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盛衰
洪武年中诸大事
靖难两疑案之论定
宦官的专权
权臣和党祸
崇祯致亡之症结
明朝的盛衰
明太祖起于草泽，而能铲除胡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谓不雄。他虽然起于草泽，亦颇能了解政治，所定的学校、科举、赋役之法，皆为清代所沿袭，行之凡600年。卫所之制，后来虽不能无弊，然推原其立法之始，亦确是一种很完整的制度，能不烦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强的军队。所以明朝开国的规模，并不能算不弘远。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废宰相，使朝无重臣，至后世，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他用刑本来严酷，又立锦衣卫，使司侦缉事务，至后世，东厂、西厂、内厂遂纷纷而起。东厂为成祖所设，西厂设于宪宗时，内厂设于武宗时，皆以内监领其事。这都不能不归咎于诒谋之不臧。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
明初的边防，规模亦是颇为弘远的。俯瞰蒙古的开平卫，即设于元之上都。其后大宁路来降，又就其地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泰宁在今热河东部，朵颜在吉林之北，福余则在农安附近。所以明初对东北，威远瞻。其极盛时的奴儿干都司设于黑龙江口，现在的库页岛，亦受管辖。《明会典》卷一〇九：永乐七年，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口。清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说庙尔以上250余里，混同江东岸特林地方，有两座碑：一刻《敕建永宁寺记》，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宁寺记》，均系太监亦失哈述征服奴儿干和海中苦夷之事。苦夷即库页。宣德为宣宗年号，宣德六年为公元1431年。但太祖建都南京，对于北边的控制，是不甚便利的。成祖既篡建文帝，即移都北京。对于北方的控制，本可更形便利。确实，他亦曾屡次出征，打破鞑靼和瓦剌。但当他初起兵时，怕节制三卫的宁王权要袭其后，把他诱执，而将大宁都司，自今平泉县境迁徙到保定。于是三卫之地，入于兀良哈，开平卫势孤。成祖死后，子仁宗立，仅一年而死。子宣宗继之。遂徙开平卫于独石口。从此以后，宣、大就成为极边了。距离明初的攻克开平，逐去元顺帝，不过60年。明初的经略，还不仅对于北方。安南从五代时离中国独立，成祖于1406年，因其内乱，将其征服，于其地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同于内地。他又遣中官郑和下南洋，前后凡七次。其事在1405至1433年之间，早于欧人的东航有好几十年。据近人的考究：郑和当日的航路，实自南海入印度洋，达波斯湾及红海，且拂非洲的东北岸，其所至亦可谓远了。史家或说：成祖此举，是疑心建文帝亡匿海外，所以派人去寻求的。这话亿度而不中情实。建文帝即使亡匿海外，在当日的情势下，又何能为？试读《明史》的外国传，则见当太祖时，对于西域，使节所至即颇远。可见明初的外交，是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的。但是明朝立国的规模，和元朝不同。所以元亡明兴，西域人来者即渐少。又好勤远略，是和从前政治上的情势不相容的，所以虽有好大喜功之主，其事亦不能持久。从仁宗以后，就没有这种举动了。南方距中国远，该地方的货物，到中原即成为异物，价值很贵；又距离既远，为政府管束所不及，所以宦其地者率多贪汙，这是历代如此的。明朝取安南后，还是如此。其时中官奉使的多，横暴太甚，安南屡次背叛。宣宗立，即弃之。此事在1427年，安南重隶中国的版图，不过22年而已。自郑和下南洋之后，中国对于南方的航行，更为熟悉，华人移殖海外的渐多。近代的南洋，华人实成为其地的主要民族，其发端实在此时。然此亦是社会自然的发展，得政治的助力很小。
明代政治的败坏，实始于成祖时。其（一）为用刑的残酷，其（二）为宦官的专权，而两事亦互相依倚。太祖定制，内侍本不许读书。成祖反叛时，得内监为内应，始选官入内教习。又使在京营为监军，随诸将出镇。又设立东厂，使司侦缉之事。宦官之势骤盛。宣宗崩，英宗立，年幼，宠太监王振。其时瓦剌强，杀鞑靼酋长，又胁服兀良哈。1449年，其酋长也先入寇。王振贸然怂恿英宗亲征。至大同，知兵势不敌，还师。为敌军追及于土木堡，英宗北狩。朝臣徐有贞等主张迁都。于谦力主守御。奉英宗之弟景帝监国，旋即位。也先入寇，谦任总兵石亨等力战御之。也先攻京城，不能克，后屡寇边，又不得利，乃奉英宗归。大凡敌兵入寇，京城危急之时，迁都与否，要看情势而定，敌兵强，非坚守所能捍御，而中央政府，为一国政治的中心，失陷了，则全国的政治，一时要陷于混乱，则宜退守一可据的据点，徐图整顿。在这情势之下，误执古代国君死社稷之义，不肯迁都，是要误事的，崇祯的已事，是其殷鉴。若敌兵实不甚强，则坚守京城，可以振人心而作士气。一移动，一部分的国土，就要受敌兵蹂躏，损失多而事势亦扩大了。瓦剌在当日形势实不甚强，所以于谦的主守，不能不谓之得计。然徐有贞因此内惭，石亨又以赏薄怨望，遂结内监曹吉祥等，乘景帝卧病，闯入宫中，迎英宗复辟，是为“夺门”之变。于谦被杀。英宗复辟后，亦无善政。传子宪宗，宠太监汪直。宪宗传孝宗，政治较称清明。孝宗传武宗，又宠太监刘瑾，这不能不说是成祖恶政的流毒了。明自中叶以后，又出了三个昏君。其（一）是武宗的荒氵㸒。其（二）是世宗的昏愦。其（三）是神宗的怠荒。明事遂陷于不可收拾之局。武宗初宠刘瑾，后瑾伏诛，又宠大同游击江彬，导之出游北边。封于南昌的宁王宸濠，乘机作乱，为南赣巡抚王守仁所讨平，武宗又借以为名，出游江南而还。其时山东、畿南群盗大起，后来幸获敉平，只可算得徼幸。武宗无子，世宗以外藩入继。驭宦官颇严，内监的不敢恣肆，是无过于世宗时的。但其性质严而不明，中年又好神仙，日事斋醮，不问政事。严嵩因之，故激其怒，以入人罪，而窃握大权，政事遂至大坏。其时倭寇大起，沿海七省，无一不被其患，甚至沿江深入，直抵南京。北边自也先死后，瓦剌复衰，鞑靼部落入据河套，谓之“套寇”。明朝迄无善策。至世宗时，成吉思汗后裔达延汗复兴，击败套寇，统一蒙古。达延汗四子，长子早死。达延汗自与其嫡孙卜赤徙牧近长城，称为插汉儿部，就是现在的察哈尔部。次子为套寇所杀。三子系征服套寇的，有两子：一为今鄂尔多斯部之祖，亦早死。一为阿勒坦汗，《明史》称为俺荅，为土默特部之祖。第四子留居漠北，则为喀尔喀三部之祖。车臣，上谢图，札萨克图。其三音诺颜系清时增设。自达延汗以后，蒙古遂成今日的形势了，所以达延汗亦可称为中兴蒙古的伟人。俺荅为边患是最深的。世宗时，曾三次入犯京畿。有一次，京城外火光烛天，严嵩竟骗世宗，说是民家失火，其蒙蔽，亦可谓骇人听闻了。世宗崩，穆宗立，未久而死。神宗立，年幼，张居正为相。此为明朝中兴的一个好机会。当穆宗时，俺荅因其孙为中国所得，来降，受封为顺义王，不复为边患。插汉儿部强盛时，高拱为相，任李成梁守辽东，戚继光守蓟镇以敌之。成梁善战，继光善守，张居正相神宗，益推心任用此二人，东北边亦获安静。明朝政治，久苦因循。张居正则能行严肃的官僚政治。下一纸书，万里之外，无敢不奉行惟谨者，所以吏治大有起色。百孔千疮的财政，整理后亦见充实。惜乎居正为相不过10年，死后神宗亲政，又复昏乱。他不视朝至于20余年。群臣都结党相攻。其时无锡顾宪成，居东林书院讲学，喜欢议论时政，于是朝廷上的私党，和民间的清议，渐至纠结而不可分。神宗信任中官，使其到各省去开矿，名为开矿，实则藉此索诈。又在穷乡僻壤，设立税使，骚扰无所不至。日本丰臣秀吉犯朝鲜，明朝发大兵数十万以援之，相持凡7年，并不能却敌，到秀吉死，日本兵才自退。神宗死后，熹宗继之。信任宦官魏忠贤，其专横又为前此所未有。统计明朝之事，自武宗以后，即已大坏，而其中世宗、神宗，均在位甚久。武宗即位，在1506年，熹宗之死，在1627年，此122年之中，内忧外患，迭起交乘，明事已成不可收拾之局。思宗立，虽有志于振作，而已无能为力了。
