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草庐（澄）临川王文公集序云：“唐之文能变八代之弊，追先汉之踪者，昌黎韩氏而已，河东柳氏亚之。宋文人视唐为盛，唯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氏、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五家与唐二子相伯仲。夫自汉东都以逮于今，八百余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称者仅七人焉，则文之一事，诚难矣哉！”后人因草庐所举七人益以苏子由而为八，于是有唐宋八家之称。夫八家者非必能尽文之美也，而自东汉以迄中唐，未闻有文人焉能迈此八家者，自南宋以迄今日，又未闻有文人焉能媲此八家者，则八家之得名也亦宜。虽然，荆公之文有以异于其它七家者一焉，彼七家者，皆文人之文，而荆公则学人之文也。彼七家者非不学，若乃荆公之湛深于经术，而餍饫于九流百家，则遂非七子者之所能望也。故夫其理之博大而精辟，其气之渊懿而朴茂，实临川之特色，而遂非七子者之所能望也。
抑八家者，其地位固自有高下。柳州惟纪行文最胜，不足以备诸体。南丰体虽备而规模稍狭，老泉颖滨，皆附东坡而显者耳。此四家者，不过宋郑鲁卫之比，求其如齐晋秦楚势力足相颉颃者，惟昌黎、庐陵、东坡、临川四人而已。则试取而比较之。东坡之文美矣。虽然，纵横家之言也，词往往胜于理，其说理虽透达，然每乞灵于比喻，已足征其笔力之不足。其气虽盛，然一泄而无余，少含蓄纡郁之态。荆公则皆反是，故以东坡文比荆公文，则犹野狐禅之与正法也。试取荆公上仁宗书与东坡上神宗书合读之，其品格立判矣。若昌黎则荆公所自出也，庐陵则与荆公同学昌黎，而公待之在师友之间者也。庐陵赠公诗曰：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公酬之云：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是庐陵深许公能追迹昌黎，而公不敢以自居也。夫以吾向者所论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则虽谓公文轶过昌黎可也；若徒以文言文，则昌黎固如萧何造未央宫，蔑以复加，公亦其继体之肖子而已。公与欧公同学韩，而皆能尽韩之技而自成一家。欧公与公，又各自成一家。欧公则用韩之法度改变其面目而自成一家者也，公则用韩之面目损益其法度而自成一家者也。李光弼入郭子仪军，号令不改，而旌旗壁垒一新，公之学韩，正若是也。曾文正谓学荆公文，当学其倔强之气，此最能知公文者也。公论事说理之文，其刻入峭厉似韩非子，其弼聒肫执似墨子，就此点论之，虽韩欧不如也。东坡学庄列，而无一文能似庄列；荆公学韩墨，则乎韩、墨也。
人皆知尊荆公议论之文，而不知记述之文，尤集中之上乘也。集中碑志之类，殆二百篇，而结构无一同者，或如长江大河，或如层峦叠嶂，或拓芥子为须弥，或笼东海于袖石，无体不备，无美不搜，昌黎而外，一人而已。
曾文正云：“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此深于文者之言也。余谓欲领取之，惟熟诵半山文，其庶几矣。
公之文其录入前诸章者，已二十余首，凡以明其政术学术，意不在文也。
然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国家百年无事札子，材论、答司马谏议书、周官义序、诗义序、洪范传书后、读老子诸篇。皆藏山之文，可永为世模范者也。今更录数篇以备诸体。夫行山**上者，则目疲于其所接，吾论公文，吾恨不能手写公全集也。
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尝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读刺客传：
曹沫将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时可也。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岂雇不用其策耶？让诚国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晋，救智伯之亡，一死区区，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聂政售于严仲子，荆轲豢于燕太子丹，此两人者，隐困约之时，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答韶州张殿丞书：
