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处其中，幸甚。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暇，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按）今世言政者，必曰法治国。夫国固未有舍法而能以为治者也，而中国儒者讳言之，惟以守祖宗成法自文。彼其所谓祖宗成法者何？袭前代之旧而已，前代又袭前代之旧而已，数千年来，一邱之貂，因陋就简，每下愈况。其以政治家闻于后者，不过就现有之法，综核名实而已。更上焉者，补苴罅漏而已。其一倡变法之议者，惟汉之董子，其言曰：若琴瑟不调甚者，必改弦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似矣，夷考其条理，则仅在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服色之细故，必非有关于治道，甚易明也，故董子非真能变法之人。而汉武之志不及此，又无论也。自兹以往，则更未闻有人焉。能以制法之业毅然自任者也，盖由以至诚恻怛之心忧国家者，既旷世不一见，即或有之，而识不足以及此。彼其于国家之性质，盖未之知，曰国家者则君主而已，凡法度皆为君主而立也。夫使法度为君主而立，则以数千年霸者之所经验，固已日趋完备矣，其不必改弦而更张之也亦宜。呜呼，三代上勿具论，秦汉以后，其能知国家之性质，至诚恻怛以忧国家者，荆公一人而已。其忧之也既诚，痛心疾首，于国家之淹滞而不进化，国民之憔悴而不发达，反覆以求其故，若穷河源以达于星宿海。于是敢为一言以断之曰：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呜呼，尽之矣。虽然，论者或以公之诵法先王也，则或疑之为保守家理想家而不达于今世之务者。顾公不云乎，法先王者法其意而已，以今世术语解之，则公之所谓先王，非具体的之先王，而抽象的之先王也。更质言之，则所谓先王之意者，政治上之大原理原则而已。夫公之变法，诚非欲以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者，而竟骇焉嚣焉，则非公之罪矣。
虽然，以方今之世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沈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
（按）法治固急矣，然行法者人也，制法者亦人也，故公既以法度为本原，又以人才为本原之本原，夫法治国固以大多数之人民为元气者也。此公之意也。
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置之人，犹莫不好德。兔置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诗人叹之曰：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盖闵人士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庭，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亩。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按）是说也，近世曾文正公宗之而加引申焉，其言曰：“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才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择百人中之尤者而才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之上，皆与有责焉者也。”其言更博深切明矣。顾公之此论，独以陶冶之责归诸人主何也？非徒以其所与语者为人主而已，私人陶冶之范围狭而人主则广，私人陶冶之效力缓而人主则疾，故不居高明之位而勉其责云者，不得已而思其次耳，慰情聊胜于无耳。若夫欲发扬一国之人才而挟之以趋，道固莫有捷于开明**者，此俾斯麦所造于德国者如彼，而曾文正所造于中国者仅如此也。
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政刑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母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不帅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所须士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试其能行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着，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谗谄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按）公所言教育之当兴官吏之当久任等，稍知治体者盖不能持异说，无俟发明。独其论裁之以法，而引加小罪以大刑，则有疑其持申商之术操之过切者，则甚矣其间于政治之原理也。夫国家之对于人民，有命令服从之关系者也，其统治权至尊无上而不可抗者也，非惟**国有然，即立宪国亦有然。夫苟不可行者则勿着为令已耳，既着为令而可以不行，则是渎国家之神圣也。后此诸君子，以阻挠新法贬谪迁徙，而积怨发愤于荆公，曾亦思管子之治齐也。曰：歹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荆公之所以失败，正坐姑息，不能践此书之言而已。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乃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谏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百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学，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材也。