（吕思勉）
洪武年中诸大事
一、命相与废相。太祖自下集庆后，自领江南行省平章与元帅府元帅，时犹以一官自处。元至正二十四年（1365年），太祖为吴王，始定官制，仿元制设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官制尚左，改善长为左，达为右。达方连年统兵，平汉平吴取中原，实不与省务。洪武元年，改相国为丞相，直至四年，皆由善长独相。四年正月，善长致仕，以汪广洋为右丞相，徐达以左丞相仍统军，旋为大将军西征，广洋独相。至六年，左迁广东参政，而胡惟庸代之，惟庸独相。至十年九月转左，仍以汪广洋为右丞相。至十二年十二月，以御史中丞言刘基为惟庸毒死，帝问广洋，对曰：“无有。”帝怒其朋欺，贬广南，寻赐死。十三年正月，惟庸以谋反发觉，诛，遂罢中书省，定制不置丞相。明之有相，惟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四人任之，其理省事者实止善长、广洋、惟庸三人。善长自太祖略地滁阳时迎谒，与语大悦，留掌书记，俱攻滁州，既下，即任参谋，预机务，主馈饷。太祖威名日甚，诸将来归者，为太祖察其材，而布太祖款诚，并调护其龃龉。郭子兴中流言，疑太祖，欲夺善长自辅，善长固谢弗往。太祖师行所克，取郡邑，善长预书榜禁戢士卒，民不知兵。军机进退，赏罚章程，有所招纳，则为书词；自将征讨，则命居守。定榷盐、榷茶诸法，制钱法，开铁治，定鱼税，饶益国用，而民不困。又裁定律令，奏定官制，帅礼官定朝野礼仪制度。又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祭祀、封建、爵赏，事无巨细，悉委善长，与儒臣谋议之，为功臣第一，比之萧何，为真宰相。富贵既极，帝稍厌其骄，以病致仕，恩礼尚隆，复以公主归其子。洪武十年，与李文忠并命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十三年，胡惟庸伏诛，善长以与相厚，他坐党死者众，而善长以功大，免，又十年，卒诛之。广洋依违无大建白。惟庸始以才当帝意，曲谨市宠，独相数年，大为奸利。徐达、刘基均以为言，会基病，帝遣惟庸以医往，遂以毒中之。与善长相结，以兄女妻其从子佑。善长耄年，竟以惟庸谋反牵染死，遂结千余年中书柄政之局。洪武间四大狱，连坐动至数万人，惟庸狱最早发，延十余年，其狱始竟，不可不稍详之。
洪武初，帝有厌李善长意，欲易相，《明史·刘基传》：“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明通鉴考异》以此文为史有误，宪被诛在三年七月，善长罢相在四年正月，帝欲相宪，当在其前。谷氏《明纪事本末》以为刘基论相在二年十月。《基行状》叙帝责善长，基论相，皆在元、二年间。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
《基传》又云：“明年，洪武四年赐归老于乡。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与物多忤。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茅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其韬迹如此，然究为惟庸所中。初，基言瓯、括间有隙地曰谈洋，南抵闽界，为盐盗薮，方氏所由乱，请设巡检司守之。奸民弗便也。会茗洋逃军反，吏匿不以闻，基令长子琏奏其事，不先白中书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挟前憾，使吏讦基，谓谈洋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帝虽不罪基地，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未几，惟庸相，基大慼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忧愤疾作。八年三月，帝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璟曰：“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子琏，字孟藻，有文行。洪武十年，授考功监丞，试监察御史，出为江西参政。太祖常欲大用之，为惟庸党所胁，堕井死。
按诚意之归隐韬迹，非饰为名高也，亦非矫情也，盖惧祸耳。《历朝诗集·刘诚意小传》云：“公负命世之才，丁胡元之季，沈沦下僚，筹策龃龉，哀时愤世，几欲草野自屏。然其在幕府，与石抹艰危其事，遇知己效驰驱，作为歌诗，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遭逢圣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斯可谓得志大行矣。乃其为诗，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无有存者，岂古之大人志士，义心苦调，有非旂常竹帛可以测量其深浅者乎？呜呼，其可感也！”本此眼光读公遗著，可知大人志士，惟在乱世为有意气发舒，得志大行则皆忧危之日。其不知忧危者，必有胡惟庸、蓝玉之流；知忧危者，则公及汉之张良是也，而公犹且不尽免祸，读史诚可感矣。然以国家全体而论，当开创之后，而无检制元勋宿将之力，人人挟其马上之烈以自豪，权贵纵横，民生凋弊，其国亦不可久也。功臣遭戮，千古叹汉、明两祖之少恩，其实亦汉、明开国之功，所以能速就耳。公吏本传又言：“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道导予。’顾帷幄语秘莫能详，而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说，非其至也。”公干阴阳风角之说，史以为非其至，其实可云达人嗜奇之一蔽。谈洋王气之谗，正以公有术数之长，而运帝听。公之料事奇中，自由正大之学问所养成之识力，于阴阳风角何预？使果有秘术，何以谈洋奏请设官，不能预防其讦；惟庸医来下毒，不能先烛其奸？临死使其子上天文书，毋使后人复习，诚悔之耳。
