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尝极论荆公所以不得不用小人者，以当时君子莫肯为之用，斯固然矣。抑考公之言尝曰：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诸臣之才，惟鲧优于治水，故虽方命圮族，而不能舍鲧。以此推之，则虽谓其好用小人也亦宜。及其致政而归也，亦自言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则其为小人所累而颇自悔之，当亦属于事实无可为讳者。夫小人非不有时而可用，而能用之与否，则恒视乎用之之人。以纯粹之君子而用小人，天下之险，莫过是也。夫人而曰小人，必其机巧变诈之尤者也，而用之之人，必其机巧变诈能与之相敌，且更过之，使彼虽极其寿张之技，而不能遁出于吾股掌之外，斯能用小人矣。若张江陵则其人也，若胡文忠则其人也，若曾文正则已非其人也，若王荆公则更非其人也。何以故？以荆公为纯粹之君子人故，以荆公为太无权术之君子人故。
虽然，谓荆公为专好用小人则非也，谓荆公所用者为皆小人，则尤非也。公上神宗论馆职札子云：陛下即位以来，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小有才而无行义者，此等人得志，则风俗坏矣，欲救此弊，亦在亲近忠良而已。公之所进规于其君者如是，而岂其躬自蹈之？又制置条例司之初立也，神宗屡以问荆公，公曰：今欲理财，则必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恐风俗由此而坏，将不胜其敝。陛下当念国体有先后缓急。（本传不载此语。华氏《续通鉴》载于熙宁二年三月，其见宋史何处未暇细检。）是荆公之谆谆于进贤退不肖者,至深且切。故与其谓荆公好用小人，毋宁谓神宗好用小人，而荆公则虽矫正之而犹未能尽者也。夫荆公所拔擢拂拭之人，其为后世所称为君子者抑多多矣。然或后此以不附新法，用之不终，史家遂不认此人为荆公所用。夫荆公既锐意必欲行新法，则凡不愿奉行新法者，虽欲终用之而不能，此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而谓荆公无欲用之之心焉，不可得也。若夫始终肯奉行新法之人，则后之史家，初不问其人平日行谊何如，即此附和新法之一端，已指为罪大恶极。不宁惟是，又往往虚构事实，必被以恶名而始为快，不必其与荆公共政事者，即平昔往还稍稔者，亦无一而获免焉。如是则荆公所用者，安得不皆为小人哉？非荆公之好用小人，徒以其人既经荆公之拂拭，旋即经史家之锻炼，虽君子亦为小人已耳。吾非敢谓荆公所用者必无小人，愿以为虽有之，而其不善决不如是其甚。夫以荆公之懋德高节，而经史家之刻画，犹使后之读者，觉王衍卢杞俨然在目，则其他操行不及荆公，而授人以可乘之隙者，其受诬更何所不至耶？夫以韩琦而可指为交结中官，以欧阳修而可指为盗氵㸒甥女，且举朝汹汹，谓为希恩固宠，巧饰欺罔，则当时争意气者，岂尚有是非之心，而其言又可信耶？孙固濮议，稍抗舆论，则群斥为奸邪，然则千年来指荆公所用为奸邪者，又安知其非孙固之比耶？吾固非强欲为荆公所用之人辩，然固有不容已于言者，今请就所可考见之人而一一论列之。
陈升之升之在仁宗时已为执政，非荆公所特拔。然荆公集中有送陈升之序，盖自其微时，而即期以重任，及制置条例司初设，即引典共事，故神宗之相升之，实为荆公推毂无疑。升之任谏官五年，所论列百数十事，其人亦非庸庸者，徒以与荆公共事之故，史称其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其信否则非吾所能断也。
王珪珪典内外制十八年，至熙宁三年，始参知政事。九年，同平章事，终神宗世为相。其为荆公汲引与否不可知。然固始终奉行新法者，本传于其执政前多褒美之词，于其执政后多讥弹之语，平心论之，盖一中和之人也。
苏辙荆公初设制置条例司，首擢辙为检详文字。荆公之特拔小臣自辙始，后以不附新法，出为河南推官。
程颢
制置条例司初设，遣使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而颢与居一焉，是颢实为荆公所特拔之士也。后以不附新法，出为签书镇宁军判官。而宋史于安石传颢传，并不载其曾为条例司官一事，殆以受知于安石为颢玷，故讳之欤？
刘彝
条例司所遣八人之一。前本为县尉，荆公特拔者也。史称其以不附新法罢，又言神宗择水官以其悉东南水利，除都水丞，是非不用也，固其所长而专委以一事耳。以不当冲要之故，本传无贬词，且亟称其材。
卢秉亦所遣八人之一也。史称其与薛向行盐法扰民，然请罢发运使献余羡，其综核名实可见。其后征西夏，立奇功，则其才之瑰伟可知。其父革以廉退闻，而秉未冠即负隽誉，尝言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似士大夫之立名节也。蒋堂赏味其言，卜其必为隹器。而荆公因读其壁间诗，识其静退，故特拔之。秉后守边，以父老累乞归养，神宗手诏慰留，父革闻之，亦以义止之。后革疾亟，始得归，遂不复出。以此言之，秉之名节，诚卓荦可观，不负荆公之知矣。而宋史则谓其阿徇时好，父子相去甚远，夫革未尝谓其子不肖，且责以大义，不许告归，而史家竟不许革之有子，何以故？徒以其奉行新法故。
谢卿材、侯叔献、王汝翼、曾伉、王广廉条例司所遣八人此其五也，宋史皆无传，事迹不可考。以程刘卢三人例之，当皆佳士也。（蔡氏上翔言谢卿材侯叔献皆当世所号为贤者，不知所据何书，俟考。）
吕公着公着后此与司马光同破坏新法，史家所目为大贤者也。而其超擢显官，实荆公荐之。史家恐污点公着，故于公着传讳而不言，而于其兄公弼传云：“安石知政事，谦公弼不附己，白用其弟公着为御史中丞以逼之。”盖又欲借此以入安石罪，遂忘却为公着讳，而留此痕迹经示人也。顾吾独不解恶其兄者何以荐其弟，而用其弟又何以能逼其兄也。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矣。要之荆公之荐公着，灼然无疑，而诋荆公专用小人者，将何以自解耶？
韩绛
绛为荆公所汲引，代陈升之领条例司，未几参知政事，又继荆公为相，一守成法，时号传法沙门，以故本传极丑诋之。然考神宗初立，韩琦即荐绛有公辅器，是其材德之优，非独荆公知之也。其早年决狱廉明，抚民周浃，政绩历历可观，为谏官屡论列宫廷积弊，尤为人所难能。庆州羌乱，一举平之，可见其优于军略。知成都府开封府，屡折豪强以苏民困。
仁宗叹曰：众方姑息，卿独能不徇时邪。内诸司数千恩泽，绛执不可，为英宗言身犯众怒，惧有飞语。帝曰：朕在藩邸日，颇闻有司以国事为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惮于谗？是其刚方之气，实朝列所罕见。又尝言富国当尽地力，又首请改差役法，是为治极知大体者，而又数荐司马光，则绝无党同伐异之见，尤可敬佩。（以上皆据本传。）由此言之，荆公之举绛自代，实为得人。而以绛之贤，独心悦诚服荆公，守其法不变，则新法之善，亦可见矣。而宋史绛传，徒以此故，于其入相后，则附以种种丑诋之词，不顾其与前半篇相矛盾，吾是以益知宋史之不可信也。
