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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他一个人,他忽然觉得屋子非常的大了,空洞得甚至于有点可怕。屋中原来就什么也没有,现在显着特别的空虚,仿佛丢失了些什么东西。他闭上了眼。他舒服了一些。在他的心中,地上还是躺着那个中年人,墙角还坐着那一对青年男女。有了他们,他觉得有了些倚靠。他细细的想他们的声音,相貌,与遭遇。由这个,他想到那个男青年的将来――他将干什么去呢?是不是要去从军?还是……不管那个青年是干什么去,反正他已给了他最好的劝告。假若他的劝告被接受,那个青年就必定会象仲石那样去对付敌人。是的,敌人是传染病,仲石和一切的青年们都应当变成消毒剂!想到这里,他睁开了眼。屋子不那么空虚了,它还是那么小,那么牢固;它已不是一间小小的囚房,而是抵抗敌人,消灭敌人的发源地。敌人无缘无故的杀死那个中年人与美貌的姑娘,真的;可是只有那样的任意屠杀才会制造仇恨和激起报复。敌人作得很对!假若不是那样,凭他这个只会泡点茵陈酒,玩玩花草的书呆子,怎会和国家的兴亡发生了关系呢?

    他的心平了下去。他不再为敌人的残暴而动怒。这不是讲理的时候,而是看谁杀得过谁的时候了。不错,他的脚上是带着镣,他的牙已有好几个活动了,他的身体是被关在这间制造死亡的小屋里;可是,他的心里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充实过。身子被囚在小屋里,他的精神可是飞到历史中去,飞到中国一切作战的地方去。他手无寸铁,但是还有一口气。他已说服了一个青年,他将在这里等候着更多的人,用他的一口气坚强他们,鼓励他们,直到那口气被敌人打断。假若他还能活着走出去,他希望他的骨头将和敌人的碎在一处,象仲石那样!

    他忘记了他的诗,画,酒,花草,和他的身体,而只觉得他是那一口气。他甚至于觉得那间小屋很美丽。它是他自己的,也是许多人的,监牢,而也是个人的命运与国运的联系点。看着脚上的镣,摸着脸上的伤,他笑了。他决定吞食给他送来的饭团,好用它所给的一点养分去抵抗无情的鞭打。他须活着;活着才能再去死!他象已落在水里的人,抓住一块木头那样把希望全寄托给它。他不能,绝对不能,再想死。他以前并没有真的活着过;什么花呀草呀,那才真是象一把沙子,随手儿落出去。现在他才有了生命,这生命是真的,会流血,会疼痛,会把重如泰山的责任肩负起来。

    有五六天,他都没有受到审判。最初,他很着急;慑慢的,他看明白:审问与否,权在敌人,自己着急有什么用呢?他压下去他的怒气。从门缝送进一束稻草来,他把它垫在地上,没事儿就抽出一两根来,缠弄着玩。在草心里,他发现了一条小虫,他小心把虫放在地上,好象得到一个新朋友。虫老老实实的卧在那里,只把身儿蜷起一点。他看着它,想不出任何足以使虫更活泼,高兴,一点的办法。象道歉似的,他向虫低语:"你以为稻草里很安全,可是落在了我的手里!我从前也觉得很安全,可是我的一切不过是根稻草!别生气吧,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都一边儿大;不过,咱们若能保护自己,咱们的生命才更大一些!对不起,我惊动了你!可是,谁叫你信任稻草呢?"

    就是在捉住那个小虫的当天晚上,他被传去受审。审问的地方是在楼上。很大的一间屋子,象是课堂。屋里的灯光原来很暗,可是他刚刚进了屋门,极强的灯光忽然由对面射来,使他瞎了一会儿。他被拉到审判官的公案前,才又睁开眼;一眼就看见三个发着光的绿脸――它们都是化装过的。三个绿脸都不动,六只眼一齐凝视着他,象三只猫一齐看着个老鼠那样。忽然的,三个头一齐向前一探,一齐露出白牙来。

    他看着他们,没动一动。他是中国的诗人,向来不信"怪力乱神",更看不起玩小把戏。他觉得日本人的郑重其事玩把戏,是非常的可笑。他可是没有笑出来,因为他也佩服日本人的能和魔鬼一样真诚!