《奸臣·胡惟庸传》：“惟庸，定远人。归太祖于和州太祖用计拔和州，奉郭子兴檄总其军，事在至正十五年。授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至正二十四年，陈理降，始设湖广行省。吴元年，召为太常少卿，进本寺卿《纪事本末》：惟庸故起家宁国令，时太师李善长秉政，惟庸馈遗善长黄金二百两，得召入为太常卿。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已，代汪广洋为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广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帝难其入，久不置相，惟庸独专省事。七月，拜右丞相，久之进左丞相，复以广洋为右丞相。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大将军徐达深疾其奸，从容言于帝，惟庸遂诱达阍者福寿以图达，为福寿所发。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基死，益无所忌，与太师李善长相结，以兄女妻其从子佑。学士吴伯宗劾惟庸，几得危祸，自是势益炽。其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石笋，出水数尺，谀者争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皆夜有火光烛天，惟庸益喜自负，有异谋矣。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归，擅乘传，帝怒责之曰：‘中原兵燹之余，民始复业，籍户买马，艰苦殊甚，使皆效尔所为，民虽尽鬻子女，不能给也。’责捕盗于代县。代州，洪武二年降为县，八年二月复升为州。平凉侯费聚奉命抚苏州军民，日嗜酒色。帝怒，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无功，又切责之。二人大惧，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尝过惟庸家饮，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又尝与陈宁坐省中，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所用尔也。’太仆寺丞李存义者，善长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阴说善长，善长已老，不能强拒，初不许，已而依违其间。惟庸益以为事可就，乃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倭与期会。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嗣君，请兵为外应。事皆未发。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惟庸等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敕责省臣，惟庸及广洋顿首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部臣又委之中书。帝益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未几，赐广洋死，广洋妾陈氏从死。帝询之，乃入官陈知县女也。大怒曰：‘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明年正月，涂节遂上变告惟庸。御史中丞高暠，时谪为中书省吏，亦以惟庸阴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讯，词连宁、节。廷臣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并及节。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至十八年，李存义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获封绩，善长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发，捕绩下吏，讯得其状，逆谋益大著。会善长家奴卢谦首善长与惟庸往来状，而陆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胜宗、费聚、赵雄三侯与惟庸共谋不轨。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
胡狱坐死之功臣封侯者至二十余人，洪武功臣各本传中可辑也。其以名德特宥者，《宋濂传》：“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孝义·郑濂传》：“胡惟庸以罪诛，有诉郑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争欲行，濂弟湜竟往，时濂在京师，迎谓曰：‘吾居长，当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辨。’二人争入狱。太祖召见曰：‘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宥之，立擢湜为左参议。”宋濂为太子师先后十余年，太子敬礼之，言必称师父。以濂学术，实有开国儒臣之首。而浦江郑氏为三百年义门，《宋史》、《元史》皆有传，仅乃得免。惟庸诛后十年，而李善长见法时，复有牵染。靖宁侯叶升之以胡党伏诛。更在洪武二十五年。所谓坐诛者三万余人，其名何可胜考。此为明初第一大狱。
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卯，诏书编之祖训，略云：“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多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太祖以置相为秦以来事，古三公论道不任职，六官任职而无总揽之柄，政事由君上亲裁，此法自亦不谬。以帝非怠政之君，而中书省为万几所集，作奸者有专擅而无分掣，遂成惟庸之祸，故因噎废食如此。盖帝好便给任事之才，不欲用以道自重之士，若刘基即终不能深倚，其故可知。至小人积恶之久，非谋逆无掩盖之法，天下初定，戎马之士，反侧易生。废相以后，嗣君能稍勤政，必无奸雄专弄之权。此太祖之特识也。然勤政正未易言，太阿倒持，终不可免，权相之外，又有权阉，事固有出于所防之外者矣。
二、峻法与守法。明初用刑之峻，若《大诰三编》，若胡惟庸、蓝玉、郭桓、空印等四案，驭勋贵官吏特严。《大诰》于所定《大明律》之外，指定条目，处以极刑，其目有十：曰揽纳户，曰安保过付，曰诡寄田粮，曰民人经该不解物，曰洒派抛荒田土，曰倚法为奸，曰空引偷军，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长解卖囚，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至抄札。书成，颁之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狱囚有能读《大诰》者，罪减等。一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皆赐钞币遣还。未几，复定《续编》、《三编》，时惩元季贪冒，徇私灭公，立法务为严峻，于赃吏尤重绳之，其序言：“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置之重典。”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其《三编》稍宽容，然所列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还职，率戴斩罪给事。