韩宗师
绛之子，荆公荐为度支判官提举河北常平，史称其孝，此亦足见荆公之不滥举也。
元绛
绛以荆公荐，参知政事，神宗眷顾甚隆。其生平政绩太优，宋史本传，不能加以诬诋，惟于传末云：“绛所至有威名，而无特操少仪矩，谄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时论鄙之。”其传后论云：“王安石为政，一时士大夫之素知名者，变其所守而从之，比比皆然。元绛所莅，咸有异政，亦谄事之陋矣！”若是夫，凡不肯攻安石之人，虽有百千美德，而皆得以一谄字抹杀之，遂成为无特操之人矣。则凡为安石所用者，安得不尽为小人也哉？史于韩绛传亦称其贤，而末缀二语云：“终以党王安石得政，是以清议少之。”与此传正同一笔法，此种清议，此种时论，其价值可见矣。
吕惠卿惠卿，宋史列诸奸臣传者也。惠卿之必非君子人，无待言。然荆公之知惠卿，实欧阳文忠介之，其书见欧集。嘉?六年欧公又有举惠卿充馆职札子，其文曰：吕惠卿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夫以欧公素称知人，其所荐举，皆一世佳士，而于惠卿称之曰饬躬，曰端雅，则其人谅不止才学之优美而已。据宋史本传所载罪状，大半指其奉行新法者。然吾以此为不特非罪状，且可作功状矣。本传又记其绍圣中知延州，夏人入寇，将以全师围延安，惠卿修米脂诸砦以备。寇至，欲攻则城不可近，欲掠则野无所得，欲战则诸将按兵不动，欲南则惧腹背受敌，留二日遁去。据此，则不独有政事才，且能军矣。（本传中记其治军者三处，所策皆中肯。）惠卿之果为奸邪与否，当于其曾叛荆公与否一事决之。据元?初苏辙弹文，谓其势力相轧，化为敌仇，发安石私书云云，后之史家，指为荆公初次罢相时事。今考元丰三年，荆公有答吕吉甫书云：（惠卿来书称特进相公，公以是年始授特进，故知当在是年或在其后也。）
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与焉，则公何尤于我？趣时便事，吾不知其说焉；考实论情，公宜昭其如此。开喻重悉，览之怅然。昔之在我者，诚无细故之可疑；则今之在公者，尚何旧恶之足念？（下略）（按惠卿来书有云：内省凉薄，尚无细故之嫌，仰惟高明，夫何旧恶之念？故公答书云云。）
观此则荆公与惠卿始合终睽，诚属事实。然其睽也，缘公事乎？缘私怨乎？尚未可知。据荆公书则谓皆缘国事，今徵诸史，亦有可考见者焉。荆公初罢政，惠卿继之，创为手实法，及鬻祠法，皆厉民之政，非荆公意。公复相，即罢之，夫惠卿敢于乱荆公之法，虽谓之叛荆公焉可也，然此尚出于其学识之不足耳，犹有可原。而惠卿自言内省凉薄，不知别有所指否，或荆公大度包之而不复与校耶？窃意惠卿当时必深愤于沮挠新法者，思有以惩治之，常为荆公所折。观荆公罢政数月中，而即有窜逐郑侠之事，可见也。坐是之故，沮挠者之恨惠卿，更甚于荆公，又因其与荆公隙末，更授人以口实，于是史家言其为人，曾狗彘之不若矣。吾以为惠卿诚非佳士，然窃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考异十六）《宋史惠卿传》引司马光言，谓惠卿为之谋主，而安石力行之，一若一切新法，皆出惠卿，而安石不过一傀儡然。吾以为此必非温公之言，果为温公之言，亦诞妄之甚者也。安石之新法，怀抱于平日者已久，观其平昔之诗文及上仁宗书可见也。答吕吉甫书云：举朝纷纷，公独助我。惠卿助安石耳，岂安石助惠卿哉？
（考异十七）宋史记王吕相攻之事甚多，其言皆鄙俚无状，似如所言，则非徒惠卿为奸邪，而安石亦奸邪之尤也。蔡氏上翔辨之甚悉，今避繁不复引。但观答吕吉甫一书，其德量何等宏远，以荆公之为人，岂有肯为此卑劣之事者哉？读者如信公为言行一致之人，则观此一书已足，若犹不信，则吾更哓哓，亦无益也，故不复辨也。
曾布布为曾巩弟，其佐荆公行新法，功与惠卿埒。宋史亦以入奸臣传，吾以本传之文考之，不能得其所谓奸者何在。当时诸新法虽由荆公发其大纲，而斟酌条目，编为法典，半成于布之手。廷臣有难新法者，布一一解之，《文献通考》犹载其一二，则其文理密察之才，与纵横奥博之辩，必有大过人者。本传记其初召见时，上疏请神宗推赤心，奋威断，使四方晓然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此正知本之论，可以匡荆公不逮者也。其于新法事事皆赞助，独于吕嘉问办市易之不善，则严劾之，谓官自为兼并，卒以此得罪吕惠卿，出知饶州，所谓和而不同者非耶？司马光执政，谕令增损役法，布辞曰：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不可为。斯可谓不变塞焉强哉矫矣！其后崇宁间以得罪蔡京，京诬以贼贿，使吕嘉问逮捕其诸子，锻炼讯鞫诱左证使自诬，则亦由不肯附京故也。（以上所据皆宋史本传。）夫以宋史恶布之甚，至列诸奸臣，然记其行谊乃如此，其他嘉言懿行削而勿载者，何可胜道！其所指为奸状者，不过绍圣间建中靖国间两次倡绍述之论而已。此而曰奸，则何不并荆公而入诸奸臣传也？吾谓曾子宣者，千古骨鲠之士，而其学其才，皆足以辅之，南丰可云有弟。而荆公之得士，亦一夔而已足者也。荆公之冤，数百年来为之昭雪者，尚有十数人，而子宣之冤，乃万古如长夜，吾安得不表而出之？
章亦奸臣传中之一人也。荆公之初用，以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其后使平南北江群蛮，开湖南四府之地，为功为罪，前章已详辨之。元丰三年拜参知政事，时荆公已罢相，未几以其父冒占民田罢知蔡州。元?初驳司马光所更役法，累数千言。光议既行，愤恚争辨于帘前，史称其语甚悖，廷臣交章击之，被黜。而元?七八年间，犹数为言者所弹。哲宗亲政，起为相，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所革悉复之，大兴党狱，并欲追废宣仁太后。哲宗崩，皇太皇议所立，曰：以礼律言之，母弟简王当立。太后曰；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庶子。复曰：以长则申王当立。太后曰：申王病不可，卒立端王，是为徽宗。罢知越州，寻贬潭州，又窜雷州，徙睦州卒。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束铨，仕州县，讫无显者。宋史本传所记，大略如此。就此观之，果足称为奸臣矣乎？即以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一事论之，其狷介已足以厉末俗。哲宗崩，与太后为所立，卒缘此贬窜以至于死，虽其所主张之简王申王未知何如，若徽宗之荒氵㸒无道，卒以亡宋，此万世所共见也，安知非平昔察其人之不可以君天下，而故尼之耶？即不然，亦不足以为罪也，若夫以绍述熙丰为奸，则亦奸其所奸而已。其最为世诟病者，莫如窜逐元?诸臣且请废宣仁太后二事。请废后则诚有罪也，至窜逐元?诸臣，则亦还以元?所以待熙丰者待彼而已。元?诸臣是，则亦是也；非，则元?诸臣亦非也。而论者必将曰：元?诸人君子也，故可以窜逐小人；章小人也，故不可以窜逐君子。吾不知其所谓君子小人者以何为界说。若论私德耶，之耿介，恐元?诸贤，犹或有愧之者矣：若论政见耶，吾未闻有以政见判君子小人者也！攻新法者既可以指奉新法者为小人，则奉新法者亦可以指攻新法者为小人，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矣！夫之所以报复元?者，其惨酷诚甚于元?；虽然，曾亦计元?之所以报复熙丰者，其惨酷已远甚于熙丰耶！夫以直报怨，斯为美，然此惟太上贵德者能之，岂可以责诸？且元?诸人自谓为君子者，其德犹不足以及此，矧乃哉！吾以为者有才而负气之人也，奸则吾不知也。