    把戏都表演过,中间坐的那个绿小鬼向左右微一点头,大概是暗示:"这是个厉害家伙!"他开始问,用生硬的中国语问:

    "你的是什么?"

    他脱口而出的要说:"我是个中国人!"可是,他控制住自己。他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不便因快意一时而招致皮骨的损伤。同时,他可也想不起别的,合适的答话。"你的是什么?"小鬼又问了一次。紧跟着,他说明了自己的意思:"你,共产党?"

    他摇了摇头。他很想俏皮的反问:"抗战的南京政府并不是共产党的!"可是,他又控制住了自己。

    左边的绿脸出了声:"八月一号,你的在那里?""在家里!"

    "在家作什么?"

    想了想:"不记得了!"

    左边的绿脸向右边的两张绿脸递过眼神:"这家伙厉害!"右边的绿脸把脖子伸出去,象一条蛇似的口里嘶嘶的响:"你!你要大大的打!"紧跟着,他收回脖子来,把右手一扬。

    他――钱老人――身后来了一阵风,皮鞭象烧红的铁条似的打在背上,他往前一栽,把头碰在桌子上。他不能再控制自己,他象怒了的虎似的大吼了一声。他的手按在桌子上:"打!打!我没的说!"

    三张绿脸都咬着牙微笑。他们享受那嗖嗖的鞭声与老人的怒吼。他们与他毫无仇恨,他们找不出他的犯罪行为,他们只愿意看他受刑,喜欢听他喊叫;他们的职业,宗教,与崇高的享受,就是毒打无辜的人。

    皮鞭象由机器管束着似的,均匀的,不间断的,老那么准确有力的抽打。慢慢的,老人只能哼了,象一匹折了腿的马那样往外吐气,眼珠子弩出多高。又挨了几鞭,他一阵恶心,昏了过去。

    醒过来,他仍旧是在那间小屋里。他口渴,可是没有水喝。他的背上的血已全定住,可是每一动弹,就好象有人撕扯那一条条的伤痕似的。他忍着渴,忍着痛,双肩靠在墙角上,好使他的背不至于紧靠住墙。他一阵阵的发昏。每一发昏,他就觉得他的生命象一些蒸气似的往外发散。他已不再去想什么,只在要昏过的时候呼着自己的名字。他已经不辨昼夜,忘了愤怒与怨恨,他只时时的呼叫自己,好象是提醒自己:"活下去!活下去!"这样,当他的生命象一股气儿往黑暗中飞腾的时候,就能远远的听见自己的呼唤而又退回来。他于是咬上牙,闭紧了眼,把那股气儿关在身中。生命的荡漾减少了他身上的苦痛;在半死的时候,他得到安静与解脱。可是,他不肯就这样释放了自己。他宁愿忍受苦痛,而紧紧的抓住生命。他须活下去,活下去!

    日本人的折磨人成了一种艺术。他们第二次传讯他的时候,是在一个晴美的下午。审官只有一个,穿着便衣。他坐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墙是淡绿色的;窗子都开着,阳光射进来,射在窗台上的一盆丹红的四季绣球上。他坐在一个小桌旁边,桌上铺着深绿色的绒毯,放着一个很古雅的小瓶,瓶中插着一枝秋花。瓶旁边,有两个小酒杯,与一瓶淡黄的酒。他手里拿着一卷中国古诗。

    当钱先生走进来的时候,他还看着那卷诗,仿佛他的心已随着诗飞到很远的地方,而忘了眼前的一切。及至老人已走近,他才一惊似的放下书,赶紧立起来。他连连的道歉,请"客人"坐下。他的中国话说得非常的流利,而且时时的转文。

    老人坐下。那个人口中连连的吸气,往杯中倒酒,倒好了,他先举起杯:"请!"老人一扬脖,把酒喝下去。那个人也饮干,又吸着气倒酒。干了第二杯,他笑着说:"都是一点误会,误会!请你不必介意!"