四案中三案前已略具。蓝玉一案，亦明初大狱，兹补述之。史《蓝玉传》：“玉，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妇弟。初隶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遇春数称于太祖，由管军镇抚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从傅友德伐蜀。五年，从徐达北征。七年，帅兵拔兴和。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讨西番，擒其酋。明年，封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十四年，以征南右副将军从颍川侯傅友德征云南，滇地悉平，益禄五百石，册其女为蜀王妃。二十年，以征虏左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征纳哈出，纳哈出降，还至亦迷河，悉降其余众。会冯胜有罪，收大将军印，命玉行总兵官事，寻即军中拜玉为大将军，移屯蓟州。时顺帝孙脱古思帖木儿嗣立，扰塞上。二十一年三月，命玉帅师十五万征之，出大宁，至庆州，谍知元主在捕鱼儿海，间道兼程，进薄其营。敌谓我军乏水草，不能深入，又大风扬沙，昼晦，军行敌无所觉，猝至前，大惊迎战，败之，杀太尉蛮子等，降其众。元主与太子天保奴数十骑遁去，玉以精骑追之不及，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二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银印诸物，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无算。奏捷京师，帝大喜，赐敕褒劳，比之卫青、李靖。又破哈剌章营，获人畜六万。师还，进凉国公。明年，命督修四川城池。二十三年，施南、忠建二宣抚司叛，命玉讨平之。又平都匀安抚司，散毛诸洞，益禄五百石，诏还乡。二十四年，命玉理兰州、庄浪等七卫兵，以追逃寇祁者孙，遂略西番罕东之地，土著人酋哈咎等遁去。会建昌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叛，诏移兵讨之，至则都指挥瞿能已在破其众，月鲁走柏兴州，玉遣百户毛海诱缚其父子，送京师诛之，而尽降其众，因请增置屯卫。报可。复请籍民为兵，讨朵甘、百夷。诏不许，遂班师。”
以上节《玉传》所叙玉之功绩。当其北伐已建殊勋，敕书褒劳，而封国改梁为凉，赐券而镌其过。（见下）在玉为武人不修行检，不能怨上之寡恩。逮平湖广诸土司益禄而即诏还乡，明示以功成身退之义。玉若稍有学养，正急流勇退时，可以无多求矣。乃以西南多事，复起用之。既有功，复欲延长兵事，请讨朵甘、百夷。朵甘地为青海，百夷则缅甸所析之麓川、平缅等司。诏不许而班师，亦其时朵甘、百夷初不为患也。帝之不欲轻启边衅，识高于玉，而玉之不必复以军事自豪，亦可知矣。乃复愤愤争功，在英主之朝，宜其取祸，然至诛夷灭族，坐党者万五千人，则亦太过，非君臣相处之常理矣。
《玉传》又云：“玉长身頳面，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太祖遇之厚，寖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初，帝欲封玉梁国公，以过改为凉，仍镌其过于券。玉犹不悛，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帝数谯让。西征还，命为太子太傅，玉不乐居宋、颍两公下，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曰：‘我不堪太师耶？’比奏事，多不听，益怏怏。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玉谋反，下吏鞫讯，狱辞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何真子。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藉田举事。’狱具，族之。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手诏布告天下，条列爰书，为《逆臣录》。至九月，乃下诏曰：‘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胡谓丞相惟庸也。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凡列名《逆臣录》者，一公、十三侯、二伯。”
史家叙此事，云下吏鞫讯，狱辞云云，狱具，悉诛之。其意谓狱吏所具之文如是，其为事实与否，未可定也。《明通鉴》则据明代私家纪载言：“初，玉征纳克楚即纳哈出归，言于皇太子曰：‘臣观燕王在国，阴有不臣心。又闻望气者言，燕有天子气，殿下宜审之。’盖玉为常遇春妻弟，而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太子殊无意，而语啧啧闻于燕王，遂衔之。及太子薨，燕王来朝，颇言诸公侯纵恣不法，将有尾大不掉忧。上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数月而祸作。”太子薨在二十五年四月丙子，乃四月二十五日。燕王等来朝，在正月壬寅，乃正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年二月乙酉诛蓝玉，即二月初十日，越四日己丑，即颁《逆臣录》。其间经告发鞫讯，当更需时，玉之祸作，不得即在二月。至八月，本纪又书燕王等来朝。上年太子薨后，不书燕王复来朝。燕王处北平，颇任边事，亦决不能正月来朝，至四月皇太子死而未去，又未必以太子死一岁间再朝。则所言未必尽信，或进言猜忌功臣，不必在太子死后耶？此等纪载，皆足为功臣不平之现状。《明通鉴》又云：“蓝玉之狱，詹徽从皇太孙录其事，玉不服，徽叱令速吐实，毋株连人，玉大呼徽即臣党，遂并坐。”此语出《名山藏·臣林记》，亦皆不平于当时之事者所为。《明史》詹徽附其父同传，但言性险刻，李善长之死，徽有力焉。蓝玉下狱，语连徽，及子尚宝丞绂，并坐诛。且《玉传》徽之与玉谋变，为蒋瓛所告，非录囚时所攀。囚攀问官，明是狡供，以此并坐，并及其子，亦非情理。故未敢以为信也。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是以谨于守法而致成诸案。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俱鞭死，史《道同传》：“为番禺知县，番禺故号烦剧，而军卫尤横，数鞭辱县中佐吏，前令率不能堪，同执法严，非理者一切抗弗从，民赖以少安。未几，永嘉侯朱亮祖至，亮祖以洪武十二年出镇广东，见本传。”数以威福挞同，同不为动。土豪数十辈，抑买市中珍货，稍不快意，辄巧诋以罪，同械其魁通衢。诸豪家争贿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从容言之，同厉声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也。