（按）后之论者，或以八股取士滥觞荆公，而因以为罪，噫抑何其诬公之甚耶！夫公以谓养士必于学校，其言明白如此，其初政犹不废制举者，则学校未普及时，势不得不然也。此于下方更论之。
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礼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陈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陈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
（按）此公所持国民皆兵之主义，今世东西诸国，罔不由此道以致强。而我中国自秦汉迄今二千年，前夫公者后夫公者，无一人能见及音者。而其导国民以尚武也，必在于学校，与今世学校之特重体育者，又何其相吻合耶。中国之贱兵久矣，而自宋以还，其贱弥甚，在募兵制度之下，而欲兵之不贱，是适燕而南其辕也。夫公所谓以天下重任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而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者，今犹昔也。世无荆公，而一洒此痼在何日哉。
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亲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凡此所谓不能约之以礼也。方今陛下躬行俭约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然而其闺门之内，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以示天下，昔周人之拘群饮而被之以杀刑者，以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重禁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此所谓禁其末而弛其本。（姚民鼐曰：自陛下躬行至弛其本，与后段法严令具至不能裁之以刑也，两段当前后互易。荆公集见一南宋雕本极多舛错，世亦无佳本正之。盖世之议者一段补饶财之余意，陛下躬行一段补约以礼，裁以刑之余意，均当在不能裁之以刑也结句之后，而为刊本舛误，遂无觉其文势之不顺者。至然而世之议者上仍有脱字。）然而世之义者,以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姚氏曰：下有脱文。）。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诚冗矣，然而前世置员盖甚少，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说矣，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按）孔子言重禄所以劝士，后世之论政者，盖亦无不知此之为急。然有难者焉，其一则增吏禄足以伤经费之说也。公固已辨之矣。公之财政意见，此书未及，但其言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则斯学之原理，具于是矣。凡古今中外之国，无论何国，无论何代，其官俸不过居国家总岁出中百分之三四耳，苟理财得其道，则此百分之三四者，比例而增之，庸足为病？不得其道，则虽并此百分之三四者而裁之，而曾何足以苏司农之涸也。公所谓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诚知治之言也。尚有一说，则曰禄虽增犹不足以止贪，彼大张苞苴之门以紊官常者，非受薄禄者而受厚禄者也。此说也，证诸今日之军机大臣督抚而信，证诸优差之局员而信，吾似无以为难也。虽然，使仅优其禄而无法度以督责于其后，则诚如论者所云云矣。故荆公于饶之以财之后，而复言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然使徒有法度以督责于其后，而廪之者不足以为赡，则法度亦虚文而已。夫有一良法美意于此，必有他之良法美意焉。与之相待而相维系，灭裂而不成体段，虽锦绣亦为天吴而已。夫以我国近数年来增一部分之吏禄，则匪惟足以伤经费，且长奔竞而人心士习日趣于敝矣。然岂足以为前贤立言之病哉？
（又按）侈靡之戒，古有常训。而近世之人，或见今之欧美，其奢弥甚，而其国与民弥富，则以为奢非恶德者有焉。嘻，甚矣其谬也！凡一国之经济，必母财富然后其子财得以增殖。而奢也者，所以蚀其财而使不得为母者也。故奢也者，亡国之道也。今之欧美，以富而始奢，非以奢而致富。然既有如杜少陵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者，其大多数人之穷困，则奢焉者之而已。而社会问题遂为今日欧美之大患，其将来之决裂，未知所届，今凡稍有识者，未尝不惴惴也。而犹曰“奢不为病”何也？荆公之说，欲立法以惩奢，其事固不可行，然其意则固有当采者矣。