    "什么误会?"老人在两杯酒入肚之后,满身都发了热。他本想一言不发,可是酒力催着他开开口。

    日本人没正式的答复他,而只狡猾的一笑;又斟上酒。看老人把酒又喝下去,他才说话:"你会作诗?"

    老人微一闭眼,作为回答。

    "新诗?还是旧诗?"

    "新诗还没学会!"

    "好的很!我们日本人都喜欢旧诗!"

    老人想了想,才说:"中国人教会了你们作旧诗,新诗你们还没学了去!"

    日本人笑了,笑出了声。他举起杯来:"我们干一杯,表示日本与中国的同文化,共荣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我们差不多是同胞弟兄!"

    老人没有举杯。"兄弟?假若你们来杀戮我们,你我便是仇敌!兄弟?笑话!"

    "误会!误会!"那个人还笑着,笑得不甚自然。"他们乱来,连我都不尽满意他们!"

    "他们是谁?"

    "他们――"日本人转了转眼珠。"我是你的朋友!我愿意和你作最好的朋友,只要你肯接受我的善意的劝告!你看,你是老一辈的中国人,喝喝酒,吟吟诗。我最喜欢你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是不免乱来,可是他们也并不完全闭着眼瞎撞,他们不喜欢你们的青年人,那会作新诗和爱读新诗的青年人;这些人简直不很象中国人,他们受了英美人的欺骗,而反对日本。这极不聪明!日本的武力是天下无敌的,你们敢碰碰它,便是自取灭亡。因此,我虽拦不住他们动武,也劝不住你们的青年人反抗,可是我还立志多交中国朋友,象你这样的朋友。只要你我能推诚相见,我们便能慢慢的展开我们的势力与影响,把日华的关系弄好,成为真正相谅相助,共存共亡的益友!你愿意作什么?你说一声,没有办不到的!我有力量释放了你,叫你达到学优而仕的愿望!"多大半天,老人没有出声。

    "怎样?"日本人催问。"呕,我不应当催促你!真正的中国人是要慢条斯礼的!你慢慢去想一想吧?"

    "我不用想!愿意释放我,请快一点!"

    "放了你之后呢?"

    "我不答应任何条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你就不为我想一想?我凭白无故的放了你,怎么交代呢?"

    "那随你!我很爱我的命,可是更爱我的气节!""什么气节?我们并不想灭了中国!"

    "那么,打仗为了什么呢?"

    "那是误会!"

    "误会?就误会到底吧!除非历史都是说谎,有那么一天,咱们会晓得什么是误会!"

    "好吧!"日本人用手慢慢的摸了摸脸。他的右眼合成了一道细缝,而左眼睁着。"饿死事小,你说的,好,我饿一饿你再看吧!三天内,你将得不到任何吃食!"

    老人立了起来,头有点眩晕;扶住桌子,他定了神。日本人伸出手来,"我们握握手不好吗?"

    老人没任何表示,慢慢的往外走。已经走出屋门,他又被叫住:"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通知我,我愿意作你的朋友!"

    回到小屋中,他不愿再多想什么,只坚决的等着饥饿。是的,日本人的确会折磨人,打伤外面,还要惩罚内里。他反倒笑了。

    当晚,小屋里又来了三个犯人,全是三四十岁的男人。由他们的惊恐的神色,他晓得他们也都没有罪过;真正作了错事的人会很沉静的等待判决。他不愿问他们什么,而只低声的嘱咐他们:"你们要挺刑!你们认罪也死,不认罪也死,何苦多饶一面呢?用不着害怕,国亡了,你们应当受罪!挺着点,万一能挺过去,你们好知道报仇!"

    三天,没有他的东西吃。三天,那三个新来的人轮流着受刑,好象是打给他看。饥饿,疼痛,与眼前的血肉横飞,使他闭上眼,不出一声。他不愿死,但是死亡既来到,他也不便躲开。他始终不晓得到底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偏偏劝他投降,他气闷。可是,饿了三天之后,他的脑子更清楚了;他看清:不管日本人要干什么,反正他自己应当坚定!日本人说他有罪,他便是有罪,他须破着血肉去接取毒刑,日本人教他投降,他便是无罪,他破出生命保全自己的气节。把这个看清,他觉得事情非常的简单了,根本用不着气闷。他给自己设了个比喻:假若你遇见一只虎,你用不着和它讲情理,而须决定你自己敢和它去争斗不敢!不用思索虎为什么咬你,或不咬你,你应当设法还手打它!