某启，伏蒙再赐书，示及先君韶州之政，为吏民称颂，至今不绝，伤今之士大夫不尽知，又恐吏官不能记载，以次前世良吏之后，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于天下，不能推扬先人之功绪余烈，使人人得闻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备闻为政之迹。然尝侍左右，尚能记诵教诲之余。盖先君所存，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大者既不得试，已试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将泯没而无传，则不肖之孤，罪大衅厚矣，尚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耶？阁下勤勤恻恻以不传为念，非夫仁人君子乐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满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否，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粟，讪在后而不羞，苟以餍其忿妤之心而止耳。而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耶？善既不尽传，而传者又不可尽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实足以信后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载之，则遂以不朽于无穷耳。伏惟阁下，于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馀论所及，无党私之嫌，苟以发潜德为己事，务推所闻，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论次以传焉，则先君之不得列于史官，岂有恨哉！
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宝文阁待制特赠右谏议大夫汝阴常公，以熙宁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临川王某志其墓曰：公学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闻也，信其义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贪者矜焉，而非雕Ｘ以为廉；所不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矫抗以为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终此而已矣。及为今天子所礼，则出而应焉，于是天子悦其至，虚己而问焉，使莅谏职以观其迪己也，使董学政以观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无传，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无助，然皆见其正而不苟。诗曰：胡不万年？惜乎既病而归死也。自周道隐，观学者所取舍，大抵时所好也，违欲而适己，独行而特起。呜呼，公贤远矣！传戴公久，莫如以后，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谓公且朽，不可得也。
给事中孔公墓志铭：
宋故朝请大夫给事中知郓州军州事兼管内河堤劝农同群牧使上护军鲁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六百户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孔公者，尚书工部侍郎赠尚书吏部侍郎讳勖之子，兖州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赠兵部尚书讳仁玉之孙，兖州泗水县主簿讳光嗣之曾孙，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孙也。其仕当今天子天圣宝元之间，以刚毅谅直名闻天下，尝知谏院矣。上书请明肃太后归政天子，而廷奏枢密使曹利用上御药罗崇勋罪状，当是时，崇勋操权利与士大夫为市，而利用悍强不逊，内外惮之，尝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废，引谏官御史伏阁以争，又求见上，皆不许，而固争之，得罪然后已。盖公事君之大节如此，此其所以名闻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终于大位为天下惜者也。公讳道辅，字原鲁，初以进士释褐补宁州军事推官，年少耳，然断狱议事，己能使老吏惮惊。遂迁大理寺丞，知衮州仙源县事，又有能名。其后尝直史馆待制龙图阁判三司理欠凭由，司登闻检院吏部流内铨扎察在京刑狱知许徐兖郓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郓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数以争职不阿，或绌或迁，而公持一节以终身，盖未尝自绌也。其在衮州地，近臣有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阁直学士。上曰：是诗虽多，不如孔道辅一言。乃以公为龙图阁直学士。于是人度公为上所思，且不久于外矣，未几果复召以为中丞。而宰相使人说公稍折节以待迁，公乃告以不能。于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开封府吏冯士元坐狱语连大臣数人，故移其狱，御史劾士元罪止于杖，又多更赦。公见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与大臣交私污朝廷，而所坐如此。而执政又以谓公为大臣道地，故出知郓州。