蔡确
以本传所载事实考之，实为佥人。然荆公当国八年，始终未尝大用之，官至知制诰而已。所行新法，亦未尝藉其赞助之力，不得谓为荆公所用也。
王韶韶之功具见前，宋史本传痛诋之，今不暇辨。
熊本本之功具见前，宋史本传亦有微词，今不暇辨。
郭逵赵Ｘ皆荆公所用边将，于西夏安南俱有功，史亦有微词。以上四人，殆功过不相掩者，古之名将，往往皆然。因材器使，以求成功而已，是固不足为荆公玷也。
范子渊荆公所用以兴水利之人也。宋史无传，而河渠志述其所建设者颇详，盖力主浚河之议，而能发明新器以为用，亦一材士也，史于荆公政绩，无所不诋，故言子渊迎合取宠，又谓其器不可用，但今者陈迹久湮，其是非吾无以明之。
薛向唐参劾荆公，谓薛向陈绎，安石颐指气使，无异家奴。考公于嘉?五年，尝举向司马政，熙宁初又举为江淮发运使，未几荐为权三司使，其信任之盖甚厚。而向所至政绩烂然，马政漕运皆经整顿，大革积弊，熙河之役，转饷未尝有失，其理财之效，盖等刘晏，即宋史亦亟称之。荆公之能用人，此亦其一矣。独可怪者，宋史向传，于荆公屡次推毂，未尝一言，吾不解其何心也，殆又不欲以污向耶？嘻！
陈绎唐以之与薛向并举，则当为荆公极信任之人。熙宁间尝知开封府。（犹今之顺天府尹，当时一要职也。）宋史本传，寥寥数行，惟有论事不避权贵。（神宗论绎语。）为政务摧豪党，谳狱多所平反三语。此外则诋其私德，谓子与妇一夕俱殒于卒伍之手，又云：缪为敦朴之状，好事者目为热熟颜回。其传末论云：陈绎希合用事，固无足道，闺门不肃，廉耻并丧，虽明晓吏事，又何取焉？据此推之，则陈绎必一操守严正治事敏察之人。古之循吏也，其政绩可观者必甚多，史削之耳。乃云其缪为敦朴，吾不知作史者何以审其必缪也，子妇事何与阿翁，乃指为廉耻道丧！虽明晓吏事，亦不足取，古今有此论人法耶？古今有此史笔耶？要之凡经安石拂拭之人，虽夷亦指为跖，此全部宋史一贯之宗旨也。
邓绾
绾诚一反复小人，荆公所拔诸人，此最为不肖矣。顾公虽尝荐之，然后此恶其媚己，遽自劾失举，公之不自文其过，益可见矣。而世乃谓公好谀，何适得其反哉！
许将其为荆公所荐与否史无明文。然熙宁初超擢不次，不得谓非荆公用之矣。欧阳修尝称其辞气似沂公，举进士授外任秩满后，不试馆职，与荆公同，其澹于荣利可见。荆公赏之，或以此耶！其判流内铨也，以综核名实闻。辽以兵二十万压代州境，请割代地，岁聘之使不敢行，将慷慨请往，面折辽使萧禧，全命而返，其折冲尊俎之功，不让富郑公矣。其判尚书兵部，整理保甲法，卓着成绩。其知郓州，民无犯法，父老叹曰：自王沂公后五十六年，始见狱空耳！其为兵部侍郎，条陈军略甚悉。及用兵西夏，神宗遣近侍问兵马数，将立具上之，明日访枢臣，不能对也。及绍圣初欲发司马光墓，将又谏止之。由此观之，将之才略德量，皆极秀异，荆公执政时特拔之。非无故也。而宋史于传后之论，惟称其力止发墓一事为可取，余悉置之，是得为好恶之公乎！
邓润甫
以荆公荐为编修中书户房事，旋擢知谏院知制诰，累迁御史中丞，其成进士后，尝举贤良方正，召试不应，荆公殆赏其恬退耶！元丰末，神宗命李宪征西夏，润甫力谏，未几为蔡确所陷，落职知抚州，是其人亦鲠直士也。宋史论之曰：润甫首赞绍述之谋，虽有他长，无足观矣。呜呼！是又与韩绛元绛陈绎诸传，同一笔法也。但一附新法，则万善悉不见银，荆公所用，安得不尽为小人哉！
王子韶子韶殆钻营奔竞之徒，荆公初引为制置条例司属官，擢监察御史里行，然旋罢黜知上元县，殆荆公自知其误欤？
吴居厚居厚虽非荆公所拔用，然录其功以迁擢者也。初为武安节度推官，奉行新法尽力，核闲田以计给梅山瑶，计劳，得大理丞，补司农属，其后提举河北常平，增损役法五十一条，史称其精心计，笼络钩稽，收羡息钱数百万。又言其就莱芜利国二冶自铸钱，岁得十万缗。元?时治其罪，绍圣间，为江淮发运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间赖其利，崇宁间为相云。史称其在政地久，无显赫恶，而一时聚敛，推为称首。今以本传所指为罪状者按之，其核闲田以给瑶民，极得招抚之道。就冶铸钱，以润泽一国之金融界，国与民两受其赐。若其疏河通漕，则史亦称之矣。是皆不足以云掊克，独其岁收羡息钱数百万，果为损下益上乎？抑为办理得宜，自然至之乎？今日无从臆断，为功为罪盖未可论定也。然以史家恶之之甚，然犹称其无显赫恶，则其人为能知自爱者可知矣。既知自爱，而理财之才复如此，则荆公拔识之于小吏之中，亦非为过矣。
张商英唐Ｘ言张商英为安石鹰犬，而近儒颜习斋亦言商英善理财，比诸薛向，不知习所斋据何书。考诸宋史本传，则商英以面折章，为所敬礼，归而荐诸荆公。（此亦章不可及处）因得召对，擢监察御史，旋出之于外，终熙宁世未尝大用。其果为荆公所甚倚重者与否，不可深考。哲宗亲政，商英上疏严劾元?大臣，故当时所谓士君子者，恶之特甚。徽宗崇宁初，蔡京相，商英又劾京身为辅相，志在逢君。京衔之，编入元?党籍。大观四年，代京为相，谓京虽言绍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锢士大夫耳。于是大革弊事，改当大钱以平泉货，复转般仓以罢直达，行钞法以通商旅，蠲横敛以宽民力，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帝颇严惮之。然则商英其亦不辱荆公之知矣。
孙觉
与荆公友善，公执政，荐为直集贤院，后以争新法去官，史亟称之。然觉与荆公友谊，终始不变，公薨，觉诔以文，极诵其美。
李常荆公荐为三司条例检详官，后以争新法去，史亟称之。
陆佃荆公弟子，执政后用以为学官，始终能尊其师，惟以不与政事，故宋史不甚诋之，但有微词而已。