    他想念他的小儿子,仲石。他更想不清楚为什么日本人始终不提起仲石来。莫非仲石并没有作了那件光荣的事?莫非冠晓荷所报告的是另一罪行?假若他真是为仲石的事而被捕,他会毫不迟疑的承认,而安心等着死刑。是的,他的确愿意保留着生命,去作些更有意义的事;可是,为了补充仲石的壮烈,他是不怕马上就死去的。日本人,可是,不提起仲石,而劝他投降。什么意思呢?莫非在日本人眼中,他根本就象个只会投降的人?这么一想,他发了怒。真的,他活了五十多岁,并没作出什么有益于国家与社会的事。可是,消极的,他也没作过任何对不起国家与社会的事。为什么日本人看他象汉奸呢?呕!呕!他想出来了:那山水画中的宽衣博带的人物,只会听琴看花的人物,不也就是对国事袖手旁观的人么?日本人当然喜欢他们。他们至多也不过会退隐到山林中去,"不食周粟";他们决不会和日本人拚命!"好!好!好!"他对自己说:"不管仲石作过还是没作过那件事,我自己应当作个和国家紧紧拴在一处的新人,去赎以前袖手旁观国事的罪过!我不是被国事连累上,而是因为自己偷闲取懒误了国事;我罪有应得!从今天起,我须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去保全性命,好把性命完全交给国家!"

    这样想清楚,虽然满身都是污垢和伤痕,他却觉得通体透明,象一块大的水晶。

    日本人可是并不因为他是块水晶而停止施刑;即使他是金钢钻,他们也要设法把他磨碎。

    他挺着,挺着,不哼一声。到忍受不了的时候,他喊:"打!打!我没的说!"他咬着牙,可是牙被敲掉。他晕死过去,他们用凉水喷他,使他再活过来。他们灌他凉水,整桶的灌,而后再教他吐出来。他们用杠子轧他的腿,甩火绒炙他的头。他忍着挺受。他的日子过得很慢,当他清醒的时候;他的日子过得很快,当他昏迷过去的工夫。他决定不屈服,他把生命象一口唾液似的,在要啐出去的时节,又吞咽下去。

    审问他的人几乎每次一换。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刑,问不同的话。他已不再操心去猜测到底他犯了什么罪。他看出来:假若他肯招认,他便是犯过一切的罪,随便承认一件,都可以教他身首分离。反之他若是决心挺下去,他便没犯任何罪,只是因不肯诬赖自己而受刑罢了。他也看明白:日本人也不一定准知道他犯了什么罪,可是既然把他捉来,就不便再随便放出去;随便打着他玩也是好的。猫不只捕鼠,有时候捉到一只美丽无辜的小鸟,也要玩弄好大半天!

    他的同屋的人,随来随走,他不记得一共有过多少人。他们走,是被释放了,还是被杀害了,他也无从知道。有时候,他昏迷过去好大半天;再睁眼,屋中已经又换了人。看着他的血肉模糊的样子,他们好象都不敢和他交谈。他可是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便鼓舞他们,教他们记住仇恨和准备报仇。这,好似成了他还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目的与使命。他已完全忘了自己,而只知道他是一个声音;只要有一口气,他就放出那个声音――不是哀号与求怜,而是教大家都挺起脊骨,竖起眉毛来的信号。

    到最后,他的力气已不能再支持他。他没有了苦痛,也没有了记忆;有好几天,他死去活来的昏迷不醒。

    在一天太阳已平西的时候,他苏醒过来。睁开眼,他看见一个很体面的人,站在屋中定睛看着他。他又闭上了眼。恍恍惚惚的,那个人似乎问了他一些什么,他怎么答对的,已经想不起来了。他可是记得那个人极温和亲热的拉了拉他的手,他忽然清醒过来;那只手的热气好象走到了他的心中。他听见那个人说:"他们错拿了我,一会儿我就会出去。我能救你。我在帮,我就说你也在帮,好不好?"以后的事,他又记不清了,恍惚中他好象在一本册子上按了斗箕,答应永远不向别人讲他所受过的一切折磨与苦刑。在灯光中,他被推在一座大门外。他似醒似睡的躺在墙根。