公以宝元二年如郓，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于滑州之韦城驿，享年五十四。其后诏追复郭皇后位号，而近臣有为上言公明肃太后时事者，上亦记公平生所为，故特赠公尚书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书都官员外郎讳宾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曰宗翰，今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赠公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而以嘉兴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于财，乐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笃。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宁州道士法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数出近人，人传以为神。州将欲视验以闻，故率其属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举笏击蛇杀之，自州将以下皆大惊，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观公数处朝廷大议，视祸福无所择，其智勇有过人者，胜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称公，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铭曰：展也孔公，惟志之求。行有险夷，不改其辀。权强所忌，诬谄所仇。考终厥位，宠禄优优。维皇好直，是锡公休。序行纳铭，为识诸幽。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君讳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辨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时得召试为太庙斋郎，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贯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辨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侍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兴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扬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环，不仕，璋真州司户参军，太庙斋郎，琳进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令陶舜元。铭曰：
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
金溪吴君墓志铭：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尝极人过失，至论前世善恶，其国家存亡治乱成败所由，甚可听也。尝所读书甚众，尤好古而学其辞，其辞又能尽其议论。年四十三四，以进士试于有司，而卒困于无所就。其葬也，以皇兴六年某月日，抚州之金溪县归德乡石廪之原，在其舍南五里。当是时，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范皆尚幼，女子三，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呜呼，以君之有，与夫世之贵富而名闻天下者计焉，其独歉彼耶？然而不得禄以行其意，以祭以养以遗其子孙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学者将以尽其性，尽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于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铭曰：