方今法严令具，所以罗天下之士，可谓密矣。然而亦尝教之以道艺，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不先约之以制度，诚不可以诛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职事，诚不可以诛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诛，而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为吏者至于不可胜记，又况能一一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谓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姚氏曰：按治当作养。）
（按）官僚政治，其果足称良政治乎？是非吾所敢言。然近世自士达因以治普鲁士行之而大效，俾士麦踵之以推及于德意志而益效，各国始渐渐慕之。而我中国者，则二千年来舍官僚之外，无政治者也。而其敝既若此，岂官僚政治之绝对的不可任耶？士达因之治普也，所以训练督责其官僚者，如将帅之训练督责其校卒也。是故有整齐严肃之气，而收使臂使指之效。夫整齐严肃者，官僚政治之特长也，而所以致之者必有道，荆公其知之矣。
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当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肾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物，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贵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其次则恩泽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顾属以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其奸者皆是也。盖古者有贤不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别，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盖虽为吏而亦不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以进取，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晚节末路，往往怵而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其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边疆宿卫之选，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按）科举取士之制，荆公所绝对的排斥者也。读此书而有以知其然矣。其变诗赋而用经义也，乃其一时之权法而非以为安也。其熙宁初乞改科条制札子云：“伏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合此两文读之，公之意不已较然可见也耶？而后世动以八股之毒天下府罪于荆公，何其诬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不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所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为。故使之典礼，未尝以不知礼为忧，以今之典礼者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以不知狱为耻，以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天下之人，亦以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着。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书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则放恣而无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不服也。彼诚不肖无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无能者亦无以异故也。臣前以为不能任人以职事，而无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谓此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縻，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流泉，无沦胥以败。此之谓也。
（按）此其言何其与今日官僚社会之情状无铢黍之异耶！昔西人有读马可波罗之游记（马氏意大利人，当元世祖时仕于中国。欧人之知中国自此记始。），见所绘罗盘针图，谓此物自中国发明而欧人袭之，其式已视马图精百倍。彼创之之地，历数百年，其改良当更不知何若。乃游中国适市而购一具，视之则与马氏所图曾无异毫发也。乃嗒然而退。吾观今日之政治，而不能不有感于公之斯文。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夫人才不足，其患盖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窃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伏惟三庙祖宗神灵所以付属陛下，固将为万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
