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陈寅恪夫妇
2、让孩子“见”知识
3、中华民族（英文：Chinesenation）最早是梁启超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的概念。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几千年来早已存在。是中华民国各民族的总称。依体形、语系、宗教信仰等因素，约可分为十五系、五十多族，而以汉族为主干。经过几千年血缘、文化、思想等的融合，而成为中华民族。也称为「汉族」、「华族」。
4、《和文汉读法》
5、梁启超感慨系之：“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当时日本的报刊上，为配合军事行动，曾广泛开展了有奖征集歌词的活动，这当然是为其对外扩张作宣传的。所以，对这一代晚清志士而言，接触日本军歌必定是痛苦的阅读经验，而可贵处，在于他们的“师敌长技”的坚忍不拔。梁启超的学生蔡锷不仅全篇抄录了由王韬翻译的德国的《祖国歌》，而且标举日本音乐教育情况以为示范：
6、清华大学创始人是唐国安。
7、抗战期间，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在四川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二人疾病缠身，梁思成得了脊椎软骨硬化症，林徽因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但他们仍然顽强地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当时美国一些大学和博物馆都想高薪聘请他们到美国工作，他们都一一拒绝了，梁思成夫妇说：“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8、先生在西南联大
9、周自齐回国后，开始筹建清华学堂，并担任校长，全权负责选拔优秀人才赴美留学及先期培训工作。后来，清华学堂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周自齐堪称清华创始人。
10、据他的学生回忆说，陈寅恪先生教课时往往会让人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是不知道的，什么知识是他说不出来的。往往讲到一个知识点，先生能够顺着这个点讲成一个大面积的知识网络。就在这样学问之高的导师的教导下，他的学生也都是后来有名的大家，比如季羡林、蒋天枢、胡守为、刘适等。
11、口述中的先生
12、其实，剿袭的行为在当时并不罕见，如邹容的《革命军》中，便有许多文字出自谭嗣同、梁启超、《国民报》等处（见隗瀛涛、李民《邹容传论》）。在新思想、新知识竞相输入的晚清，知识界往往以风气之先为荣，一有新说，人争传述，并没有今日“知识私有”、“版权所有”的观念。这也是一个以普及为主的时代的特征之一吧。在梁启超，读德富苏峰文章，未尝没有一种“先得我心”的感觉，以致把德富氏的思想当作了自己的思想。
13、据此可得出几点认识：一，《和文汉读法》的首版应刊行于1900年，其时，梁启超正出游夏威夷与澳洲。二，此书系在日本印刷，很可能是由清议报社承印。三，刊成后亦转入国内，以上海为集散地。四，书价标明为银两毫。梁氏这本小书的盛行一时，充分体现了晚清知识界对求取新知的渴望。当年由梁启超编写《和文汉读法》，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一则传言──谓梁在檀香山时，“尝从何惠珍女士习英文数月，东归后乃倡言已深得习读英文秘诀，特条举所读英文法初阶前项十余类，编著英文汉读法一小册，以惠初学。谓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王宠惠轶事》）──也表现出梁氏喜谈治学方法与热心启蒙的独特心态。其实，梁启超对此早有自嘲妙语：“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然而，这正是任公先生的可爱处。
14、我们今天提到民国的大家大师们，会想到蔡元培，会想起胡适，会提到马相伯，会谈起梅贻琦等等，但是一定少不了一个清瘦笔直的身影——陈寅恪先生。
15、所谓爱之深，必责之切。很显然，梁家的家教，重点都不在知识的灌输和功利的诉求，而是更强调立志和做人。这是梁家早期教育的核心内容。
16、清华大学创建历史简单介绍如下：
17、梁氏一族有非常优秀的家教和家风，梁启超本人又是家族链条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既受益于优秀的家教与家风，又继承和丰富了这个家族的家教与家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既有中国传统儒学做根基，又融汇西方近现代科学、民主精神，这些都充分体现在他对子女的培养、教育之中。
18、在梁启超六岁的时候，有一次说了谎话，他的母亲知道后十分生气，她命梁启超跪在地上“力鞭十数”，警告跪在膝下的儿子，如果再说谎，将来只能做盗贼和乞丐。他的母亲认为一个人之所以说谎，一定是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或是该做的事没有做好。这本来已经错了，如果自己不知道错，还情有可原，改正起来也不难。这一次的教训给年幼的梁启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他还痛悔不已，将此事写成文章教育后人。
19、青年陈寅恪
20、在他去世后，他最宠爱的小儿子梁思礼实现了他的遗愿。梁思礼在美国读书期间，由于梁启超早已去世，失去了家庭经济来源，完全靠自己勤工俭学苦读了8年，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他发奋图强，一心效法父亲，立志要工业救国振兴中华。
21、晚年陈寅恪
22、每天只要抽出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阅读就可以，不会占用孩子太多的时间，但是可以让孩子养成阅读的好习惯，孩子将会受益终身。
23、清华大学创始人
24、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驻美参赞周自齐，开始在美国国会中游说，并单独找了多位议员，说明美国在庚子赔款中有许多不实的部分，应该退还给中国。