李定本传云：定少受学于安石。熙宁二年，孙觉荐之，召至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定曰：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安石荐之，命知谏院，御史陈荐劾定闻庶母仇氏死匿不为服，诏下江东淮浙转运使问状，奏云：定以父年老，求归侍养，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言实不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养解官，寻改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劝讲之地，并劾安石，章六七上。元丰初，进定为御史中丞，劾苏轼逮赴台狱。哲宗立，谪居滁州。定于宗族有恩，分财振赡，家无余赀，得任子，先兄息，死之日，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骤得美官，又陷苏轼于罪，是以公论恶之，而不孝之名逐着。按唐Ｘ言李定为安石爪牙，而当时劾荆公者，多借定为题，嚣嚣论不已，实当时一大公案也，故今详录本传之文而辨之。传言定为孙觉所荐，觉字莘老，以学行闻于时，与荆公虽旧交，然因争新法不合去官，此其人当为当时诸贤所许者也，何至以不孝之人入荐？又据传言定于宗族有恩，得任子亦先兄子而不及其子，夫孝友之道一也。定友爱至此，而安有不孝者乎？考陆放翁老学庵笔记云：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即佛印也。后为李问妾，生定，又出嫁郜氏，生蔡奴，工传神，是仇氏已三人，其死时与李家恩断义绝久矣。孔氏不丧出母，见于礼记，况于妾母耶？以此律之，即不为服，亦不为过。况仇既死于郜氏，则定所云实不知为仇所生疑不敢服者，实在情理之中，而定犹不忍竟不为服也，而托侍养以解官以行心丧焉，亦可谓情至义尽者矣，且又安知非定之父，不许其子为弃妾持服耶？由此言之，定不得为不孝明矣。就令定果不孝，亦何与安石事？而合全台以攻定，且缘定而攻安石，汹汹然疏至六七上，此何理也？是知其所以攻定者，非以定之不孝也，以定言青苗便民耳；又非攻定也，攻安石耳。以人之不肯随我以破坏新法也，乃不惜构游词以诬其名节，是直夺人之言论自由已耳。此等台谏，非用张江陵之法，一一取而廷杖之，不足以警凶顽，然后世史家。则皆以直颂之矣，可胜叹哉！吾非)龂*)龂*焉为李定辨，凡以见当时攻新法者，其无赖乃至如此耳！
吕嘉问字望之，助荆公行市易法者也。宋史本传极其丑诋，而公有祭其母夫人文云：实生才子，我所叹誊，秉义率法，困而不渝。公罢政归江宁后，嘉问知江宁府，集中有与吕望之上东岭一诗，其末段云：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水。微云会消散，岂久汙尘滓。所怀在分襟，藉草泪如洗。则嘉问为人，必有可观者，宋史之言，殊不敢尽信也。
常秩秩字夷甫，有道之士，而荆公挚友也。宋史以其友于荆公也，丑诋之。本传云：“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辞，熙宁三年，诏郡以礼敦遣，毋听秩辞。明年始诣阙，奏对后即辞归。帝曰：既来安得不少留，异日不能用卿，乃当去耳。即拜右正言”又云：“初，秩隐居不仕，世以为必退也者。后安石为相更法，天下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令，独以为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谏争为侍从，低首抑气，无所建明，闻望日损，为时讥笑。秩长于春秋，着讲解数十篇，及安石废春秋，遂尽讳其学。”今案同一传中前后相去数行间，而记载矛盾至此，前史所未有也。考神宗以治平四年十月，诏秩赴阙，而秩屡辞。直至熙宁四年始入朝，传之前文所纪者是矣。安石之为相，在熙宁二年，秩之被召，在相安石之前二年，秩之诣阙，在相安石之后两年，然犹三使往聘，以礼敦遣，始勉就道，是犹得云一召即起耶？何其好诬人若此！又何其不善诬人若此！案刘敞杂录云：“处士之有道者，孙侔常秩王令。秩颍州人，初未为人知。欧阳永叔守颍，令吏较郡中户籍，正其等。秩赀簿在第七，众人遽请曰：常秀才廉贫，愿宽其等。永叔怪其有让，问之，皆曰：常秀才孝弟有德，非庸众人也。永叔为除其籍而请秩与相见，悦其为人，秩由此知名。”今考欧公集，自治平三年至熙宁三年，所与夷甫诗及尺牍十余条。欧公长夷甫六年，乃称之曰常夫子，又曰愿得幅巾杖屦以从先生长者游。及其卒也，荆公为之墓表，称其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以刘原父欧公荆公三人之贤，而其向往夷甫至于如是，则夷甫之贤可想矣。而史乃诋之如此，且为之论曰：学不为己，而俯仰随时，如桔槔居井上，欲其立朝不挠，不可得矣。呜呼！徒以其与荆公游之故，而掊击至无完肤，欲不名以秽史得乎？至谓秩尽讳其春秋学，则吾考荆公并未废春秋，则秩虽媚荆公，亦何所容其讳，其诬更不俟辨也。（荆公未废春秋，于第二十章别论之。）
崔公度字伯易，博学工文，时号曲辕先生。尝作感山赋七千言，欧阳修韩琦皆重之，刘沆荐茂才异等，辞疾不应。英宗时授国子监直讲，以母老辞。幼与荆公交好，公于嘉?三年，有与崔伯易书，痛王逢原之死，谓世之知逢原者无若吾两人。逢原安贫乐道，曈然尘表，与荆公正同一节操。而伯易能为二人所许如此，则其清风亮节，亦可知想矣。而宋史本传云：“惟知媚附安石，昼夜造请，虽踞厕见之不屑也。尝从后执其带尾，安石反顾，公度笑曰：相公带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耳，见者皆笑，亦恬不为耻。”嘻！不知踞厕时何以有人在侧，而见者皆笑，又何在厕者之众耶？此直不尽情理至秽极鄙之言，而以入之正史，是诚何心！要之凡其人稍为荆公所礼者，务必丑诋之使不侪于人类而已。
王令字逢原，荆公生平第一畏友，刘原父所谓处士之有道者三人之一也。荆公集中诗文与相往复者，不下数十见。其卒也，为铭其墓，称以天民。宋史无传，而王直方诗话云：“逢原见知于荆公，荆公得政，一时附丽之徒，日满其门，进誉献谀，逢原厌之，乃大署其门曰：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意当有知耻者，而请谒不衰。”考荆公所作墓铭，逢原卒于嘉兴四年，实在荆公得政前之十年，此语何从而来？可知宋人之于荆公，所以诬蔑之者无一不用其极，凡亲友无一得免焉。幸而宋史不为逢原立传耳，苟立传，则夷甫之束阁春秋，伯易之拭带圊围，又将盈纸矣。
此三君子者，常崔虽尝一仕于朝，未尝一任繁剧，其于新法，可谓之绝无关系。王则当新法行时，墓木久已拱矣。而后之载笔者，其谒全力以污蔑之也若此，坐是之故，乃使吾并史所载吕章之徒之恶，而亦有不敢尽信者矣。非吾之爱其人者及其屋上乌，实缘昔之载笔者恶其人及其储胥，有不足以坚吾信也。
荆公所用之人不止此，其所交之友亦不止此，而即以此四十人者论之，其贤才泰半，不肖者仅十之二三。其所谓不肖者，其罪状盖犹未论定也。夫以荆公德量汪汪，不肯以不肖待人，间或为人所卖，则宜有之。若谓其喜逢迎，乐便辟，曾是荆公而肯为是耶！夫人苟尝为荆公所任者，或与荆公有亲故者，或不肯随声附和以诋新法者，则虽君子而亦必诬以小人，则其谓荆公专任小人也亦宜，乃独有一元恶大憝之蔡京，其人与荆公有葭莩亲，熊本又尝以奉行新法明敏多才荐之，（见本传。）而其容悦干进之术，不能售于荆公，而反得售于温公，则荆公虽曰不知人，犹加温公一等者矣。