（按）文之切直而沈痛，至此蔑以加矣！当举国酣醉于太平之日，而乃为此无忌讳之言，虽贾生之痛哭流涕，何以过之？而惜乎仁宗之不寤也！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则以为诚然。及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以为先王之制国，大抵不过百里者，以为今有王者起，则凡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比于先王之诸侯，至其后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汉亲临定其号，辄别属汉，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后知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孟子之言不为过，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势非若孟子所为之难也。臣故曰：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然先王之为天下，不患人之不为，而患己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谓不患己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天下之士能遵之以治者，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士不能则已矣，苟能，是熟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何谓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应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不熟也。顾有一流俗饶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弊坏之后侥幸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使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幸之人，亦顺悦以趋之，无有龃龉，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幸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
（按）读此则夫公后此之执政，其见掎龁于流俗也。公固计之夙矣，其百折而不悔，则公之能践其言也。惜乎仁宗之不足以语于此也！夫以范文正之执政，所变革者不过二三节目而已。然犹以不见容于侥幸之人，仅三月而去其位。仁宗之优柔寡断，盖可知矣。而公则虽不听而反覆言之，岂所谓齐人莫如我敬王者耶！
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以为当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字脱）于刀笔之闲，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观矣。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观之初，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尔。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然其效如此。贾谊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然则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观矣。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驽下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也。释此不言，而毛举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