25、抗日战争胜利后，心情舒畅的先生再次回到清华园教书。当时的先生已经双目失明，但是依旧不肯休息，坚持教书，在清华园继续教了两年以后，战事再次打响，先生受邀前往岭南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先生在广州这最后二十年的生命。
26、游学西欧，三无教授
27、年梁思礼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此时正值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参与建设新中国是他渴望已久的愿望。他毅然奔向了新中国。回国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担任了很多重要的工作。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都始终兢兢业业地工作，无私地奉献自己的才智，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和所有的航天专家们一样，默默无闻地在这一先进的科学领域里埋头耕耘着，他们对祖国贡献之大是难以度量的。
28、留赠来者，先生当如是
29、年，得到官费出国的机会，陈寅恪再次前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在这期间，他掌握了中亚古文字、蒙古语、梵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英语、法语、德语，成为一段佳话。并且陈寅恪极其聪明，学习刻苦，但是在游学期间始终没有得到文凭，甚至没有发表过一篇著作文章。
30、梁氏与德富苏峰
31、但是研究院主任吴宓力主邀请陈寅恪，当陈寅恪入驻清华园后，所有人都为其学问精深宽广而惊叹不已，不仅是学生，就是教授老师来请教陈寅恪问题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当时就称陈寅恪先生为“教授中教授”。
32、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与黄遵宪所作歌词中，都含有“爷娘妻子走相送”的描写，且都置于相当突出的地位。梁作表述：“从军乐，初进营。排乐队，唱万岁，送我行。父娘慷慨申严命：弧矢悬，四方志，今日慰生平。”
33、由于《饮冰室自由书》所取的自由随意形式（顺便提一下，这种杂文形式的出现也得益于德富苏峰的“国民丛书”），“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作者并不避讳其中有剿袭的成分。不过，处理方式也有不同。注明为德富苏峰所作的译文有三篇：《无名之英雄》、《无欲与多欲》与《机埃的格言》，而那篇《烟士披里纯》则属于经过删改后据为己有一类。
34、唐国安(1858年10月27日～1913年8月22日),字国禄,号介臣。广东省香山县人(今珠海市唐家镇鸡山村人)。清末民初的外交家、教育家、清华大学创始人。
35、要谈梁氏的家风与家教，不能不从梁启超的早期教育谈起。至少有三个至亲的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他的祖父，二是他的父亲，还有一位是他的母亲。
36、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梁家的孩子们不仅沿袭了父亲的爱国思想和治学态度，而且保持了“爱国、务实、上进、勤俭”的家风。
37、德富苏峰明治年间出版的“国民丛书”，不仅风行日本，而且在留东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冯自由称，“凡涉足彼都之留学生，亦少有不读过苏峰著之国民小丛书也。”无怪乎德富氏来华，曹汝霖、张继都对他说，留学日本时，他们是“‘国民丛书’的爱读者”。梁启超1899年底在去夏威夷的轮船上，也曾阅读“国民丛书”数种，并因此萌发“文界革命”的思想。
38、最早的刊本虽然寻访不到，相关的出版资料倒有所发现。在《清议报》第64册（1900年11月）的广告部分，首次刊登了《和文汉读法告白》，全文如下：
39、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
40、在清华园工作的一年，梁思永整理了清华所收藏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之于1926年挖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出土的部分陶片，并写成了英文的专刊，一个20出头的年轻学生在一年的时间里以这么务实的作风做出这么多的成果受到同仁的高度赞赏。
41、年出生的陈寅恪，其祖父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后因首先响应光绪皇帝发动的戊戌变法而被罢职；父亲陈三立是清末著名的诗人《被称为”清末四公子“之一。所以陈寅恪从小可谓是生长在书香门第，并且父亲和祖父都是积极求变改革的进步人士，因此陈寅恪从小不仅熟读传统的四书五经等书籍，并且对西方文化也有所涉猎。
4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改名中山大学。但是先生似乎不为外物影响，只关心自己能把书教好。而随着特殊时期的到来，先生的精神、学问被当作“守旧”而被打倒，先生失望地辞职了，结束了几十年的教书匠生涯。不管外界怎样批判先生，先生只是一心的扑在学问上，晚年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在助手黄萱的帮助下，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口述完成了《柳如是传》，书中将先生当时内心的追求和想法展现的淋漓尽致。
43、七七事变
44、他是“百年清华”的奠基者。他一生没有子嗣，生前留下遗言：不留私产，全部财产待夫人过世后捐给慈善事业。他就是清华大学的创始人、第一任校长——唐国安。
45、梁启超认为科学可以救国，生前一直遗憾他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曾于1927年给海外的孩子们写信说：“我想你们兄弟姐妹，到今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的遗憾...”