【译文】
自古至今之人评说王安石，直接将他诋毁为小人的，就不用再说了，就是把他奉为君子的，也未曾不把他好使用小人当做他的错误。然而王安石真的好使用小人吗？王安石所用的人，果真像史家所记述的，没有一个不是小人的吗？让我们去除成见，公平地去细察一番。
我曾极力强调王安石不得不用小人的原因，是当时的君子都不肯被他所用，固然是这样。王安石曾说：“洪水的祸患，不可能等有了治水的人才发生；而这些大臣中，只有鲧是擅长治理水患的。所以说即使违命毁了全族的人，也不能舍了鲧。”由此推断，即使说王安石好用小人也是合适的。在他被罢官回家之后，也曾说自己的智慧不足以知晓别人，给自己造成损害的往往是那些交往较多、情谊深厚的人，他被小人所牵累，自己很是后悔，这也是事实，没有什幺可以避讳的。小人也并不是什幺时候都不可用，而能不能用，则要看用他的人。凭一个纯粹的君子来用小人，天下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人之所以称这些人为小人，是因为他有机巧和变诈。用小人的人，一定是自己所具备的机巧和变诈能与小人相匹敌，甚至要超过他们，纵然他们使尽浑身的伎俩，也逃不出自己的控制之外，这样才可以去用小人。像张江陵就是这样的人，胡文忠也是也是这样的人，像曾文正就不是这样的人了，王安石就更不是这样的人了，这是什幺原因呢？因为王安石是纯粹的君子，是不会玩弄权术的君子的缘故。
即使这样，说王安石是专门好用小人也不对；说王安石所用的都是小人更是不对。王安石给宋神宗上的《论馆职札子》中说：“陛下即位以来，因当政的人，有的缺乏才能，因而所使用的，许多人有点小才而没有大义。这些人得志，就会败坏风俗。想要改变这个弊端，就是要亲近忠良之人罢了。”王安石这样去规劝君主，难道他自己不会这样做吗？在制置条例司刚刚建立的时候，宋神宗多次问王安石，王安石说：“现在要理财，就必须使用能人。天下的人只见朝廷以任用有才能的人为首要标准，而不迫切地任用有德的人，恐怕风俗因此而败坏，那样将后患无穷。陛下应当考虑国家大事的轻重缓急。”（在《宋史》中王安石的本传里没有记载这些话，华氏的《续能鉴》中，在熙宁二年三月中有记载，见于《宋史》的什幺地方，没有来得及细查）这些举荐贤良远离小人的话是这样诚恳和迫切，所以与其说是王安石好用小人，还不如说是宋神宗好用小人，而王安石虽然矫正了他而又没有全矫正过来。王安石所提拔使用的人，被后世称为君子的也是很多的，只是有些后来因为不配合新法的实施，就没有一直用下去，史家就不认为这人是王安石所用的。王安石既然锐意改革推行新法，那幺凡是不愿意推行新法的，虽然想一直用他们却又不能，从道理上讲这事肯定是这样。而因此说王安石没有使用君子的心愿，从中看不出来。如果是始终奉行新法的人，后来的史家，就不再管这人平时的品行如何，就是支持新法这一项，就已经被指责为罪大恶极，还不单单是这样，又往往虚构一些事实，非要让他背上恶名才罢休，不一定是和王安石一起共事的人，就是平常与他较熟悉一些的，也没有一个幸免的。像这样，王安石所用的人，怎幺会不都是小人呢？不是王安石好用小人，只是这些人一经王安石的提拔，马上就会被史家加以修饰处理，即使是君子也变成小人了！我不敢说王安石所用的人中没有小人，我只是说即使有小人，那他们的缺点也不像记载的那样严重。就像王安石这样品德高尚的人，经过史家的加工刻画，都使后来的读者觉得他活生生是王衍、卢杞这样的人，那幺其他行为操守不如王安石，又给人以把柄的人，被诋毁还有什幺不可能的？像韩琦这样被指责为与宦官相互勾结，像欧阳修也被指责盗氵㸒甥女，况且整个朝廷对他怒目相向，说他是希望得到并极力巩固恩宠，修饰自己，欺蒙圣上，当时那些和他作对的人，哪里还有是非之心，而他们所说的话又可信吗？孙固在朝廷上争论几句，与当时舆论稍有违抗，就被指责为奸邪，那幺千百年来，指责王安石所使用的人为奸邪的，又怎幺知道他们的才能品行是比不上孙固的呢？我并不是为王安石所用的人来辩解，但有些话我不能不说，下面就把可考证的一些人一一列出来。
陈升之陈升之在仁宗时就已经做了大官，并不是王安石所特别提拔的，在王安石的文集中有《送陈升之序》一文。大概他还在做小官时，王安石就希望能给他以重任，等制条例司刚刚设立的时候，就把他调过来与自己共事，所以神宗以陈升之为丞相，是王安石推举的毫无疑问。陈升之任谏官五年，所经手的有一百多宗事，可以说他并不是庸庸碌碌之辈，只是因为和王安石共事的缘故，被写史的人称为狡猾多变，善于附会而贪图富贵的人，这种说法是不是准确就不是我所能推断的了。
王珪王珪做典内外制十八年，到熙宁三年，做了参知政事。熙宁九年，做同平章 事。到神宗年末，一直担任丞相一职。可以看出，他是被王安石所推荐的，他是始终奉行新法的人。《宋史》在他的本传中对他执政前的事多是赞美表扬之辞，写他执政后则多是指责他的缺点和错误。平心而论，他算是一个中和的人。
苏辙王安石才设置制置条例司时，先提拔苏辙为检详文字一职。王安石破格提拔小官是从苏辙开始的，后来因为不配合新法的施行，被外放为河南推官。
程颢制置条例司才设立的时候，派遣八人到各路去视察农田水利，程颢就是其中一个。程颢实际上是王安石提拔上来的。后来因为不配合新法的施行，外放为签书镇宁军判官。而《宋史》在王安石传和程颢传中，并不记载他做条例司官这件事，因为被王安石所赏识成为程颢的一个污点，所以很避讳提及这事。
刘彝条例司所派遣的八人之一。之前他本是一个县尉，是王安石破格提拔上来的。史书上说他因为不配合新政而被罢官，又说神宗选择管水利的官，因为他熟悉东南的水利，做了都水丞。并不是不用他了，是因他有所擅长而委派他专门做一件事罢了。因为他无关紧要的缘故，《宋史》在他的本传中没有贬词，还很称赞他有才干。
卢秉也是制置司所派遣的八人之一。史书上说他与薛向施行盐法时扰民，然而请求辞去发运使一职并交出财物，综合考核一下他的名誉和实际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后来他去征西夏，建立奇功，他才能的奇异就可以知道了。他的父亲因为谦让而闻名，而户秉还没有成年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声望。他曾说林木如果不培植，根株是长不好的，就像士大夫的名节一样。蒋堂赏味他的这番话，推断他将来必定成为大器。王安石因为看了他的《壁间诗》，赏识他的静退，因而破格提拔了他。卢秉后来戍守边关，多次以父亲年老为由请求退休。神宗亲下诏书留他，他的父亲卢革听说了这事，也以义为由不让他回来。后来卢革病重，才得以回家，从此就再也没有复出。由此看来，卢秉的名誉和节操，确实是非常可观的，不辜负王安石的期望。而《宋史》却说他迎合曲从世俗的爱好，父子的为人相差很远。卢革从来没有说过他儿子品行不好，并且还以大义来要求他，不准许他退休回家，而写史的人不准许卢革有儿子，这是什幺原因？只不过是他奉行了新法的缘故。