（按）此文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其稍足方之者，惟汉贾生之陈政事疏而已。然贾生所言，大半皆为人主自保其宗庙社稷之计，其论国事民事者，又往往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岂若公此书廓然大公，责天子以为国民忠仆，而正本清原，一一适于道者耶？李商隐诗曰：公之斯文若元气，此足以当之矣。先是范文正公应诏条陈十事，所援《易》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甚切。谓国家革五代之乱，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上，民困于下，不可不更张以救之，此其所见，殆与公同。而盈廷已沸起而与之为难，仁宗莫能右也。夫岂独仁宗之过而已，流俗狃于其所安，习非胜是，虽有雷霆万钧之力，往往莫得而夺矣。尝读公与司马谏议书曰：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尚。当时社会之心理，可以见矣。而独于仁宗乎何尤？汉文之于贾生，宋仁之于荆公，盖极相类。贾生不遇而以忧卒，荆公得神宗而事之，故彼仅以文章显，而此能以事业着。然以荆公之遇神宗，而所成就者乃仅若是，则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自荆公见诟病于当时，数百年讫今而莫之白，而习于苟且，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者，为世之所称尚，而中国遂千年如长夜，仅留此文为射策者讽籀撏扯奢之资，悲夫！
此书既不上省，至嘉兴五年，复上陈时政疏云：
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自秦已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灭祸而悔无所及。虽或仅得身免，而宗庙固已毁辱，而妻子固以困穷，天下之民固以膏血涂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脱于困饿劫束之患矣。夫为人子孙，使其宗庙毁辱，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岂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晋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为共祸灾可以不至于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材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请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伏维皇帝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然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而以晋梁唐三帝为戒之时。以臣所见，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簿，才力日以困穷，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此臣所以窃为陛下计，而不能无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徼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晋梁唐三帝者不知虑此，故灾稔祸变生于一时，则虽欲复询考讲求以自救，而已无所及矣。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臣恐亦有无所及之悔矣。然则以至诚询考而众建贤才，以至诚讲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书》日：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臣愿陛下以终身狼疾为忧，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臣既蒙陛下采擢，使备从官，朝廷治乱安危，臣实预其荣辱，此臣听以不敢避进越之罪，而忘尽规之义，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则天下幸甚！
此书亦本前书之意而反复陈说之，然其词愈危，其志愈苦矣。盖公实怵于当时累卵之势，不能坐视，而以仁宗之犹足以为善，而冀其庶几改之也。然仁宗亦既耄，更不能用，越二年而遂崩矣。
（考异四）邵伯温闻见录云：王安石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碟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尽之。明日，仁宗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常不乐之。后安石自着日录，厌薄祖宗，仁宗尤甚。蔡氏上翔曰：人臣侍君赏花钓鱼，天威咫尺，朝士并列，一钓饵也。内侍既以金碟盛之，夫人皆知其为钓饵也，焉有误食之王安石，而又为天子亲见之者哉！夫以天子亲见之，而必待明日为宰辅言之，岂其有所畏于安石而不敢言耶！且由是常不乐之，又何故隐忍不堪至此？且一钓饵也，安石既知其误矣，必食之尽以行诈，其诈术安在？君亦必以食之尽而后知其诈，其说又安在？君既以此不乐于其臣，臣复以此大怨于其君，以至他日撰日录，薄仁庙尤甚，何邵氏造谤，一至此极！按蔡氏所驳，可谓如快刀断乱麻。此等小节，本不足辨，所以录之者，以荆公之纯洁精白，而谤者以诈诬之，则虽有善言善行，皆抹杀于一诈字矣，天下尚有公论耶？