他日，亮祖破械脱之，借他事笞同。富民罗氏者纳女于亮祖，其兄弟因怙势为奸，同复按治，亮祖又夺之去。同积不平，条其事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讪傲无礼状，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诛同。会同奏亦至，帝悟，以为同职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鲠可用，复使使宥之。两使者同日抵番禺，后使者甫到，则同已死矣。’《亮祖传》：“亮祖诬奏同，同死，帝寻悟。明年九月，召亮祖至，至与其子府军卫指挥使暹俱鞭死，御制圹志，仍以侯礼葬。”此等事，皆抑官威以伸民枉，惟失在太快，当亮祖一奏同无礼，即遣使诛同，不先一问虚实。而其时县令得自上奏，则权贵不能无所忌惮。若亮祖之武夫不学，不足深责，但使所诬者不死，亮祖亦未至以鞭死偿命，但优奖鲠直之县令，深斥恣势之上官足矣，然有此等事树之风声，勋臣不无相警。史家类记其事，有临淄县令欧阳铭，抗常遇春，《铭传》附《道同传》：“遇春师过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殴击，一市尽哗，铭笞而遣之。卒诉令骂将军，遇春诘之，曰：‘卒王师，民亦王民也，民殴且死，卒不当笞耶？铭虽愚，何至骂将军；将军大贤，奈何私一卒挠国法？’遇春意解，为责军士以谢。后大将军徐达至，军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抗常将军者，毋犯也。’”开平、中山固非朱亮祖比。然明初县令多能为民保障，触忤贵官，未尝非恃朝廷之能执法也。合之胡大海子以犯禁酒令而被手刃，驸马欧阳伦以私贩累有司供役而伏诛，足以见例矣。太祖之驭吏，复就史中揭一事言之，《杨靖传》附严德珉事云：“吴人严德珉，由御史擢右佥都御史，以疾求归，帝怒黥其面，谪戍南丹。遇赦放还，布衣徒步，自齿齐民，宣德中犹存。尝以事为御史所逮，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台勾当公事，晓三尺法。’御史问：‘何官？’答言：‘洪武中台长，所谓严德珉是也。’御史大惊，揖起之。次日往谒，则担囊徙矣。有教授与饮，见其面黥，戴敝冠，问老人犯何法？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时国法甚严，仕者希保首领，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称圣恩圣恩云。”读此可以想见峻法之为用矣。民权不张之国，不能使官吏畏法，则既豢民膏，复以威福肆于民上，假国宠以殃民，即国家养千万虎狼以食人耳。故非有真实民权，足以钤束官吏，不能怨英君谊辟之持法以慑其志也。刑乱国。用重典，正此之谓，岂谓对民众而用法外之刑哉？
三、纳谏与拒谏。《纪事本末》叙明祖开国规模，大约明祖能识大计，不待人言，早有定见，逮言者适与之合，有翕然水乳之合。此类事极多，《明史》列类叙颇有法，如陈遇等传以纯儒高识，导以不嗜杀人，薄敛任贤，为帝所敬礼，言无不用，而不敢强以官。荐遇者秦从龙，帝止闻从龙名，从龙居镇江，帝遣徐达攻镇江，即属亟访从龙。达访得之，帝即遣从子文正、甥李文忠奉金绮造庐敦聘。从龙来荐遇，又发聘书，引伊、吕、诸葛为喻，尊遇至此。遇来，遂留参密议；从龙亦事无大小，悉与其谋，笔书漆简，问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二人始终敬礼，其所敷陈，无文字可见，但知为不嗜杀人及薄敛任贤等大指而已，盖亦非敢以严酷之度，一律待天下之贤。从龙死在太祖未即大位以前，常与世子亲至其家，尊礼无匹；遇死于洪武十七年，太祖屡欲官之而不受，卒成其高，又何尝敢以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罪相坐。盖其有益于太祖者，在救民水火一切根本之计，其品驾乎刘基、宋濂等之上。惟刘基、宋濂、叶琛、章溢诸人，则原本儒术，而文武干济，亦有实见之事功。宋濂始终以文儒侍上及教太子，未与军事，然刘基之倾倒于濂，在元代即视为天下之才，惟濂与己。盖当时之第一流，实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之儒者，视者功乃其末节，太祖皆得而用之，开一代之太平者，其所取之人材固不同矣。史传自一百三十五至一百三十七，数卷中皆见太祖之能容人善，崇信儒臣，绝非马上治天下之气度。至以综核精密之才，佐定法令，足以图治，其后或不得善终，则皆偏重于才，而德不足以称之。若陈修、杨思义等传附见多人，如开济即以奸狡弃市，此亦可以见太祖之尊贤用才，轻重自有分际也。
以上所谓纳其言而不待以谏名者，至其以谏自名，太祖之能纳，亦自英爽不落常套，姑举一事为例。史《周观政传》：“观政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人，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单薄废缺，欲使内家肆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
按此是何等气象。明之奉天殿，即令太和殿，奉天门即太和门，以御史监奉天门，立法之意，自是令其防止邪僻，观政竟肯奉职，可见当时肯任官者，其抱负已不凡，帝竟纳之，已奇，纳之而听御史请，亲出门边面谢其过，此岂百世帝王所有？岂但帝王，抑岂稍有权势者所肯为？清代自高宗以来，御朝不登正殿，有终身未至太和殿者，宫禁深远。一御史叫呼于门前，传命交刑部或诛戮之，则声息可达，若既听其言，而又从宫中亲出以谢过。今试观三殿之后，复隔乾清宫门，帝起居或竟在乾清宫，其出宫已甚远，若近代帝王起居，更远在离宫别馆，乾清且为踪迹罕到之地。以太祖所为视之，真不在意计中矣。
又《欧阳韶传》：“荐授监察御史，有诏曰：‘命两御史侍班。’韶尝侍直，帝乘怒将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趋跪殿廷下，仓卒不能措词，急捧手加额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朴诚，从之。”
以上为帝纳谏之一例。若其任性戮谏臣，则亦有之。如《叶伯巨传》，伯巨以训导应星变求言诏，为明初一大文字，全文载本传，所言深以分封诸王土地太侈，恐为将来尾大不掉之祸。书上，帝大怒曰：“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狱，死狱中。迨燕王以削夺称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为有先见。又《李仕鲁》、《陈汶辉》传：“帝自践祚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惟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帝不听，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怪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汶辉亦“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仕鲁与汶辉死数岁，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法，有诏清理释、道二教云。”又《王朴传》：“性鲠直，数与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争之强，帝怒命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过史馆，大呼曰：‘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竟戮死。”