谢卿材、侯叔献、王汝翼、曾伉、王广廉是条例司所派遣八人中的五个人。《宋史》都没有为他们作传，事迹也无从考证。从程颢、刘彝、卢秉三人的例子，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不错的人。（蔡上翔说谢卿材、侯叔献都是当世被称为贤者的人，不知是根据什幺书说的，有待考证。）
吕公着吕公着后来和司马光一起破坏新法，史家都认为他是大贤，而他被破格提拔为显官，实际上是王安石所举荐的。史家怕玷污吕公着，就在吕公着的传中讳而不谈此事，而在他哥哥吕公弼的传中说：“王安石知政事，恨吕公弼不和自己一心，对他说要用他的弟弟来做御史中丞来逼迫他。”大概是想用这来增加王安石的罪状。却忘了这是吕公着所避讳的，留下了这个痕迹给人看， 我就是不理解恨哥哥又怎幺能推荐弟弟，用了弟弟又怎幺能逼迫哥哥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重要的是，王安石推荐吕公着，是明显而没有疑问的，那些诋毁王安石专用小人的人，将怎幺来解释这些呢？
韩绛韩绛是王安石所推荐的，代替陈升之管辖条例司，不久就做了参知政事，又随王安石之后为丞相，一心一意保持前人的做法，当时人称“传法沙门”，也因此在《宋史》他的传中被特别地丑化和诋毁。考查一下神宗才继位的时候，韩琦就推荐说韩绛不辅佐天子的大器，可以说他才德的优良，不只是王安石知道。他早年断案廉明，抚慰百姓周到深入，政绩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在做谏官时多次谈到宫廷中长久积存的弊病，尤其是一般人不能做到的。庆州羌族叛乱，他一举平定，可见他擅长军事谋略。他知成都府、开封府，多次打压豪强来缓解百姓的困苦。仁宗感叹说：“大家都姑息他们，只有你能够不屈服于时俗吗？”一些官吏阻止皇帝的恩泽惠及百姓，韩绛坚决反对。曾对宋英宗说自己身犯众怒怕有人告状，英宗说：“我还没有继位的时候，就多次听说当官的把国家大事送人情。你所坚持的是对的，为什幺要害怕谗言呢？”他这种刚正的气节，是历朝所不多见的。他曾说过，要想富国，就要充分利用土地，他第一个请求改变差役法，他是当政者中特别懂得大体的人。他还多次推荐司马光，一点都没有党同伐异的想法，这一点尤其使人敬佩。（以上都是根据《宋史》中他的本传讲的）由此看来，王安石推举韩绛来接自己的班，可以说选人得当。凭着韩绛的贤能，唯独对王安石心悦诚服，守住新法不变更，那幺新法的好处，也是可以看出的。而《宋史》中他的传，只因为这个原因，在他做了丞相之后，就附加给他种种诋毁的言辞，不顾及传的前半篇相矛盾， 我从这里就看出来《宋史》是不可信的。
韩宗师是韩绛的儿子，王安石举荐他为度支判官提举河北常平，史书上称赞他的孝道，由此也足以看出王安石是不随便举荐人的。
元绛元绛是王安石举荐的，官至参知政事，宋神宗非常惦记他。他生平的政绩非常好，《宋史》他的传中对他不能加以诬蔑和诋毁，只在最后说：“绛到哪里都会留下好名声，只是他没有独立的操守和仪法规矩，逢迎奉承王安石和他的子弟，当时的舆论对他很看不起。”在传后的评论中说：“王安石当政，一时间士大夫中向来有些名声的，都改变了自己的操守而依附于他，到处都是这样。元绛所经历的官职，都有很好的政绩，他也逢迎王安石，见识小啊。”如果是这样，凡是不肯攻击王安石的人，虽然有百千种美德，都要被一个“谄”字所抹杀，成为没有独立操守的人了，凡是那些被王安石所用的人，怎幺能不都成为小人吗？史书中的《韩绛传》也说他贤明，而最后加了两句说：“韩绛因为和王安石是同党而当政，因此好的议论就少了。”和这个传是同一个笔法。这种议论，这种舆论，价值就可以看出来了！
吕惠卿《宋史》把吕惠卿列入奸臣的传中。吕惠卿肯定不是君子，这就不用说了。王安石了解吕惠卿，实际上是欧阳修介绍的，介绍他的书信在欧阳修的文集中就有。嘉祐六年欧阳修还有一篇《举惠卿充职札子》，文中说：“吕惠卿有才学有见识，聪明而机敏，尤其能晓文艺，喜欢用古法要求自己，可以说是个端庄文雅之士。”欧阳修向来以识别人才着名，他所荐举的人，都是少有的人才，而称赞吕惠卿“饬躬”、“端雅”，则这个人恐怕不只是才学优异而已。据《宋史》他的传记中所记载他的罪状，大半是有关他奉行新法的。可是我以为这不但不能称为他的罪状，还可看做他的功绩。他的传中还记载他知延州，夏人入侵，将要用全军来围困延安，吕惠卿在米脂等地修了工事来防备。等敌人到来后想要攻城而不能靠近，想要掠夺而野外什幺都没有，想要求战可守将们都按兵不动，想绕到南边又怕腹背受敌，停了两天就退回去了。据此可以说他不单有政治才能，还有军事才能（在他的传中写了他治军的三件事，他所提出的策略都很中肯）。惠卿是否真是一个奸邪之臣，应当用他是否背叛王安石这一件事来决定。据元祐初苏辙弹劾他的文章 ，说他与王安石势力相互倾轧，变成了仇敌，私自拆启王安石的书信等等。后来的史家，认为这是王安石第一次被罢免丞相的事。现在考证元丰三年，王安石有《答吕吉甫书》中说：（吕惠卿来信中称特进相公，王安石是在这一年刚被授以特进的，所以知道这事应当是在这一年或之后）
与您同心，现在却有了不同的政见，都是因为国事，哪里有其他的呢？同朝众多的人中，您单单帮助我，我对您有什幺不满意的呢？别人议论您，我并没有参与。那幺您为什幺要怨恨我呢？我只是办事方便而趋赴时风，我不知道那些议论。根据实际情形来说，您是这样的明白。您的来信很明白，看后感觉到非常失意。往日我所做的，确实没有一点可疑的地方，今天对您来说，还有什幺旧恶要挂念呢？（下略）（按：吕惠卿来信中有一句：“自己检查自己感到很浅薄，也没有琐事的嫌疑。您是这样的高明，为什幺要记我的那些旧恶呢？”王安石因此给他回的信。）
由此来看，王安石与吕惠卿开始合作最后分道扬镳，确实是事实，而他们的分离，是因为公事呢，还是私怨呢？还不能知道。根据王安石的信中所说应该是公事，从史书中来考证，也有可以考证到的地方。王安石刚被罢免后，吕惠卿接任，创立了手实法和鬻祠法，都是害民的政策，不是王安石的想法。王安石重新担任丞相后就把这些都废除了。吕惠卿敢于搅乱王安石所制订的法令，就是说他背叛王安石也是可以的，然而这是由于他学识不足造成的罢了，还是可以原谅的。而吕惠卿自己说“反思自己很浅薄”，不知是不是别有所指。还是王安石大度，不与他计较呢？我私下以为吕惠卿当时肯定非常痛恨那些阻挠新法执行的人，想办法惩治他们，而这些又常被王安石所否定。看一下王安石被罢免后的数月中，很快有了流放郑侠的事，这可以看出了。也因为这个，阻挠者恨吕惠卿，比恨王安石更厉害。又因为他和王安石之间有矛盾，更授人以口实。于是史家评他的为人，说他猪狗不如。我以为吕惠卿确实不是什幺品行才学优良的人，然而私下怀疑纣的错误，也不如他严重。
（考异十六）《宋史》吕惠卿传中引用司马光的话，说吕惠卿“是变法的谋主，而王安石全力施行”，好像所有的新法，都是由吕惠卿提出的，而王安石不过是个傀儡。我认为这肯定不是司马光所说的；如果真是司马光所说的，也是荒谬的无稽之谈。王安石的新法，在他的心中酝酿已经很久了，看一看他平时的诗文和上仁宗书就可以看出。《答吕吉甫书》中说：“整个朝廷中，只有你帮助我”，是说吕惠卿辅助王安石，怎幺能说是王安石辅助吕惠卿呢？