（考异五）当熙丰间，举朝与荆公之新法为难，而从未有诋及荆公之人格者。其有之，则自世所传苏洵之辨奸论始也。其言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曰：王衍卢杞合为一人。曰：日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兴造作言语私立名字。曰：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曰：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曰：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恶，坚刁易牙开方是也。其言极丑诋，无所不至。近世李穆堂始证其伪，其书辨奸论后云：老泉嘉右集十五卷，原本不可见，今行世有辨奸一篇，世人咸因此文称老泉能先见荆公之误国。其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中。闻见录编于绍兴二年，至十七年，沈斐编老苏文集附录二卷，有载张方平所为墓表，中及辨奸。又东坡谢张公作墓表书一通，专序辨奸事。窃意此三文皆赝作，以当时情事求之，参差不合。按墓表言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言语，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已善之，劝先生与游，而安石亦愿交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而闻见录叙辨奸缘起，与墓表正同，其引用之耶？当明言墓表云云，不当作自叙语气。其暗合耶？不应词句皆同。考荆公嘉祐之初，未为时所用，党友亦稀。嘉祐三年，始除度支判官，上万言书，并未施行。明年命修起居注，辞章**上，始受知制诰，旋忤执政，遂以母忧去，终英宗之世召不赴，乃云嘉兴初党友倾一时，误亦甚矣。以荆公为圣人者，神宗也。命相之制辞，在熙宁二年，而老泉卒于英宗治平三年，皆非其所及闻也。（中略）若夫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以为颜渊孟轲复出，则荆公本传与荆公全集具存。并无此事。荆公执政之后，或有依附之徒，而老泉已没，匪能逆知。若老泉所及见之荆公，则官卑迹远，非有能收召之力，吾不知所谓好名而不得志者果何人。夫人之作奸，必有所利而为之。荆公生平，以皋夔稷契自命，千驷弗视，三公不易，此天下所共信者，复何所为而为奸？彼诚见夫宋之积弱，然不可以终日，而公卿大臣：如处堂之燕雀，晏然自以为安，不得不出而任天下之事，而又幸遭大有为之主，遂毅然相与立制度变风俗，排众议而行之，凡以救国家之弊，图万世之安，非有丝毫自私自利之意。其术即未善，而心则可原，曾何奸之有哉！又云：余少时阅俗刻本老泉集，赏书其辨奸论后，力辩其非老泉作，览者犹疑信参半，欲得宋本参考之，而购求多年，未之得也。盖马贵与经籍考列载苏明允嘉兴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称嘉兴，书名既异，又多至二十余卷，意必有后人赝作，阑入其中。近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镗翻刻巡按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其书名卷帙，并与经籍考同，而诸论中独无所谓辨奸论者，乃益信为邵氏赝作，确然无疑。而又叹其心劳日拙，盖伪固未有不破者也。余按穆堂此文可谓温渚然犀，物无遁形。蔡氏上翔引申之，凡数万言，其确证辨奸及墓表之伪，更足令人呼快。今以文繁不具引。夫明允非圣人，就令其赏为此文以诋荆公，亦何足为荆公病！然伪者自伪，不得以为真也。邵氏之流，以诬荆公者并诬明允，其鬼蜮之丑态，吾实无以测之，独恨后之编史者，悉奉此等谰言以为实录，而沈沈冤狱，遂千古而莫伸也，吾亦安能已于言哉？
（考异六）朱子名臣言行录外集邵康节传云：治平间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则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按此文亦见邵氏闻录，而朱子采之，其诞妄俚陋，不值识者一笑。康节即前知，而杜鹃岂前知哉？盖缘当时小人儒疾荆公已甚，而又各有其所崇拜之人，因托于其所崇拜者先见之言以自重。此濂溪之三谒不见，老泉之辨奸，康节之闻杜鹃，所由来也。考宋史司马光传言神宗尝问光：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此言褊陋娼嫉，稍知大体者，当不能出诸口。其果温公有此言，或谤者依托温公，未之敢断。然即此可见当时之小人儒，其南北门地之见甚重。荆公以南人骤入相，北人妒焉，此又天津闻杜鹃之说所由来也。而此等谬种流传，直至今日，变本加厉，以成省界，而妨及国家之统一，悲夫！
【译文】
王安石在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提点江东刑狱，使臣催他回朝复命，于是上书言事。这封上书说是王安石的政见宣传也可以。后世做学问稍稍了解治国理论的人，大概没有不曾读过这篇文章 的。这里不管这文章 是常见的，而全抄录在这里，大略为它做了解释，以供治理国家的人审阅。
微臣很不才，蒙受皇家的恩典到江南东路任职，现在又蒙恩召回朝中，授以职位，要用自己的努力报答陛下，也不考虑自己并不能胜任这个职务，就敢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冒昧地谈论天下大事，恭请陛下仔细考虑以后能从中选出可以执行的策略，就是我最大的幸运了。我私下里看到陛下有谦恭节俭的品德，有聪明睿智的才思，起早睡晚，一天也不松懈，声色犬马、游览观望、喜好玩物的事情，丝毫不会妨碍您治理国家，而爱惜百姓珍视万物的心愿，为天下人信服；又公开选拔出愿意辅佐您治理天下的人才委以职权，不会因为奸邪弄巧大臣的谗言而心怀疑惑。即使古代贤明的二帝三王也不过如此而已。这样一定能做到家给人足、天下安宁。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国内必须为江山社稷担忧，国外时刻担心外族入侵，国家的财力物力日益减少，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各地有志之士，心怀恐惧，常常担心天下会长久不安定。