自咏桧,何预朕事。卿等勿吹毛求疵。”舒亶又奏称驸马都尉王诜辈,与轼交通声气,居然朋比。还有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托名老成正士,实与轼同一举动,隐想联络,均非严办不可。神宗不从,但谪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轼弟辙与王诜,皆连坐落职。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俱罚铜。
苏轼出狱赴黄州,豪旷不异昔日,常手执竹杖,足踏芒鞋,与田父野老优游山水之间,且就东坡筑室居住,自称东坡居士。
每有宴会,谈笔不倦,时或醉墨淋漓,随吟随书。人有所乞,绝无吝啬。虽供侍的营妓,索题索书,亦无不应,因此文名益盛。神宗以轼多才,拟再起用,终为王珪等所阻。一日视朝,语王珪、蔡确道:“国史关系,极为重大,应召苏轼入京,令他纂修,方见润色。”王珪奏道:“轼有重罪,不宜再召。”
神宗道:“既不召轼,且用曾巩。”乃命曾巩为史馆修撰。曾巩进太祖总论,神宗尚不惬意,遂手诏移苏轼汝州,诏中有“苏轼黜居思咎,岁月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等语。苏轼受诏后,上书自陈:“贫士饥寒,惟有薄田数亩;坐落常州,乞恩准徙常,赐臣余年。实出天恩。”神宗立即报可,苏轼乃至常州居住。元丰二年,太皇太后忽然生病,神宗连忙召医诊治,亲自入侍,衣不解带的至匝旬之久,尚未见愈。
不知太皇太后能痊愈否?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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