（考异十七）《宋史》记王安石和吕惠卿相攻的事很多，那些言辞都很粗俗。如果真像里面所写，那不只是吕惠卿是奸邪之臣，王安石也就成了奸邪之臣。蔡上翔对此辨析得很全面，这里就不把这些烦琐的内容引用过来了。只看一下《答吕吉甫》这封信，他的品德和度量是何等的宏大。凭王安石的为人，怎幺肯做出这些卑劣的事情呢？读者如果相信王安石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那幺读这一封信就足够了；如果还是不信，则我再多说也没有什幺作用，所以就不再多说了。
曾布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他辅佐王安石施行新法，功劳与吕惠卿差不多，《宋史》也将他列入《奸臣传》中。我用他传中的文字来考证，看不出说他是奸臣的原因。当时的那些新法虽说是由王安石拟定的大纲，而编成条目，形成法典，有一半是出于曾布之手。朝廷中的大臣有非难新法的，曾布都一一为他们解释，《文献通考》中还记载了他的一些事，那幺他文理考察周密的才能，和收放自如、深奥广博的论辩，肯定有非常过人之处。在他的传中记述他第一次被召见时，给神宗上疏，让神宗拿出真诚果断的行动来，让四方都知道君主不可违抗，新法不可欺侮，他这话可算是说到了要害之处，可以弥补王安石的不足之处。他对新法是很用力的，只有对吕嘉问办市易不得力的事而狠狠地弹劾了他，说相关的官员自己兼并土地，最终也因此而得罪了吕惠卿而被贬出做饶州知州。所说的和而不同，不是这样吗？司马光执政，下令增加和减少役法，曾布拒绝说：“免役这件事，法令很详细，都是我写的，现在让我自己来改换，从道义上说是不能做的。”他真是不会变通而又倔强。之后在崇宁年间因为得罪蔡京，蔡京诬陷他受贿赂，让吕嘉问逮捕了他和他的儿子们，刑讯逼供诱使他说自己的罪名，这也是因为曾布不肯依附蔡京的缘故（以上所说根据的都是《宋史》曾布的传）。凭《宋史》对曾布诋毁得如此严重，以至列他到奸臣中，而记述他的所作所为却是如此，那幺他做的其他好事被删除不记载的，怎幺能数得清。那些被指责为奸臣罪状的，不过绍圣年间、建中靖国年间，两次提倡绍述之论罢了。如果说这是“奸”，那幺何不把王安石也列入奸臣之列？我认为曾布是千古正直之士，而他的学识和才华，都足以配得上。曾巩有这样一个弟弟，而王安石得到这样一个人，就像得到夔一样而满足了。王安石的冤情，数百年来为他昭雪的，尚且有数十人，而曾布的冤情，真如同万古长夜，我必须要把这些说出来！
章 惇也是《宋史》奸臣传中的一名。王安石才开始起用章 惇的时候，他是编修三司条例官，之后让他去平定南北江的蛮族，避开湖南四府的地域。因为有功而得罪，前面的章 节中已经详细论说过这些。元丰三年拜为参知政事，当时王安石已经被罢相。不久因为他父亲冒占民田而被贬出知蔡州。元祐初年驳斥司马光所更改的役法，共有数千言，司马光的政策施行后，章 惇愤愤地与司马光在门前争辩，史书上称他的言语很混乱，大臣交章 弹劾他，因而被罢免。元祐七、八年间，又多次被谏官所弹劾。哲宗亲政后，起用他为丞相，只以绍述所说作为国家大事。凡是元祐间所更改的法令都恢复了，大兴党狱，并想追废宣仁太后。哲宗死后，皇太后商议要立的国君，章 惇说：“按礼法律条来说，他的弟弟简王应当册立。”太后说：“我没有儿子，各个王都是神宗的妾所生的儿子。”章 惇又说：“按大小则应当立申王。”太后说：“申王有病，不能够立他。”最后立了端王，这就是宋徽宗。被贬知越州，不久又被贬到潭州，又贬到雷州，最后转到睦州时死去。章 惇不肯用官爵暗地里照顾亲友，四个儿子参加科举都被录取，只有三儿子章 援曾做校书郎，其他三人都在州县里做官，最终也没有做大官的。《宋史》章 惇的传中所讲大概就是这样。以此来看，足可以让他是奸臣吗？就拿他不肯把官位给自己的亲友一件事来说，他洁身自好的品格已经可以影响世俗了。哲宗死后与太后争论要立的人，最终也因此被贬出以至于死去。即使他主张所立的简王和申王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像徽宗这样荒氵㸒无道的国君，最终使宋灭亡，这是世世代代人们所共同看到了。 怎幺知道不是章 惇平时观察他这个人不适合做国家的君主而故意阻拦呢？即使不是这样，也不足以加罪给章 惇。如果认为绍述在熙丰年间为奸，那幺也是以奸上加奸罢了。他最为世人所诋毁的，莫如驱逐元祐诸大臣和请求废宣仁太后这两件事。请求废除太后确实是有罪，说到驱逐流放元祐的那些大臣，则又是以元祐间的大臣用来对待熙丰的方法来做的。如果元祐的那些人做的对，那章 惇做的也对；如果章 惇做的不对，那幺元祐间的人所做也不对。议论者人肯定要说：元祐的那些人是君子，所以可以驱逐小人；章 惇是小人，所以不可以驱逐君子。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君子和小人是怎幺来区分的。如果按私德来论，章 惇的耿直，恐怕是元祐间的那些贤人比起来也是有愧的；如果按政见来论，我没有听说有用政见来判别君子和小人的。攻击新法的人既然可以把奉行新法的人认作小人，那幺奉行新法的人也可以指责攻击新法的人为小人，他们之间能差多少呢？章 惇之所以要报复元祐那些人，而且他的残酷程度确实比元祐那些人更甚。即使这样，也要算一下元祐这些人是怎样报复熙丰年间的大臣的，他们的残酷程度也远远超过熙丰年间的人？以德报怨，确实是美好的，但这只有那些有高尚品德的人才能做到，怎幺能用来要求章 惇呢？再说元祐那些自命为君子的人，他们的品德还达不到这幺高，况且是章 惇呢？我认为章 惇有才，只是赌气而已，他是不是奸，那不是我所知道的了。
蔡确以《宋史》他的本传所记载的内容来考查，他确实是个小人。然而王安石主持国事八年，始终没有派他大用，官职最大做到知制诰罢了。所推行的新法，也没有借助他的力量，不能说他是被王安石所用的
王韶王韶的功劳都在前面，《宋史》他的传中严重地诋毁了他，这里没有工夫为他辩白。
熊本熊本的功绩也列在前面，《宋史》他的传中也对他有微词，这里没有工夫为他辩白。
郭逵、赵卨都是王安石所用的边将，在西夏和安南都立有战功，《宋史》对他们也都有微词。以上四个人，都是功劳和过错不能相抵的。自古以来的名将，往往都是这样。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目的是为了成功，这些也不足以当做王安石的错误。
范子渊是王安石起用来兴修水利的人。《宋史》中没有他的传，而《河渠志》中讲述他所建设的内容很详细。他极力主张疏通河道，并能发明一些新的器具用于水利，可算是一名有才的人。史书上对王安石的政绩，没有不诋毁的，所以说范子渊“迎合取宠”，又说他“其器不可用”，但今天那些陈迹已经湮没很久了，其中的是非也无法查明了。