这是什幺原因呢？弊病在于不知法度。现今朝廷法律严格条令完备，各方面都涉及了，而我却认为没有法度，为什幺这样说呢？如今的法度，大多是与先王的政治制度不统一才出现类似的情况。孟子说：“有仁义的心肠和仁义的名声，而恩泽却不能施加到百姓的身上，就在于处理政务时没有遵循先王的制度。”用孟子的观点来审视现在的失误，就正是这个原因。现今的时代距先王的时代很遥远了，所遇到的变化和形势不一样，如果想完全遵循先王的体制，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这样做是困难的。但是我所说的如今治理失误的弊病在于没有仿效先王的体制，是说要仿效先王治国的意旨而已。古代的二帝三王，距离现代已经一千多年了，当时治理得太平还是混乱，那幺兴盛或衰败的时代就出现了。他们遭遇的变化和形势，也各不相同，施行的方针策略也都不相同，而他们治理天下国家的大意，本末先后，没有什幺不同的。所以我说只是应该仿效先王治理天下的意旨。如果只是仿效意旨，那幺我所说的改革变易，就不至于骇人听闻，使得议论纷纷，这样本来就合乎先王的体制了。
（按）现在谈论政治的，必定要说以法治国， 国家没有谁能不要法律而使国家大治的，而中国的儒者很避讳谈这些，只以守祖宗的成法来自我标榜。他们所说的祖宗的成法是什幺呢？只是因袭前代的旧法而已，前代又袭前代的旧法罢了。数千年来，一丘之貉，因陋就简，每况愈下，以政治家闻名于后世的，不过是在现有法的基础上，汇总检查一下它的名称和实际而已。更好一些的，补上旧法中的缺漏罢了。唯一一个变法的倡议者，就是汉代的董仲舒。他说的“就像琴瑟的音调很不准确了，一定要把弦更换掉，才可以弹奏”。这话很相似。考察他的措施，仅不过是改变一下衣服的颜色。换季时衣服颜色的改变这些琐事，并非与国家的治理有关，这是很明显的。所以说董仲舒也并不是真能变法的人，而汉武帝的心志达不到这个高度，这里也就不再说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听说别的人将更改法令的大业作为自己的使命的。大概是因为能以诚实恳切的态度为国家担忧的，多少代也见不到一个，即使有这样的人，他们的学识也达不到这个高度。他们对国家的性质，大概还不知道，认为国家就是君主罢了，认为法度都是为君主而设立的。假如法度都是为君主而设立，则凭数千年称霸者的经验，本来就应该日益完备了，不必改弦更张也是合适的。唉！三代以上不再说了，秦代以后，能知道国家的性质，能以诚恳的态度为国家所忧虑的，只有王安石一个人而已。王安石忧国之情很深，他痛心疾首于国家的衰败和停滞不前，国民的蒙昧和不能发达，反复寻求其中的原因，就如同找黄河的源头而来到了星宿海一样，于是敢以一言而推断说：国家的祸患在不知法度的缘故。唉！这就够了！即使是这样，评论者有的因为王安石提出取法先王，就怀疑他是保守家，理想家而不能通达当今的时务，王安石不是说了吗：“取法先王只是取法他们精神罢了。”用现代的术语来解释，则王安石所说的“先王”，并不是具体的某个“先王”，而是抽象的“先王”。再说得明确些，所谓的“先王之意”，是指政治上的原理和原则而已。王安石的变法，并不是要使天下人惊骇，使天下人叫嚷，而结果却使天下惊骇和叫嚷，这并不是王安石的罪过啊。
即使这样，按当今的形势来推断，陛下想改革变易天下大事，合乎先王的意旨，依形势来看肯定不能做到。陛下有谦恭节俭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有爱惜百姓珍视万物的心意，再能仿效先王的意旨，那幺做什幺不能做成，想得到什幺东西不能得到呢？但我却认为陛下即使想改革变易天下大事，合乎先王的意旨，根据形势来看又肯定不能做到，这是什幺缘故呢？是因为现在国家人才不足造成的。我私下里观察天下任职的人员，没有哪一个时代比现在更缺乏的了。缺乏人才担任职务，那幺一定有人才埋没在草野之中，没有被当代的人士发现出来。我又到民间乡里去搜求，也没有见到很多人才。难道不是教育人才不得法才造成的这种局面吗？所以我说现在在位人员中人才缺乏，通过我管辖范围内的情况就可以推断出来。现今一个路能管辖几千里的地域，能够推行朝廷法令，知道轻重缓急，一切措施都从役使百姓提高办事效率出发的官员太少，而没有才学苟且贪婪的人担任官职的情况，竟达到了不可胜数的地步。那些能考虑先王治理天下的意旨，适应当代的变化的官员，大概一个郡里也找不出一个来。朝廷每一条政令下达，用意即使是好的，官员尚且不能推行，来造福于民，差吏更是借机生事，扰乱百姓。所以我说：在职人员人才缺乏，而民间乡里也没有过多发现。所以我说，人才不足，陛下即使想改革变易天下大事来合乎先王的意旨，大臣中即使有人能顺应您的心意想倡导这种事，但九州广大，四海遥远，有谁能领会陛下的心意，哪怕推行一部分措施，使每个人都能享受陛下的恩德呢？所以我说根据形势来看肯定做不到。孟子说：“只是简单效法并不能使自己行动起来。”说的不就是这回事吗？但现在的当务之急，在于人才。果真能做到人才济济，我们就可以从中选拔合适人选授以职位。有才能的人担任了官职，然后再逐渐依据形势是否允许，考虑到百姓的疾苦，变革天下有弊害的法令，接近先王的意旨，就非常容易了。
（按）法治固然是急务，然而施行法令的是人，王安石既然以法度为根本，就又将人才为根本的根本。治国本来应该以大多数人民为元气，这是王安石的想法。