蕃君名，字彦弼，氏吴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冤黻，独成之难幽以折，厥铭维甥订君实。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三司副使，不书前人名姓。嘉兴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君冲之，始稽之众吏，而自李绂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杨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劝已下，又得其在事之岁时，于是书石而?之东壁。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独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独不得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独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宠之甚备。盖今理财之法，有不善者，其势皆得以议于上而改为之，非特当守成法吝出入以从有司之事而已。其职事如此，则其人之贤不肖利害施于天下如何也？观其人以其在位之岁时以求其政事之见于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财之方，则其人之贤不肖，与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盖吕君之志也。
祭范颍州文：
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明肃之盛，身危志殖。瑶华失位，又随以斥。治功亟闻，尹帝之都。闭奸兴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万首俯趋。独绳其私，以走江湖。士争留公，蹈祸不栗。有危其辞，谒与俱出。风俗之衰，骇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兴起。儒先酋酋，以节相侈。公之在贬，愈勇为忠。稽前引古，谊不营躬。外更三州，施有余泽。如酾河江，以灌寻尺。宿贼自解，不以刑加。猾盗涵仁，终老无邪。讲艺弦歌，慕来千里。沟川障泽，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铸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将于伍，后常名显。收士至佐，维邦之彦。声之所加，虏不敢濒。以其余威，走敌完邻。昔也始至，疮痍满道。药之养之，内外完好。既其无为，饮酒笑歌。百城宴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枢密。稽首辞让，至于六七。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穴除荒。官更于朝，士变于乡。百治具修，偷堕勉强。彼阏不遂，归侍帝侧。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谓谊老，尚有以为。神乎孰忍，使至于斯。盖公之才，独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自公之贵，厩库逾空。和其色辞，傲讦以容。化于妇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绨恶粟。闵死怜穷，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锲乎厚。其传其详，以法永久。硕人今亡，邦国之忧。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万里，不往而留。涕哭驰辞，以赞醪羞。
祭欧阳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奇。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赡依？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道谁与归？
【译文】
后世把矛头都指向了王安石的政术和学术，唯独对他的文学，还知道尊重。本来文学的性质，是与人无争，而且不容易学到其中的奥妙，技艺的表现却容易看到。因此就以文学方面来说，王安石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中，已经占有最高的位置了。
吴澄的《临川王文公集序》中说：“唐代的文章 能变革原来八代的流弊，追逐先汉足迹的人，韩愈而已，柳宗元次之。宋代的文学比唐代要强盛，只有庐陵欧阳修、眉山苏洵、苏轼、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五人，与唐代那二人不相上下。从汉的东都到现在，已经八百年了，连上唐宋的文章 ，可称得上大家的只有七人。 文学这件事确实是难啊。”后人将吴澄所举的七人，再加上苏辙为第八人，于是有“唐宋八大家”之称。八大家并不能穷尽文章 之美，而从东汉到中唐，没有听说哪个文人能超越这八家的。从南宋到今天，也没有听说有文人能和这八家媲美的，那幺八大家有此名声也是应该的。即使这样，王安石的文章 ，也有一点是和其他七家不同的：那七家，都是文人的文章 ，而王安石是学者的文章 。那七家并不是没有学问，只不如王安石这样既精通经术又熟悉百家九流，是那七人所无法达到的。因此文理的博大和精辟，气势的深远和朴茂，是王安石为文的特色，也不是另外七家能达到的。