薛向唐炯弹劾王安石，说薛向、陈绎、王安石等人颐指气使，与家奴无异。王安石在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曾推举薛向做管理马政，熙宁初年（公元1068年）又荐举他为江淮发运使，不久又荐举他做了权三司使，对他的信任可以说是非常深厚。而薛向所到之处，政绩卓着，马政和漕运，经过他治理，大大地去除了长久积累下的弊端。熙河战役，物资转运没有出任何差错。他理财的功绩，可以与刘晏相当，就是《宋史》也很称赞他。王安石能用人，也就是一个例子。只是奇怪的是，《宋史》在薛向的传中，对王安石多次举荐他的事，一点儿都没有提及，我不知道这是什幺用心，是不是不想玷污薛向呢？唉！
陈绎唐坰拿他和薛向放在一起说，也应当是王安石极为信任的人。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1077年）曾知开封府（就像今天的顺天府，是当时的一个重要职位）。《宋史》中他的传，寥寥几行，只有“论事不避权贵（是神宗评陈绎的话），当政必定摧毁豪强结成的朋党，审理诉讼经常为人平反”三句话，之外则诋毁他的私人品德，说“他的儿子和儿媳一天晚上一起死于士兵的手里”。又说：“他伪装成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多事的人看他像颜回。”在传的最后说到：“陈绎迎合人来做事，本来就不值得说。闺门管理不严，丢尽了脸。即使他通晓为官之道，又怎幺能用他呢？”据此来推断，那幺陈绎肯定是一个操守严正，办事聪敏的人，古代的好官，政绩可观的很多，史书上都去除了，只说他“装作忠厚老实的样子”，我不知道写史的人凭什幺说他是伪装的。他儿子和儿媳的事与他有什幺关系，因此而指责他“丢尽了人，即使他通晓为官之道，又怎幺能用他”，自古至今有这样评说人的方法吗？自古至今有这样的史笔吗？重要的是，凡是经由王安石举荐的人，善良的也会被认定为盗贼，这是全部《宋史》一贯的宗旨。
邓绾邓绾确实是一个反复小人，王安石所提拔的许多人中，他是最不行的一个了，所以王安石虽举荐了他，之后恨他谄媚自己，就自己弹劾自己举荐不当。王安石不掩饰自己的过失，更可以看出来了。而世人说王安石爱听谄媚之言，为什幺他做的正相反呢？
许将他是不是王安石举荐的史书中没有明确的文字，而熙宁初年被破格录用，不能不说是王安石提拔的他。欧阳修曾称赞他的文章 风格像王沂公，被选中进士外任期满后，不经考试就任了馆职，与王安石一样，他对名利的淡泊可以看得出。王安石欣赏他，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在做流内铨的判官时，因为考核汇总官员的名声和政绩而闻名。辽国用二十万大军威胁代州边境，要求割让代州，宋要派使者去，都不敢去，许将慷慨请求前往，当面指责辽使萧禧，完成使命而返回。他在宴席上大获全胜的功劳，不在富弼之下。他做尚书兵部的判官，整理保甲法，取得卓着成绩。在他知郓州时，百姓没有犯法的，老人们感叹说：“自从王沂公后五十六年，才见到监狱空了。”他做兵部侍郎，所列的军事策略很全面。等到对西夏用兵，神宗让宦官问他兵马数，许将马上写好呈上去。第二天问那些权重的大臣们，没有人能说得上来的。到绍圣初年扒司马光的墓，许将进谏制止。由此来看，许将的才能谋略，品德度量，都是很优异的，王安石执政时破格提拔他，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宋史》在他的传后对他的评论，只说他全力制止扒司马光的墓一件中是可取的，其他的都放在一边，这样判断善恶公平吗？
邓润甫因王安石的举荐而被任命为编修中书户房事，随即被提拔为知谏院知制诰，多次升迁，做到御史中丞。他成为进士后，曾举荐贤良方士之士，召他应试他不去，王安石是不是欣赏他的淡于名利呢？元丰年末，宋神宗命李宪征西夏，邓润甫进谏，不久就被蔡确所陷害，被贬去知抚州，他也是耿直的人。《宋史》评论他说：“邓润甫最早称赞绍述的谋略，虽有其他的长处，也不足以看了。”唉！这也和韩绛、元绛、陈绎这些人的传是同一个笔法。 只要一旦奉行新法，有再多的好处也看不到了。王安石所用的人，怎幺会不都是小人呢？
王子韶王子韶几乎是一个钻营、追求名利的人，王安石开始任他为制置条例司的属官，后提拔监察御史里行，然而马上被罢免，去知上元县。大概王安石自己感到自己错了。
吴居厚吴居厚虽不是王安石所提拔使用的，却是王安石记录了他的功劳并提拔了他。他开始时做武安节度推官，奉行新法很出力，调查闲田并给了梅山猺。根据他的功劳，被授以大理丞的职位，后又补司农属。后又授以提举北常平仓，修改役法五十一条。史书上称赞他精于心计，控制审查，收取盈余的利息钱数百万。又说他到莱芜和利国这两个地方的官属自己铸钱，一年得到十万缗。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1093年）治他的罪。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1097年），做江淮发运使，疏通支家河以通漕运，楚、海之间的人靠这得利，崇宁年间（公元1102年~1106年）做丞相。史书上称他在政的时间长，没有做过很大的恶事，一时的聚敛财物，被看做是他最大的污点。现在以《宋史》他的传中所指出的他的罪状来看，他查核闲田给了猺民，是很得招抚之道的；就他冶炼铸钱，使一国的金融界得利，国和民都得到实惠；他疏通河运，史书上也称赞他。这些都不足以说他“聚敛”。只有他每年收数百万的利息钱，是真的有损于百姓而有利于政府吗？还是因为他办事适当得法，自然而然得到的结果呢？现在我们无法去猜测。是功还是过，是不好说清的。然而写史的人这样的痛恨他，还说他“没有做过分的坏事”，那他的为人处事自尊自爱的程度就可以看出了。 既然他能够自爱，又能够这样地理财，那幺王安石把他从一名小吏提拔上来，也不算是过错了。
张商英唐坰说张商英是“王安石的鹰犬”，而近代的学者颜习斋也说张商英善于理财，可与薛向相比，不知道颜习斋是根据什幺书说的。考证《宋史》中张商英的传，张商英因为当面说服了章 惇而被章 惇所敬重，回来后就把张商英举荐给了王安石（这也是章 惇的人不可及之处），因此而被召，提拔为监察御史。不久被贬出朝廷，到熙宁末年也没有被大用。他是否真是王安石所倚重的人，不能够更深地考证。哲宗亲政，张商英上书严厉弹劾元祐时的大臣，因而当时的所谓士君子们，都非常恨他。徽宗崇宁初年，蔡京任丞相，张商英又弹劾蔡京身为丞相，专心于逢迎君王，蔡京怀恨在心，把他编入元祐党籍。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代替蔡京为相，说蔡京虽能恢复新法，只不过是借此来节制皇帝，禁锢士大夫罢了。于是大力改革弊端，改当大钱为平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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