    秋风儿很凉,时时吹醒了他。他的附近很黑,没有什么行人,远处有些灯光与犬吠。他忘了以前的一切,也不晓得他以后要干什么。他的残余的一点力气,只够使他往前爬几步的。他拚命往前爬,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管往哪里去。手一软,他又伏在地上。他还没有死,只是手足都没有力气再动一动。象将要入睡似的,他恍忽的看见一个人――冠晓荷。

    象将溺死的人,能在顷刻中看见一生的事,他极快的想起来一切。冠晓荷是这一切的头儿。一股不知道哪里得的力气,使他又扬起头来。他看清:他的身后,也就是他住过那么多日子的地方,是北京大学。他决定往西爬,冠晓荷在西边。他没想起家,而只想起在西边他能找到冠晓荷!冠晓荷把他送到狱中,冠晓荷也会领他回去。他须第一个先教冠晓荷看看他,他还没死!

    他爬,他滚,他身上流着血汗,汗把伤痕腌得极痛,可是他不停止前进;他的眼前老有个冠晓荷。冠晓荷笑着往前引领他。

    他回到小羊圈,已经剩了最后的一口气。他爬进自己的街门。他不晓得怎样进了自己的屋子,也不认识自己的屋子。醒过来,他马上又想起冠晓荷。伤害一个好人的,会得到永生的罪恶。他须马上去宣布冠晓荷的罪恶……慢慢的,他认识了人,能想起一点过去的事。他几乎要感激冠晓荷。假若不是冠晓荷,他或者就象一条受了伤的野狗似的死在路上。当他又会笑了以后,他常常为这件事发笑――一个害人的会这么万想不到的救了他所要害的人!对瑞宣,金三爷,和四大妈的照应与服侍,他很感激。可是,他的思想却没以感激他们为出发点,而想怎样酬答他们。只有一桩事,盘旋在他的脑海中――他要想全了自从被捕以至由狱中爬出来的整部经过。他天天想一遍。病越好一些,他就越多想起一点。不错,其中有许多许多小块的空白,可是,渐渐的他已把事情的经过想出个大致。渐渐的,他已能够一想起其中的任何一事件,就马上左右逢源的找到与它有关的情节来,好象幼时背诵《大学》《中庸》那样,不论先生抽提哪一句,他都能立刻接答下去。这个背熟了的故事,使他不因为身体的渐次痊好,和亲友们的善意深情,而忘了他所永不应忘了的事――报仇。

    瑞宜屡屡的问他,他总不肯说出来,不是为他对敌人起过誓,而是为把它存在自己的心中,象保存一件奇珍似的,不愿教第二个人看见。把它严严的存在自己心中,他才能严密的去执行自己的复仇的计划;书生都喜欢纸上谈兵,只说而不去实行;他是书生,他知道怎样去矫正自己。

    在他入狱的经过中,他引为憾事的只有他不记得救了他的人是谁。他略略的记得一点那个人的模样;姓名,职业,哪里的人,他已都不记得;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询问过。他并不想报恩;报仇比报恩更重要。虽然如此,他还是愿意知道那是谁;至少他觉得应当多交一个朋友,说不定那个人还会帮助他去报仇的。

    对他的妻与儿,他也常常的想起,可是并不单独的想念他们。他把他们和他入狱的经过放在一处去想,好增加心中的仇恨。他不该入狱,他们不该死。可是,他入了狱,他们死掉。这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日本人要捉他,要杀他们。他是读书明理的人,他应当辨明恩怨。假若他只把毒刑与杀害看成"命该如此",他就没法再象个人似的活着,和象个人似的去死!