唐宋八大家中，他们的地位也有高下之分：柳宗元的纪行体文章 最好，曾巩体虽然具体，但规模稍狭窄；苏洵、苏辙，都是依附苏东坡而显赫的。这四家，不过如宋、郑、鲁、卫这样的小国之类，如果要找能和齐、晋、秦、楚这样的大国相抗衡的，只有韩愈、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四人罢了。尝试着将他们做一个比较：苏东坡的文章 很美，有纵横家的风格。 言辞往往胜于理。他说理虽然透达，然而却经常借助于比喻，这足以证明他笔力不足；气虽盛，然而却一泄无余，没有含蓄回旋的韵味。王安石与他正相反。因此用苏东坡的文章 和王安石的文章 相比，好比是野狐禅和正法。试以王安石《上仁宗书》和苏东坡的《上神宗书》一起读，它们的品格就立即区分开来。韩愈是王安石学习的对象，欧阳修曾和王安石一起学习韩愈，王安石对待欧阳修和师友一般。欧阳修赠王安石诗中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 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安石回赠他说：“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 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欧阳修认为王安石能赶上韩愈，而王安石却不敢自居。从我原来论说的学者之文和文人之文的角度看，就是说王安石的文章 超过韩愈的文章 也是可以的。如果只说文言文，那幺韩愈就如同是萧何造未央宫，不能再超过了，王安石也就是继承和模仿他罢了。王安石与欧阳修一同学习韩愈，而都能全部学到韩愈的技法而又自成一家；欧阳修与王安石，又各自成一家；欧阳修用韩愈的法度改变他的面目而自成一家，王安石则是用韩愈的面目增减他的法度而自成一家。李光弼到郭子仪的军中，号令不改，而旌旗壁垒焕然一新，王安石学韩愈，正是如此。曾国藩说学王安石的文章 ，应当学他的倔强之气，他是最能了解王安石文章 的了。王安石论事说理的文章 ，文辞峭拔严肃如韩非子，态度诚恳真挚又如墨子，就这一点来说，即使是韩愈、欧阳修也是比不上的。苏东坡学庄子、列子，而没有一篇文章 能如庄子、列子一样的；王安石学韩愈、墨子，则让人觉得已经是韩愈、墨子了。
人都知道尊崇王安石的议论文，而不知道他的记叙文更是集中的上乘之作。他集中碑、志之类，差不多有二百篇，而结构没有一篇是相同的：有的如长江大河，有的如层峦叠嶂，有时将小小的芥子可放大成须弥山，有时将偌大的东海笼于袖中，没有不擅长的文体，没有不具备的风格。在韩愈之外，只有他一人而已。
曾国藩说：“写文章 全在气盛，想气盛全靠段落清楚。每段的连接之处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 古人做文章 的无限妙境，难以领会；每段开始的时候，似承接又不是承接，似提领又不是提领，似突然又不突然，似缓和又不缓和， 古人写文章 的无限妙用也难以领会。”这是对写文章 的深刻体会。我说要想领会这些，熟读王安石的文章 ，就差不多了。
王安石的文章 录入前面各章 的，已经有二十余篇，都是用来表明他的政术和学术，用意不在他的文学上。
然而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国家百年无事札子》、《材论》、《答司马谏议书》、《周官义序》、《诗义序》、《洪范传书后》、《读老子》这些篇章 ，必是要永久保存的文章 ，可永远作为世人写作的模范。今再抄录数篇，以便使各种文体齐备。行走在山**上时，就会目不暇接，我评论王安石的文章 ，恨不能亲手抄写王安石的全集！
《读孟尝君传》：
世人全都说孟尝君能得士人之心，因此士人归附他，而他最终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得以逃离秦国那个凶险之地。唉！其实孟尝君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的头子而已，他怎幺能称得上善于得士呢？如果他不与鸡鸣狗盗之徒为伍，那幺，他靠着齐国这样强大的力量，只要能得到一个真正的贤士，就可以南面称王，并且使秦国臣服，哪里还用得着利用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鸡鸣狗盗之徒出入于他的门下，这就是为什幺真正的贤士不到他那里去的原因呀！
《读刺客传》：
曹沫带兵而使国君丢失城池，又劫持齐桓公，管仲因不愿背弃约定且要取信天下，所以曹沫一时成功。我只奇怪智伯的国士豫让，难道不能用他的策略吗？豫让真是国士，当初不能预先谋划三晋，挽救智伯的灭亡，区区一死，还值得计较吗，他也是不欺瞒自家的心意呀。聂政投靠严仲子，荆轲归附燕太子丹。这两个人，穷愁潦倒之时，自尊自爱，不轻易让人了解，也是有所期待。那些依仗道德来等待世道的，怎幺样？
《答韶州张殿丞书》：
安石启：承蒙您再次写信给我，告诉我我父亲在韶州时的政绩，被官吏和人民所称颂，至今没有断绝。感伤当今的士大夫已经不能完全知道这些事，又恐怕史官不能记载下来，以排在前代好官吏之后。这都是因为我辜负了先人的期望，自己的言行不足以使天下人信服，不能发扬先人的功德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之所以日夜愁苦、痛心疾首而不敢放弃的就是这个。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还小，没能完全知晓他理政的事迹。可是我曾经随侍在他身边，还能记诵他的教诲。大概我父亲所存的志向，就是想使天下之人受到大的恩泽，以一物的枯槁作为自己的羞耻。他大事情既然没能去做，却已做了一些小事，而这些事情又将被遗忘，我对先人的辜负，罪责实在是太大了，我又凭什幺立足于天地之间呢？阁下天天忙碌担心，时刻想着这些事情是否能流传下去，如果不是仁人君子乐于道的人，怎幺能做到这样呢？