以上可见帝之纳谏奇，拒谏亦奇，其臣之敢谏死谏尤奇。士大夫遇不世出之主，责难之心，不望其君为尧舜不止，至以言触祸，乃若分内事也。以道事君，固非专以保全性命为第一义矣。风气养成，明一代虽有极黯之君，忠臣义士极惨之祸，而效忠者无世无之，气节高于清世远甚。盖帝之好善实有真意，士之贤者，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一为意气所激而掇祸，非所顾虑；较之智取术驭，务抑天下士人之气，使尽成软熟之风者，养士之道有殊矣。
四、除弊与流弊。明代之弊，无过于信用宦官，《宦官传》序：“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中，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纪事本末》：英宗正统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崩，太监王振益无所惮。洪武中，太祖鉴前代宦官之失，置铁牌，高三尺，上铸：“内臣不得于预政事”八字，在宫门内，宣德时尚存，振盗去之。”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有老阉供事久，一日从容语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还乡。尝用杜安道为御用监，安道，外臣也，以镊工侍帝数十年，帷幄计议皆与知，性缜密不泄，过诸大臣前，一揖不启口而退，太祖爱之，然无他宠异，后迁出为光禄寺卿。有赵成者，洪武八年，以内侍使河州市马，其后以市马出者，又有司礼监庆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干窃。”
史《职官志·宦官》：“太祖尝谓侍臣曰：‘朕观《周礼》，奄寺不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因用阶乱，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托，毋令过多。’又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有内侍事帝最久，微言及政事，立斥之，终其身不召。因定制：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宫监文移往来。’然二十五年，命聂庆童往河州敕谕茶马，中官奉使行事，已自此始。”
《明通鉴》：“洪武元年四月丙辰，禁宦官预政典兵，上谓侍臣曰：‘史传所书汉唐宦官之祸，亦人主宠爱自致之耳。《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此辈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而已。若使宦官不预政，不典兵，虽欲为乱，其可得乎？’”此出《纪事本末》而稍节其文。又“四年闰二月，命吏部定内监等官品秩，自监正令五品以下至从七品有差。上谓侍臣曰：‘古之宦竖，不过司晨昏，供使令而已，自汉邓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阍人为常侍，不黄门通命，自此以来，权倾人主。吾防之极严，犯法者必斥去之，霜履坚冰之意也。’”此纯出《纪事本末》。
明之阉祸，古所未有，然太祖之防阉，则较前代为甚。史以赵成、聂庆童之奉使市马，为内臣衔命之始，似亦以作俑微归其咎，此缘后来为祸之烈，不得不深求之耳。观太祖以杜安道为御用监，则宫中给使本不必定用阉人，惜当时未有人能掉废阉之议，不若清一代之士大夫，尚有陶模其人，竟请革除阉制也。古用肉刑，受腐刑者守宫，乃为刑人开利用之路，故亦谓之宫刑。后世既废肉刑，即应并废阉宦，迁延不改，其患遂至滔天。明历世患阉，要不得不谓由太祖之作俑，其变迁自见后。
其次为锦衣卫镇抚司狱。史《刑法志》：“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古者狱讼掌于司寇而已，汉武帝始置诏狱二十六所，司马彪《续汉书》：“武帝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历代因革不常。五代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乃天子自将之名，至汉有侍卫司狱，凡大事皆决焉。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治，所诛杀为多，后悉焚卫刑具，以囚送刑部审理。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又《职官志·锦衣卫》：“洪武十五年，罢仪鸾司，改置锦衣卫，秩从三品，其属有御椅等七员，皆正六品。设经历司，掌文移出入；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十七年，改锦衣卫指挥使为正三品。二十年，以治锦衣卫者多非法凌虐，乃焚刑具，出系囚，送刑部审录，诏内外狱咸归三法司，罢锦衣狱。”
此锦衣卫设诏狱一事，不能不谓太祖实倡其始。设自十五年，至二十年而罢，二十六年，又申禁内外狱毋上锦衣卫，此在太祖已为不远而复矣。其后复设于永乐中，以一镇抚为未足，又分北镇抚司专掌刑狱，更以卫狱为未足，双倚宦官立东厂，后更有西厂，校尉与缇骑，更迭旁午。荼毒忠正，惨不忍言，盖拾太祖已废之迹也。
又其次为廷杖，《刑法志》：“太祖常与侍臣论待大臣礼，太史令刘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轻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体。’侍读学士詹同因取《大戴礼》及贾谊疏以进，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必如是，君臣恩礼始两尽。’帝深然之。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太祖曰：‘六卿贵重，不宜以细故辱。’命以俸赎罪。后群臣罣误。许以俸赎，始此。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事已见上。工部尚书夏祥毙杖下，故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夏祥乃薛祥之误，列传《薛祥传》：“八年，授工部尚书，时造凤阳宫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太师李善长奏：‘诸工匠用厌镇法。’帝将尽杀之，祥为分别交替不在工者，并铁石匠皆不预，活者千数。营谨身殿，有司列中匠为上匠，帝怒其罔，命弃市。祥在侧，争曰：‘奏对不实竟杀人，恐非法。’得旨用腐刑。祥复徐奏曰：‘腐，废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可之。明年，改天下行省为承宣布政司，以北平重地，特授祥，三年治行称第一。为胡惟庸所恶，坐营建扰民，谪知嘉兴府。惟庸诛，复召为工部尚书，帝曰：‘谗臣害汝，何不言？’对曰：‘臣不知也。’明年，坐累杖死，天下哀之。”