    想罢了入狱后的一切,他开始想将来。

    对于将来,他几乎没有什么可顾虑的,除了安置儿媳妇的问题。她,其实,也好安置。不过,她已有了孕;他可以忘了一切,而不轻易的忘了自己的还未出世的孙子或孙女。他可以牺牲了自己,而不能不管他的后代。他必须去报仇,可是也必须爱护他孙子。仇的另一端是爱,它们的两端是可以折回来碰到一处,成为一个圈圈的。

    "少奶奶!"他轻轻的叫。

    她走进来。他看见了她半天才说:"你能走路不能啊?我要教你请你的父亲去。"

    她马上答应了。她的健康已完全恢复,脸上已有了点红色。她心中的伤痕并没有平复,可是为了腹中的小儿,和四大妈的诚恳的劝慰,她已决定不再随便的啼哭或暗自发愁,免得伤了胎气。

    她走后,他坐起来,闭目等候着金三爷。他切盼金三爷快快的来到,可是又后悔没有嘱咐儿媳不要走得太慌,而自己嘟囔着:"她会晓得留心的!她会!可怜的孩子!"嘟囔了几次,他又想笑自己:这么婆婆妈妈的怎象个要去杀敌报仇的人呢!

    少奶奶去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才回来。金三爷的发光的红脑门上冒着汗,不是走出来的,而是因为随着女儿一步一步的蹭,急出来的。到了屋中,他叹了口气:"要随着她走一天的道儿,我得急死!"

    少奶奶向来不大爱说话,可是在父亲跟前,就不免撒点娇:"我还直快走呢!"

    "好!好!你去歇会儿吧!"钱老人的眼中发出点和善的光来。在平日,他说不上来是喜爱她,还是不喜爱她。他仿佛只有个儿媳,而公公与儿媳之间似乎老隔着一层帐幕。现在,他觉得她是个最可怜最可敬的人。一切将都要灭亡,只有她必须活着,好再增多一条生命,一条使死者得以不死的生命。

    "三爷!劳你驾,把桌子底下的酒瓶拿过来!"他微笑着说。

    "刚刚好一点,又想喝酒!"金三爷对他的至亲好友是不闹客气的。可是,他把酒瓶找到,并且找来两个茶杯。倒了半杯酒,他看了亲家一眼,"够了吧?"

    钱先生颇有点着急的样子:"给我!我来倒!"金三爷吸了口气,把酒倒满了杯,递给亲家。

    "你呢?"钱老人拿着酒杯问。

    "我也得喝?"

    钱老人点了点头:"也得是一杯!"

    金三爷只好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喝!"钱先生把杯举起来。

    "慢点哟!"金三爷不放心的说。

    "没关系!"钱先生分两气把酒喝干。

    亮了亮杯底,他等候着亲家喝。一见亲家也喝完,他叫了声:"三爷!"而后把杯子用力的摔在墙上,摔得粉碎。"怎么回事?"金三爷莫名其妙的问。

    "从此不再饮酒!"钱先生闭了闭眼。

    "那好哇!"金三爷眨巴着眼,拉了张小凳,坐在床前。

    钱先生看亲家坐好,他猛的由床沿上出溜下来,跪在了地上;还没等亲家想出主意,他已磕了一个头。金三爷忙把亲家拉了起来。"这是怎回事?这是怎回事?"一面说,他一面把亲家扶到床沿上坐好。

    "三爷,你坐下!"看金三爷坐好,钱先生继续着说:"三爷,我求你点事!虽然我给你磕了头,你可是能管再管,不要勉强!"

    "说吧,亲家,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金三爷掏出烟袋来,慢慢的拧烟。

    "这点事可不算小!"

    "先别吓噱我!"金三爷笑了一下。

    "少奶奶已有了孕。我,一个作公公的,没法照应她。我打算――"

    "教她回娘家,是不是?你说一声就是了,这点事也值得磕头?她是我的女儿呀!"金三爷觉得自己既聪明又慷慨。"不,还有更麻烦的地方!她无论生儿生女,你得替钱家养活着!我把儿媳和后代全交给了你!儿媳还年轻,她若不愿守节,任凭她改嫁,不必跟我商议。她若是改了嫁,小孩可得留给你,你要象教养亲孙子似的教养他。别的我不管,我只求你必得常常告诉他,他的祖母,父亲,叔父,都是怎样死的!三爷,这个麻烦可不小,你想一想再回答我!你答应,我们钱家历代祖宗有灵,都要感激你;你不答应,我决不恼你!你想想看!"