在夏、商、周三代的时候，诸侯国都各有史官，而当时的史官大多世代相传，往往能以身殉职，不辜负这份工作的意义。大概他们所传下来的，都是十分确凿可以作为凭据的东西。此后不仅没了诸侯国的史官，而且近代以来如果不是职位十分高贵，那幺就是有十分突出的才能，或者高尚的道德，要是不幸不被朝廷称颂的，就不能见于史书。写史书的人，又是从当时的贵人中选出来的，看他们在朝廷上议论的时候，人人都按自己的好恶来看问题，并且有的还把忠义看成邪恶，把不同的看成相同的，当前会有惩罚也不害怕，背后有人讪笑也不知道羞耻，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恶而已。更何况让他们背着人用文字来评价前代人的好坏，他们更是随意品评，死去的人又不能争辩是否恰当，活着的人也不能来说一说是非曲直，对写史的人又不存在什幺危害。因而以他们的私心，怎幺能不欺骗人呢？善行既然不能完全被记下，记下来传于后世的又是这样不可信。只有能言善辩的君子，有着十分正大的德行，其名与实都为后人所信服，一旦看到，记载下来，就必定会成就不朽。您和我父亲没有共过一天事，而您对他的评价却没有私心，以宣扬无名而有德行的人为自己的事业。一定要传播自己所知道的事，告诉世上善于言辞并且可以信赖的人，使这些事迹可以流传下去，那幺，就是我父亲的事迹不能被史官所记载，又有什幺可以遗憾的呢？
《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宝文阁待制、特赠右审议大夫汝阴常公，死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二月己酉日，五月壬申日下葬。临川王安石作墓表说：先生求学并不期望立言，只是端正行为罢了；行为端正也不是为了使别人知晓，只是相信大义而已。他的不取，可以使贪心之人收敛，而不是以刻薄吝啬为廉洁；他的不为，可以使弱者自立而不是以飞扬跋扈为勇敢。让他做官他不做，召他入京他不去，有人说：“他一定是个隐退的人，直到死去都是这样罢了。”直到被现今的皇上所礼遇，才出来响应。因此天子对他的到来十分高兴，自己非常虚心地向常公询问一些问题。皇上让他做谏官的职位，来看他启迪自己（皇上）的能力；让他管理学政，以观察他造就贤士的能力。先生向皇上说的话没有记载下来，但人人都知道他忠心不二、刚正不阿；他对下面所做的事，没有人帮助。但人们都见到了他的正直与认真。《诗经》说：“（这样的人）为什幺不活一万年呢”，可惜他既而便得了病。回家乡之后便死去了。自周朝灭亡大道消隐之后，看学习儒学的人所取舍的标准，大抵都是以当时好恶为准。违背世俗而使自己适合于道，特立独行。唉，先生太贤能了。能将先生的事迹久远传扬的，莫过于刻石。然而石头会磨损，也会因水冲刷而消蚀，但因此说先生的德行功业也会消蚀掉，则是不可能的。
《给事中孔公墓志铭》：
宋朝已故朝请大夫给事中知郓州军州事，兼管内河堤，劝农同群牧使、上护军、鲁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孔公，是尚书工部侍郎、赠尚书吏部侍郎孔勖的儿子，兖州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赠兵部尚书孔仁玉的孙子，兖州泅水县主簿孔光嗣的曾孙，是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孙。他出仕是在当今皇上天圣、宝元两年号之间，因为刚正耿直而名扬天下。曾经在谏院主事，他上书请明肃太后把朝政管理的大权交还给皇上，并且在朝堂之上启奏枢密使曹利用、上御药罗崇勋的罪行。那时候，罗崇勋用权力和士大夫们作交易，而曹利用则是强悍霸道不谦逊，朝廷内外都害怕他。他曾经做过御史中丞，那时皇后郭氏被废，他带领谏官和御史们跪在朝堂上为郭氏争取权利，又求见皇上，都不被准许，而他却坚持争辩，直到被降罪才罢休。大概先生侍奉皇上的大节就是这样，这就是他所以名扬天下，而士大夫们大多认为他没有做很大的官是天下人的损失。先生名道辅，字原鲁。起初因为中了进士才脱去布衣，被补做宁州军事推官，年纪还很轻，可是审起案子来，能使老资格的官员感到震惊。后升为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县事，又因为有能力而出名。在此之后，他曾在史馆工作过，还做过龙图阁待制，判三司理欠，凭由司、登闻检院、吏部流内辁，调查京城中的刑事司法，做过许、徐、兖、郓、泰五州的知州，留守南京。而其中兖州、郓州和御史中丞都做过两次。做官，多次因为刚正不阿而被罢黜或外迁，而先生一生执着于名节，自己从来不为此感到内疚。做兖州知州时，近臣之中有一个人给皇上献诗一百首，执政的官员请皇上封他做龙图阁直学士，皇上说：“这样的诗虽然很多，但却及不上孔道辅的一句话有价值。”因此让先生做了龙图阁直学士。于是人们猜度先生为皇上所思念，做外任的时间应当不长了。不久，果然又召他做了御史中丞，宰相让人游说先生不行其政权而等待升迁，先生告诉他不可以。因此人们又猜度先生将不能在京中久待，而先生果然又出京了。起初，开封府知府冯士元被审判，他又告发了几个大臣，因此把这个案子转到御史台来审理。御史认为冯士元的罪也就是打打板子，并且又赦免了很多罪状，先生求见皇上，皇上怪罪冯士元作为小官和大官们结交、徇私使朝廷风气败坏，可是被判的罪却这幺轻，执政的官员又说先生是为大臣说话，因此他才出知郓州。先生在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到达了郓州；在道上得了病，在十二月壬申日死于滑州的韦城驿，享年五十四岁。