廷杖亦明代特有之酷政，太祖明知其非待大臣礼，然卒犯之，为后世作则。朱亮祖诬死道同，犹为有罪；薛祥则端直长厚，坐累杖死，天下哀之，非其罪可知。祥争腐刑，在改行省制之前一年，即在洪武八年，时明律未大定，有此主张，尚不足怪。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清则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
（孟森）
靖难两疑案之论定
成祖入金川门，建文宫中火起，永乐间修实录，以为帝已焚死。明代无人信之，所传建文行循之书，不知凡几。而清修《明史》时，史馆中忽以建文焚死为定论，王鸿绪《史稿》创此说，而史本纪较作疑辞。盖当时馆中分两派，主修建文后纪者为邵远平，多数不谓然，乃以其稿私印行世，用钱谦益、李清之说。驳正《致身录》之伪作乃朱彝尊，世以为主建文焚死者为彝尊，其实彝尊特纠《致身录》之伪，其撰《建文本纪》独加以疑辞，不与《史稿》同意。今姑置明代野史所言不论，就即史及《明实录》等文证之。
史《建文纪》：“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种，越八日，壬申，葬之。”
此纪据《曝书亭集》，彝尊自言为所撰之稿。当火起至火中出帝尸，乃一瞬间事，即出帝与后之尸矣，明明已知其所终，何以又云不知所终，且反先言不知所终，而后言出尸于火乎？是明明谓帝已不知所终，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尸在也。其所以作此狡狯者，主者之意，必欲言帝王无野窜幸存之理，为绝天下系望崇祯太子之计，即太子复出，亦执定其为伪托，以处光棍之法处之也。此秉笔者之不得已也。
至进《史稿》之王鸿绪，则不作疑词，且全书之首，冠以《史例议》一册，专论建文必已焚死者居其半，非但证其焚死，且若深有憾于建文，论其逊国之名，亦为有忝，虐杀宗藩，自早众弃，势穷力竭，而后一死了之，何足言逊？鸿绪之意，力尊燕王而已。不知逊国之说，燕王所乐称，若不言逊国，则将谓帝本不逊而由燕王篡取之乎，抑竟能谓帝以罪伏诛乎？故鸿绪希时皆太过，转为纰缪。乃钱氏大昕作《万斯同传》，竟采此论入万先生传，谓先生之论如是，而后建文不出亡之论乃定。此钱氏误以《史稿》出万氏手，而以《史例议》为万氏所著也。其实《史稿》亦经鸿绪以意窜定，并非万氏原文，鸿绪进《史稿》时，亦未言及万氏，但直认为己之所作。至《史例议》中有云：“康熙五十九年，岁在庚子，亡友朱竹垞仲孙嫁翁携《竹垞文稿》见贻”云云。此语岂万氏所出，而可认《史例议》为万氏之说耶？此钱氏之疏也。故谓《建文本纪》为断定焚死，已非真相也。
史《姚广孝传》：“十六年三月入觐，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之，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如果成祖已得帝尸，何必系溥洽以求其踪迹？若谓溥洽造为其说，则应以妖言罪伏诛，何必假他事以久系之，至十六年而不决？清史馆中所倚仗言《致身录》为伪书者乃钱谦益，而谦益则言帝出亡，为帝削发者即溥洽。此当别有据。清修《明史》时已不免浑言之矣。兹录钱氏谦益《有学集》文如下：
《有学集·建文年谱序》有云：“文皇帝之心事，与让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扬万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卒，祖宗功德，泯灭于余一人之手，魂魄私憾，宁有穷乎？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年以还，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国难方新，遗种未殄，必剪灭此，而后即安，张天网以笼之，顿八纮以掩之，闭口捕舍，遁将何所？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药灯之诅祝，剃染之藉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榻前一语，改参彝而典僧录，其释然于溥洽，昭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知之，兴帝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处华夏，服事其圣子神孙，尚论其心事则懵如也，日月常鲜，琬琰如积，而文皇帝之心事，晦昩终古，此则可为痛苦者也。何言乎让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师，祸深喋血，让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凭仗祖德，依倚民怀，散亡可以收合，蛮夷可以煽动，卫世子之焚台，卫太子之诣阙，谁能惎之？让皇帝明知大命之不可干也，明知大位之不可再也，明知本支百世之不可倾动也，以神州赤县为孤竹之封，以休发坏衣为采药之遁，耄逊遐荒，自此退耕于野；头陀乞食，岂曰糊口四方？由是而内治外攘，逾沙轶漠，高皇帝之基业安，祖宗之统绪安，三百年之天地人鬼罔不大安，宁非让皇帝之所治乎？让皇帝之至德，媲诸泰伯其难易尤相倍，而三百年之臣子不能言，言之不尽矣。”以下言世传诸录之作伪非实，而作《建文年谱》之赵士喆亦不过排比诸录，欲传二百年未死之人心，非争竹帛之名等语。文繁不具录。盖建文之出亡为真，而诸录则伪，谦益之分辨了然也。
史《胡传》：“永乐元年，迁户科给事中。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安在。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至，急起召人，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宦官《郑和传》亦载此事。夫果成祖已确认火中之有帝尸，何以海内海外分途遍访，历二十余年，然后得一确息而释疑乎？来见时，已寝而起，急不能待明日，四鼓乃出，奏对甚久，则必有建文确踪，并其无意于复国之真意，有以大白于成祖，而后不复踪迹。明年成祖亦崩。此皆史文之明在者，可以无疑也。
近日故宫发见乾隆四十二年重修《明史本纪》刻本，以前但于《乾隆朝东华录》中见四十二年五月丁丑谕旨：“所有《明史本纪》，并着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珅、刘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并未见添修之本。岂料宫中竟有其书。《建文纪》末云：“棣遗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月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是正史早已改定，特未明诏颁行。改正原刻之殿本，今始传世耳。然又因以发见四库本之《明本纪》早用添修本，缘四库系写本，当时刻本未成，遂未行世。四库本人不易见，即有能读中秘书者，亦留心于外间所无之书，无人料《明史》之有异同，遂疑误至今，以为宫修正史，于明建文竟定为焚死，其实四库定本早已改定。盖至乾隆时朱三太子案相隔已远，无庸避忌，乾隆初告成之《明史》，尚是康熙间所修，故有此曲笔耳。此已论定疑案之一也。