    金三爷有点摸不清头脑了,吧唧着烟袋,他楞起来。他会算计,而不会思想。女儿回家,外孙归他养活,都作得到;家中多添两口人还不至于教他吃累。不过,亲家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想不出!为不愿多发楞,他反问了句:"你自己怎么办呢?"

    酒劲上来了,钱先生的脸上发了点红。他有点急躁。"不用管我,我有我的办法!你若肯把女儿带走,我把这些破桌子烂板凳,托李四爷给卖一卖。然后,我也许离开北平,也许租一间小屋,自己瞎混。反正我有我的办法!我有我的办法!"

    "那,我不放心!"金三爷脸上的红光渐渐的消失,他的确不放心亲家。在社会上,他并没有地位。比他穷的人,知道他既是钱狠子,手脚又厉害,都只向他点头哈腰的敬而远之。比他富的人,只在用着他的时候才招呼他;把事办完,他拿了佣钱,人家就不再理他。他只有钱先生这么个好友,能在生意关系之外,还和他喝酒谈心。他不能教亲家离开北平,也不能允许他租一间小屋子去独自瞎混。"那不行!连你,带我的女儿,都归了我去!我养活得起你们!你五十多了,我快奔六十!让咱们天天一块儿喝两杯吧!"

    "三爷!"钱先生只这么叫了一声,没有说出别的来。他不能把自己的计划说出来,又觉得这是违反了"事无不可对人言"的道理。他也知道金三爷的话出于一片至诚,自己不该狠心的不说出实话来。沉默了好久,他才又开了口:"三爷,年月不对了,我们应当各奔前程!干脆一点,你答应我的话不答应?"

    "我答应!你也得答应我,搬到我那里去!"

    很难过的,钱先生扯谎:"这么办,你先让我试一试,看我能独自混下去不能!不行,我一定找你去!"金三爷楞了许久才勉强的点了头。

    "三爷,事情越快办越好!少奶奶愿意带什么东西走,随她挑选!你告诉她去,我没脸对她讲!三爷,你帮了我的大忙!我,只要不死,永远,永远忘不了你的恩!"

    金三爷要落泪,所以急忙立起来,把烟袋锅用力磕了两下子。而后,长叹了一口气,到女儿屋中去。

    钱先生还坐在床沿上,心中说不出是应当高兴,还是应当难过。妻,孟石,仲石,都已永不能再见;现在,他又诀别了老友与儿媳――还有那个未生下来的孙子!他至少应当等着看一看孙子的小脸;他相信那个小脸必定很象孟石。同时,他又觉得只有这么狠心才对,假若他看见了孙子,也许就只顾作祖父而忘了别的一切。"还是这样好!我的命是白拣来的,不能只消磨在抱孙子上!我应当庆祝自己有这样的狠心――敌人比我更狠得多呀!"看了看酒瓶,他想再喝一杯。可是,他没有去动它。只有酒能使他高兴起来,但是他必须对得起地上破碎的杯子!他咽了一大口唾沫。

    正这样呆坐,野求轻手蹑脚的走进来。老人笑了。按着他的决心说,多看见一个亲戚或朋友与否,已经都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他到底愿意多看见一个人;野求来的正是时候。

    "怎么?都能坐起来了?"野求心中也很高兴。

    钱先生笑着点了点头。"不久我就可以走路了!""太好了!太好了!"野求揉着手说。

    野求的脸上比往常好看多了,虽然还没有多少肉,可是颜色不发绿了。他穿着件新青布棉袍,脚上的棉鞋也是新的。一边和姐丈闲谈,他一边掏胸前尽里边的口袋。掏了好大半天,他掏出来十五张一块钱的钞票来。笑着,他轻轻的把钱票放在床上。

    "干吗?"钱先生问。

    野求笑了好几气,才说出来:"你自己买点什么吃!"说完,他的小薄嘴唇闭得紧紧的,好象很怕姐丈不肯接受。"你哪儿有富余钱给我呢?"