后来皇上下诏恢复了郭皇后的称号，而近臣之中又有人对皇上说了先生在明肃皇太后当政时的事迹，皇上也记着先生平生所为，因此特别追赠他尚书工部侍郎的官位。先生的夫人是金城郡君尚氏，尚氏是尚书都员外郎尚宾的女儿。尚氏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孔淘，现在任尚书屯田员外郎，一个叫孔宗翰，现在做太常博士，都能很好地治理他们的家政。先生累积被追赠为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在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十月壬寅日，把先生葬在了孔子墓西南一百步的地方。先生对于财物十分廉洁，乐善好施，对故人的儿子们十分厚待，一点都不喜欢鬼神之事。在宁州做官时，有道士作真武的像，有一条蛇在像前出现，多次出现接近人群的事情，人们传说此蛇是神。州里的将军想去验证一下传闻，因此率属下去拜那条蛇，而蛇果然出来了。先生立即用朝笏打死了蛇，州将以下所有的官员都十分惊恐，后来又都为他折服。先生因此而出了名。我观察先生多次在朝廷上议事的情况，看到他对福祸不选择，他的智慧和勇敢超越了常人，胜一个蛇妖算得了什幺？世人多因此称颂他，我也不能省略这件事。铭文说：孔公真是执着呀！一心追求自己的志向。行路遇到了险阻，也不改变自己的轨迹。被权贵所忌妒，被奸人所仇视。最近做到的官位和皇上的恩宠十分优厚。皇上喜爱直率的人，这是先生的依靠。按照行为刻下铭文，以使幽冥之界有所察识。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先生名讳叫平，字秉之，姓许。我曾经为他的家世作了谱系，他就是现在泰州海陵县的主簿。先生和他的兄长许元相互友爱而为天下人称颂，他从小就卓而不群，不拘于礼法，善于辩论，和他的兄长都因智慧和才略超人被当世的大贵人所器重。宝元年间（公元1038年~1039年），朝廷开了方略选人之门，来招揽天下有奇异才能的人，陕西大帅范仲淹、郑文肃公，争着用先生所作的文章 来推荐他，因此被录用，做了太庙斋郎，不久，被选拔做了泰州海陵县的主簿。贵人们多次举荐先生说有大才，可以让他做些事情，不应把他弃置到州县上去。先生也是自许有大才，想有所作为，然而最终也没能运用他的智慧。唉，真值得为他悲哀呀！士人中固然有的脱离了世俗的轨迹，孤独地按自己的志向前进，受到大骂讥笑、嘲笑侮辱，被困顿于受辱之地而不后悔。他们没有常人的要求，他们的不遇是可以理解的，而有待于被后人认识，至于有智谋又心向功名的人，观察世事的运转。想有所作为却不被赏识任用的，也数都数不过来。论辩的能力足以使万物发生变化却在运用游说的时候失去了功效，智谋足以使敌人三军尽被击败，却在右武之国受辱。这又怎幺说呢？唉！那些有所待于后世而不后悔的人，后人会知道他的。先生享年五十九岁，在嘉祐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真州扬子县甘露乡某地。夫人叫李氏。儿子许瓌，没有做官；许璋做了真州司户参军，许琦做了太庙斋郎；许琳，中了进士。女儿五个，已有两个嫁了人。进士周奉先和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所作的铭文说：
有提拔而起用他的人，但也不要排挤和制止他上升啊。唉，许先生，现在谁会用你呢？
《金溪吴君墓志铭》：
君温和平易少言，外表内心如一，言谈从未说及他人过失。至于论及前代的善恶好坏，国家存亡治乱成败的缘由，很值得一听。曾经读过的书非常多，尤其喜爱古人而学习他们的言辞，他的文辞又能够阐尽他所议之事。四十三岁，四次以进士的身份在有关部门那儿考核，而最终却困顿于无所成就。他下葬时，在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某月某日，葬于抚州金溪县归德乡石廪一处宽阔平坦之处，在他家南边五里。当时，君的母亲吴夫人已经老了，而儿子世隆、世范年岁还小。三个女儿，其中一个死了，另外两个还没出嫁。唉！以吴君所拥有的东西，与那些世上以富贵名闻天下的人比较，难道独独怨恨这一点吗？然而得不到俸禄以实现他的志向、祭祀他的祖先、奉养他的父母、遗留财产给子孙，就这样死了，这是士子友人们的悲哀呀。学者，是将要以之放纵性情的，放纵性情则可知命。已经知命了，对于吴君的不得意，又有什幺可悲叹的呢？墓志铭说：
君名蕃，字彦弼，姓吴，他的祖先出于姬姓。以儒士起家入仕世代为官，独吴君路途坎坷曲折，难以成就功名。这个墓志铭是吴君的外甥君实要求的。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门的副使，没有记载先前这些副使的姓名。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冲之开始询问众官员这件事，从李纮以上到查道有他们的名字，从杨偕以上有他们的官职，从郭劝以下又有他们任职的年月，于是把它们写在石头上，而且刻在东壁上。使天下的大众聚合起来的是钱财，管理天下钱财的是法律，把握天下法律的是官吏。官吏不好，那幺即使有法也没人把握，法律制定得不好，那幺即使有钱财也没有人管理。有钱财却没人管理，那幺就连乡村城市中的卑贱之人，都能私下操纵财富收入和支配的权力，垄断万物的利益，用它来和皇上争夺老百姓，即使我们放纵他那无穷的贪欲，他也并不一定就成为贵族豪强，像这样而皇上还没有失去老百姓的原因，大概仅仅是名号罢了。虽然想要粗茶淡饭，穿朴素的衣服，让自己身体憔悴，心中忧愁，以希望天下的百姓生活丰足，从而使政治安定，我知道那还是不行。既然这样，那幺完善我们的法律，挑选官员把握它，以管理天下的财力，虽是上古尧、舜也不能不把这当做首要问题，更何况后来纷繁复杂的社会呢？盐铁、度支、户部三个部门的副使，正是现在的高官，朝廷所重视和依赖的对象，并对他们十分周到。当今管理财力的法律有不完善的，看形势必须与上级领导商议并修改它，不只是固守现成的法律，严格控制收入和支出，以行使各自的职责而已。他的职务如此重要，那幺该人的贤良与不贤，其中利害关系到天下会怎幺样。观察这个人，以他在位的年月，推求他所做的政事在今天显现的效果，考察他辅佐上级管理财政的方法，那幺该人的贤与不贤和世事治理的恰当与否，我就可以知道了。这恐怕就是吕先生的志向吧。