明初名教，嫡长之分甚尊，懿文太子以长子得立，既死则应立嫡孙，故建文之嗣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无以表示应得国之道，乃自称己为马皇后所生，与太子及秦、晋二王为同母，时太子及秦、晋皆已故，则己为嫡长，伦序无以易之矣。此事当见于《太祖实录》中，预将诸王之生，明著其母，故永乐中将建文所修《太祖实录》改修两次，即系阑人此等文字。后修《永乐实录》则直云：“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太子标，次秦愍王樉，次晋恭王，次上，次周定王。”《明史稿例议》云：“《玉牒》诸书并同。当明时，诸家颇有异议，但为《实录》、《玉牒》所压，通人多不敢置信。”至修《明史》时亦仍之。《成祖本纪》云：“母孝慈高皇后。”与兴宗孝康皇帝即懿文太子。同。然于列传乃漏出两证，证成祖之非嫡出。
《黄子澄传》：“子澄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削周，是剪燕羽翼也。’”此可证明燕王自与周王同母，并不与懿文太子同母。周王袛为燕王之羽翼，于建文帝较疏也。
又《太祖成穆孙贵妃传》：“位众妃上，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帝以妃无子，命周王行慈母服三年，东宫诸王皆期，欶儒臣作孝慈录。庶子为生母服三年，众子为庶母期，自妃始。”此事证明周王本身庶子，故可认他庶母为慈母，而为之服三年。周王既与燕王同母，即燕王亦庶出也。
潘柽章《国史考异》云：“《南京太常寺志》所载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潘氏引此志，尚未亲见神主，故《史例议》又力辟其妄。清末乃有李清之《三垣笔记》刊版，盖以前谓为禁书，只有李氏子孙所藏钞本，后禁网渐弛，然仍删节印行，至近年则更有足本出矣。《三垣笔记》中言北都破后，弘光复都南京，乃发旧太庙，妃神主具在，均如《南太常志》所云。由此始悟明北京太庙，一帝止有一后，继后及列帝生母皆不配享，殆即成祖迁都定此制，以便抹杀生母，不留痕迹。夫因欲冒应嗣之名，而至没其所生之母，皆成祖之贪位而忍心害理者。以前为疑案，《明史》中纪传自相矛盾。自《三垣笔记》出而证《明南太常志》之文。此已论定疑案之二也。
（孟森）
宦官的专权
明朝的内治，差不多始终为宦官把持。太祖、成祖两朝，内治总算是清明的，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时，北弃大宁，南弃安南，对外的不竞，就从此开始了。英宗立，宠任了一个王振，一切妄作妄为，其结果，就弄出土木之变。从成祖建立东厂，叫宦官刺探外事，宦官有了司法之权。王振专权时，也派他的义子马顺，管理镇抚司。有和他反抗的人，就叫镇抚司捕治，所以朝臣都拿他无可如何。英宗回国以后，本没有再做皇帝的道理。却是当英宗北狩时，朝臣有主张迁都的，也有主张坚守京城的。侍讲徐有贞，便是主张迁都最力的人。英宗回来之后，不免心怀惭愧。战将石亭，守京城有功，也因赏薄怨望。景帝初立英宗的儿子见深为太子。后来把他废掉，立了自己的儿子见济。偏偏见济又不争气，死掉了。景帝就久不建储。
前四五四年(1)，景帝有病。徐有贞、石亨等和内监曹吉祥相结。以兵闯入宫中，迎接英宗复位。废景帝，复位郕王。徙之西内，不多时，就死了。是为“夺门之变”。徐有贞旋为石亨所排挤，贬谪而死。石亨曹吉祥都因谋反事泄，伏诛。英宗再做了皇帝。似乎他的行为，总应当改弦易辙了，却是依然昏聩。靠锦衣卫使门达逯杲做耳目石亨的反谋，系门达所举发。曹吉祥造反时，逯杲为其所杀。因此英宗格外信任锦衣卫，锦衣卫就广遣校尉，到各处去侦探事情。弄得敲诈官吏，诬害平民，天下大受其害。
前四四八年，英宗崩，宪宗立。诛门达。却又宠任了太监汪直。于东厂之外，另立西厂，派汪直领其事。缇骑四出，屡兴大狱；无赖校尉，布满民间。贻毒更不堪设想。前四三〇年，才诛汪直，罢西厂。然而所信任的，仍是太监梁芳、方士李孜省、和尚继晓等一班人。前四二五年，宪宗崩，孝宗立，才把这三个人杀掉。刘健、谢迁、李东阳、相继秉政。把先朝弊政，极力厘剔。天下翕然。在位十八年，政治总算是清明的。到孝宗崩，武宗立，就又闹得不成样子了。武宗宠任太监刘瑾，于东西厂之外，另立内厂。派刘瑾主其事。武宗坐朝时，不知什么人，投了一封匿名书于路旁，数瑾恶罪。瑾就矫诏召百官三百多人，都跪在午门外，加以诘责，至于半日之久，然后把他们都送到监里，其专横如此。前四〇二年，安化王寘璠，反于宁夏。遣都御史杨一清讨之。太监张永为监军。一清游说张永，回见武宗时，极言刘瑾的恶罪。武宗方才省悟，把刘瑾杀掉。又有个大同游击江彬，交结了内监钱能的家奴，以蹴鞠侍帝。极言宣府、大同景物之美。于是武宗自称镇国公朱寿，出游宣府、大同，又从大同渡河，幸延绥，南至西安，由西安到太原。于是人心惶惶，谣言蜂起。宁王宸濠，乘机反于南昌。前三九三年陷南康、九江，东攻安庆。幸而王守仁起兵赣南攻其后，仅三十五日而平。总算是侥幸万分了。武宗却丝毫不知反省，反借亲征为名，到南京去游玩了一趟。平心论之，武宗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倘使不做皇帝，也不过是个败家子，无甚大害及于社会。要是处境困厄，或者还能养成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却是做了个皇帝，就把天下弄得如此其糟从古以来的皇帝，像这样的很多。这也可见得君主世袭制度的弊害了。
（吕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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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注：这篇文章中作者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该纪年方法是以1912年的民国元年为基准，在民国纪元之前的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为了保持文章原貌，编者未作改动。（1458年）
权臣和党祸
武宗崩后，世宗即位。世宗的性质，是偏于严刻的。即位之初，用杨廷和为大学士，厘革武宗时的弊政。天下翕然，颇有想望太平之意。旋因议尊本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而称孝宗为皇伯考，罢斥抗议的朝臣，而进用承顺意旨的张璁、桂萼。这件事，虽然没甚关系，然而从此以后，阿谀取容迎合意旨的人，就渐渐的得法起来。中叶以后，用严嵩为大学士。世宗颇好神仙，终日从事斋醮。一切政治，都置诸不问。又好以“明察自矜，果于刑戮”，就为杨嵩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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