如今的天下，和先王的天下一样，先王的时代，曾经人才鼎盛，为什幺到现在人才匮乏了呢？所以我说：是教育培养人才的人，没有遵循正确方法的缘故。商代时，曾经天下大乱。官员贪婪狠毒败坏纲纪，都不是合适的人选。等文王出现，天下也曾经缺乏人才。此时，文王培养天下的士人，使他们都有君子的才能，然后再根据他们的才能授任官职。《诗经》上说：“温文尔雅的君子，为什幺不培养人才？”说的就是这件事。等到教育成功了，即使是地位低贱的猎人，也没有谁不注重品德修养，《兔罝》这首诗说的是这件事，更何况那些地位高高在上的官员呢？正因为文王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他去征伐，别人能归服，他守卫自己的领地能使国家安定。《诗经》上说：“手捧着玉石举行盛大的仪式，每个英俊的士人都按部就班各得其所。”又说：“周王出征时，所有的军队都来随行。”意思是说文王任用的人才，文武官员都能各尽其用，不会妨碍公务。等到夷王、厉王使天下大乱时，天下的人才又缺乏了。等周宣王复兴，能一起图谋大事的臣子，只有仲山甫一个人而已。所以诗人感叹说：“周王的品德轻如鸿毛，只有仲山甫辅佐他，可惜没有人能帮助他。”这是叹惜士人缺乏，而仲山甫又孤立无助。宣王能重用仲山甫，并推举任用他的同类使他们德美才新，然后人才又多起来。此时在国内修明政事，在国外讨伐不来朝拜的诸侯，才又一次有了文武官员发挥才能的领城。所以诗人赞美他说：“快快地采粱黍，到那开垦了两年的田里去，到那耕了一年的田里去。”是说宣王能使天下的士人德美才新，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材，就如同农民开垦他们的土地使自己有东西可以采摘一样。由此来看，人的才学，未尝不是国君陶冶培养造就出来的。
（按）对这种说法，近代的曾国藩加以总结和引申，他说：“现在当权的君子们，动不动就说 天下无才 ，他们自觉得站在高处，不能用自己的志趣来转移世人的习俗，而反倒说 无才 ，说他们正确，可能吗？十户人家的城市，必定有好义之士，他的智慧足可以影响十个人，必定能从十个人中选择优秀者培养为人才；智慧足可以影响百人的，必定能从百人中选择优秀者培养为人才。然而转移习俗而陶冶一代的人，不只是那些站在高处的人所能做的了。从最小的官往上，都是有责任的。”这话说得更加深刻明确。看一看王安石这番话，只把陶冶百姓的责任归到皇帝身上，这是什幺原因呢？并不是因和他讲话的人是皇帝。个人陶冶别人的范围狭小而皇帝影响的范围大，个人陶冶人的效果慢，而皇帝影响人的速度快，因而不在高处而强调他的责任，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的办法，只是说有比没有强罢了。要想发扬一国人才的能力而一起奔向一个目标，方法没有比从**的人开始更快的， 这就是俾斯麦造就了那样的德国，而曾国藩所造就的中国仅如此而已。
所谓陶冶培养使他成材，指的是什幺呢？也就是教育他、抚养他、选拔他、任用他都有一定的方法而已。所谓教育方法是什幺呢？古时候的天子诸侯一直到乡村都设立学校，广泛设置教导的官员而严格选拔人才。朝廷中常用的礼法刑狱音乐政治等都可以在学校中学到，士人所看到并加以学习的，都是先王的法令言论品德行为和治理天下的意旨，那幺他的才能就可以应用到治理天下国家上。如果不能被天下国家使用的才能，就不教给他，可以被天下国家使用的，全都能够在学校里学到。这就是教育的方法。所谓抚养他的方法是什幺呢？使他们在财物上富有，用礼法加以约束，用法律来制裁。什幺是在财物上富有呢？人的本性是这样的，如果缺少财物，就会贪婪卑鄙而随意获取财物，无论什幺方法都会用到。先王知道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设定了俸禄，庶人中担任官职的人员，他们的俸禄足以顶替他们耕种的收入。从这一类人向上说，每升职一级俸禄都有增加，使他们足以培养自己廉洁的品德而远离贪鄙的行为。这样做了仍然认为不全面，又把俸禄推广到他的子孙，叫做“世禄”。使他在活着时，既供养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妻子儿女，又能满足婚姻、朋友之间的待人接物，都不会产生遗憾；等他死的时候，又不会担心子孙缺衣少食。什幺是用礼法加以约束呢？人的本性如果在财物方面富足了，却没有礼法节制，就会放纵邪僻不走正路，什幺不好的事都做，先王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设立了制度。凡是婚丧、祭养、宴享之类的事情，吃穿用度的器具，都以固定的数目予以节制，用统一的度量衡使数量保持齐一。如果按照规定有一定的数量但财力不足以置办，就不要置办；如果财力允许而按规定不能配备，那幺一丝一毫也不要增加。什幺叫用法律制裁呢？先王对于天下的士人，要教给他们道理和技艺，不服从教诲就用贬到远方、一辈子也不再提起的方法来对待。用礼法来约束，不遵守礼法就用流放、杀头的办法来对待。《王制》上说：“改变自己衣服的定制，他的君主就要流放他。”《酒诰》上说：“我告诫你们，聚众饮酒时不要太胡闹，我会把你们都抓起来送到朝廷上，全部杀掉。”像聚众饮酒、改变服装定制，都是小错误；流放、杀头，都是大刑。犯了小罪却要施加大刑，但先王之所以忍心这样做而毫不迟疑，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能统一天下的习俗而成就天下平定的局面。用礼法约束，用法律制裁，天下人都主动服从而不会反抗，并非仅仅是禁令森严和派人监视造成的结果。应该是因为我心怀至诚，态度诚恳，而且自己亲体力行做出表率。陛下左右的达官显贵，都顺从皇上的旨意而服从执行，有一个不执行的，法律的制裁就从他开始。权贵都知道避免皇上厌恶的东西，那幺天下百姓中不用惩罚就能停止的人就很多了。所以说这就是抚养百姓的方法。所谓选拔的方法是什幺呢？先王选取人才时，一定从乡里、学校里，让众人推举出他们认为贤能的人，上书报告给皇上加以考察。确实贤能的话，再根据他品德的高低、才能的大小任他为官。所谓的考察，并不是单凭着道听途说而偏听一个人的意见。想详细了解他的品德必须问一问他的行为举止，想详细了解他的才能必须和他作一下交谈，了解了他的言行，再通过具体事件进行测试。所谓考察，就是用具体工作加以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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