《祭范颍州文》：
唉！我的先生，您是举国上下的师长。从开始到结束，您的名节没有一点瑕疵。清明严肃的声名卓着，身处危难志向却更坚定。正道被摈弃，您大声疾呼斥责这不正之风。您创立的功业，在京城中广为传颂，您摒弃奸邪之徒奖掖良善之士，连小孩子都为您的明智之举欢呼歌唱。从王公贵族到老百姓都对您佩服无比。因为别人为了私欲而诽谤您，因而使您到处颠沛流离。士人们争着挽留您，就是因此而受到处罚也不怕。一旦有对您不利的言辞，人们就争着来为您辩护。风俗衰败之后，人们就害怕正气而对邪气感到舒心。您最初艰难地跋涉，人们又是怀疑，又是嗟叹。而您仍努力实践自己的志向不因为别人的疑嗟而回头。因此，仰慕您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您是先辈的大儒之首，您行事总是以节气为重。您在被贬之后，更加忠勇。您按照古圣先贤之道行事努力地进行工作。又换到三州去做官，您又施行恩泽于此，您的恩泽就像江河之水，给人民很多关怀。窝藏赃物的人自首之后，您就不再加之以刑罚。狡猾的盗贼被您的仁义所感化，一直到老都再没有邪念。千里之外的人都慕名而来为您歌唱。水沟和河流都得到治理，田地桑木都长势喜人。可恶的外族头领骄狂异常，竟然敢侵犯我们的国土。皇上命人出征，您也在其中。在行伍之中做了将领，您的名字后来也得以显扬，你招收士人来辅佐军事，选用了国中的杰出人才。您的声威之大，连胡人也不敢再来犯边。借着您的余威，赶走了敌人使我们的国土、人民都完好无损。后来到了颍州，这里到处是疮痍满目，您治理它将养它使这里到处都变得很好。然后无为而治，饮酒歌唱笑傲山林。到处是人民安定，官吏逊良。皇上称许您是人才，想封您做枢密副使。您上书辞让有六七次之多。后来当了宰相，您就清理了法令制度，提拔优秀的人才，开拓未经治理的地方。朝廷上官吏们在改变，乡野之中士人们也发生了变化。各种制度都得到了完善，使不良之行没有发生的可能。后来您的政见不被推行，就随侍在皇帝身边。最后又被摒弃于外，生活困顿，大道不被知闻。您说自己虽然老了，但仍有余力做事。神怎幺能忍心，就让事情到了这一步呢？先生的才华，仍不能完全发挥出来，谈论起经典来，谁又可以和您相比呢？自从先生发达之后，家里的财物就不足了。您言辞与面貌都十分和蔼，也能表现出孤傲的品性。调教妻妾们不要多用珠宝，儿子们不要厌恶一般的织物和粮食。您怜悯死者和穷人，说如果那样生活就是很奢侈了。您使得孤女也出嫁了，男子成了家。谁对圣人之道了解得比您深，谁的德行比您更好？我为您作传，希望后来人永久地效法。大人现在死去了，这是国家的忧患。那些不肖之徒却仍为侮辱您不遗余力。在万里之外听到了您去世的凶信，我却不能亲自前往，我哭着写下祭辞，作为祭酒的辅助之物。
《祭欧阳文忠公文》：
事情即使可以靠人的努力可以完成，也很难预期其结果，何况天意渺茫难明，谁又能够推知呢？不过先生生前闻名于当世，死后又能把声名传于后世，人的一生如果能这样也就足够了，又有什幺值得悲伤的呢？像先生这样的人，器量、品质那样宏深淳厚，才智见识的高远，再加上学问的深妙精微作为辅助，所以将这些充盈于文章 ，体现在议论中的时候，豪健壮美，奇妙瑰丽。蕴积于心中的东西，浩瀚得像江河之水停流积蓄着，通过文章 焕发出来，灿烂得像日月星辰的光辉一样。那清幽的声音与韵律，凄清如飘风急雨骤然到来一样，那雄健的文辞，闳通的议论就像轻车骏马在奔驰一样。世上做学问的人，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读了您的文章 ，就知道了您的为人。唉！自从先生投身仕宦之途，到如今，四十年间，上下升迁，往复调动，深感人世道路的艰难。虽然遭受了种种困顿，贬官外地，流离颠沛，可是终究没能被淹没，是因为公众舆论自有是非。既经压制之后，再次被起用，声名就彰显于当世。您果敢的气概，刚正的节操，一直到晚年也没有衰退。仁宗皇帝在位的后期，考虑到身后之事，皇上认为像先生这样的大臣可以托付国家安危的大任。到了先生出谋决策的时候，果然非常从容迅速，议定了立主的大计，可以说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抓住了千载一时的机运。您功成名就之后，不愿居功，因此辞去了官职。这种出仕隐退的行动，又让人感到先生的英魂灵气不会随着其他物质而**消散，它们将永远地存留在箕山之边，颍水之滨。然而，尽管是这样，天下之人无论贤与不贤，还是在为您哭泣和叹息，更何况朝中的士大夫，平日和您交游，先生是我心中一直仰慕的人。唉！人生盛衰兴废的规律，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面对清风不能忘情，想到先生的不能再见，我又归附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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