    "我,我,找到个相当好的事!"

    "在哪儿?"

    野求的眼珠停止了转动,楞了一会儿。"新政府不是成立了吗?"

    "哪个新政府?"

    野求叹了口气。"姐丈!你知道我,我不是没有骨头的人!可是,八个孩子,一个病包儿似的老婆,教我怎办呢?难道我真该瞪着眼看他们饿死吗?"

    "所以你在日本人组织的政府里找了差事!"钱先生不错眼珠的看着野求的脸。

    野求的脸直抽动。"我没去找任何人!我晓得廉耻!他们来找我,请我去帮忙。我的良心能够原谅我!"

    钱先生慢慢的把十五张票子拿起来,而极快的一把扔在野求的脸上:"你出去!永远永远不要再来,我没有你这么个亲戚!走!"他的手颤抖着指着屋门。

    野求的脸又绿了。他的确是一片热诚的来给姐丈送钱,为是博得姐丈的欢心,谁知道结果会是碰了一鼻子灰。他不能和姐丈辩驳,姐丈责备的都对。他只能求姐丈原谅他的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姐丈既不肯原谅,他就没有一点办法。他也不好意思就这么走出去,姐丈有病,也许肝火旺一点,他应当忍着气,把这一场和平的结束过去,省得将来彼此不好见面。姐丈既是至亲,又是他所最佩服的好友,他不能就这么走出去,绝了交。他不住的舔他的薄嘴唇。坐着不妥,立起来也不合适,他不知怎样才好。

    "还不走?"钱先生的怒气还一点也没减,催着野求走。野求含着泪,慢慢的立起来。"默吟!咱们就……"羞愧与难过截回去了他的话。他低着头,开始往外走。"等等!"钱先生叫住了他。

    他象个受了气的小媳妇似的赶紧立住,仍旧低着头。"去,开开那只箱子!那里有两张小画,一张石的,一张石谷的,那是我的镇宅的宝物。我买得很便宜,才一共花了三百多块钱。光是石的那张,卖好了就可以卖四五百。你拿去,卖几个钱,去作个小买卖也好;哪怕是去卖花生瓜子呢,也比投降强!"把这些话说完,钱先生的怒气已去了一大半。他爱野求的学识,也知道他的困苦,他要成全他,成全一个好友是比责骂更有意义的。"去吧!"他的声音象平日那么柔和了。"你拿去,那只是我的一点小玩艺儿,我没心程再玩了!"

    野求顾不得去想应当去拿画与否,就急忙去开箱子。他只希望这样的服从好讨姐丈的欢喜。箱子里没有多少东西,所有的一些东西也不过是些破书烂本子。他愿意一下子就把那两张画找到,可是又不敢慌忙的乱翻;他尊重图书,特别尊重姐丈的图书;书越破烂,他越小心。找了好久,他看不到所要找的东西。

    "没有吗?"钱先生问。

    "找不到!"

    "把那些破东西都拿出来,放在这里!"他拍了拍床。"我找!"

    野求轻轻的,象挪动一些珍宝似的,一件件的往床上放那些破书。钱先生一本本的翻弄。他们找不到那两张画。"少奶奶!"钱先生高声的喊,"你过来!"

    他喊的声音是那么大,连金三爷也随着少奶奶跑了过来。

    看到野求的不安的神气,亲家的急躁,与床上的破纸烂书,金三爷说了声:"这又是那一出?"

    少奶奶想招呼野求,可是公公先说了话:"那两张画儿呢?"

    "哪两张?"

    "在箱子里的那两张,值钱的画!"

    "我不知道!"少奶奶莫名其妙的回答。

    "你想想看,有谁开过那个箱子没有!"

    少奶奶想起来了。

    金三爷也想起来了。

    少奶奶也想起丈夫与婆婆来,心中一阵发酸,可是没敢哭出来。

    "是不是一个纸卷哟?"金三爷说。

    "是!是!没有裱过的画!"

    "放在孟石的棺材里了!"

    "谁?"

    "亲家母!"

    钱先生楞了好半天,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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