46、梁启超对儿女的教育，先是基于父爱的教育。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一再表示，他对他们的爱是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他是勤于给孩子写信的，同时也要求孩子经常写信给他。梁启超对待儿女，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健康，更对他们的品性、为人、立身、处世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
47、至于此书的作者，当年本是人所共知，周作人即根据记忆，写明为“梁任公著”。任公即梁启超，他有一段自述足以作证。先是梁氏在《新民丛报》第9号（1902年6月）刊出《东籍月旦》，言及读日文有“简便之法”，习得此法，则“慧者一旬，鲁者两月，无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这种“专学读书”的妙方，正投合晚清大量从日文转译西学书籍的特殊需要，自然极具诱惑力。于是，一读者来信询问究竟，而引发梁启超的对答：真通东文，固非易易。至读东书能自索解，则殊不难。鄙人初徂东时，从同学罗君学读东籍。罗君为简法相指授。其后续有自故乡来者，复以此相质，则为草《和文汉读法》以语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间事也。其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时不解日本文法，讹伪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亲友，不敢问世也。后鄙人西游，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今数重版矣，而一复读，尚觉汗颜。
48、唐国安——清华大学创始人
49、其实这和先生的治学理念有很大的关系，他曾说过一句话：“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的知识了。”原来先生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已经掌握透的知识上了，想要留出时间来学习更多的新的内容，所以才一直没有时间去好好的获得文凭。
50、北京大学(PekingUniversity)，创立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创始人孙家鼐。
51、对梁启超的“新文体”影响最大的日本文学家，首推德富苏峰。两人的文风以及在舆论界的地位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致1917年德富苏峰来中国时，一位接待他的中方官员还对他提起：“你是日本的梁启超，而梁启超是中国的德富苏峰，这是我等同人间的评价。”
52、两相比照，我们也可以体味康有为的强悍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贯之。由此更推进一步，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推进、久领风骚，便从此分途。
53、出身书香，立志博学
54、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发动全面侵华，不久北平沦陷。当时已经47岁的陈寅恪因为高度近视又加上学习治学导致用眼过度，使得右眼已经看不见了，如果当时不是为了尽早离开北平南下治学，先生的眼睛是可以恢复的。
55、晚清志士正是企望确立为国战死的军队意识，使中国在强敌环伺、弱肉强食的危境中，得以发愤图强，反败为胜。
56、清末民初教育家
57、梁启超曾经在教育自己的大儿子梁思成的时候说过：“你现在学的知识还是太专一，我希望你能在毕业之后的一两年中，分出一部分时间，去学习一些其他的知识，多见世面，多下功夫”。
58、清华学堂按美国标准对学生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择优送去美国留学。在这期间，周自齐亲自主持选拔工作。经过考试和精心挑选，前后共选派三批180名留美学生。后来，这些留美学生中很多人都成了国家的栋梁，如梅贻琦、金邦正、张子高、秉志、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将监督改称“校长”。1928年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59、多给孩子选择一些科普类、传记类的书籍增加孩子的知识层面，提高孩子的眼界，让孩子“见”知识。
60、唐国安（1858年10月27日（戊午年）～1913年8月22日），英文名字“TongKwoOn”，男，字国禄，号介臣。广东省香山县人（今珠海市唐家镇鸡山村人）。清末民初的外交家、教育家、清华大学创始人。肄业于耶鲁大学法律系。
61、陈寅恪先生
62、“烟士披里纯”即英文inspiration（灵感）的音译。1901年12月，此文在《清议报》第99册刊出后，当时似未受到攻击。直到1903年，因《新民丛报》第26号（1903年2月）《丛报之进步》一文评议各报刊时，对《大陆报》也有批评，才招致其猛烈回击。该刊第6期（1903年5月）《敬告中国之新民》即指责梁启超“拾德富苏峰第一二唾余，以实《自由书》”；而同期署名“新民之旧友”的《与〈新民丛报〉总撰述书》及《大陆报》主笔的文本附言，则对梁启超进行了更尖刻的嘲讽，称其大量剽窃德富苏峰之文，“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
63、梁启超一生虽历经坎坷，但爱国之心始终不变，他常常和子女们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并时时告诫他们德育是做人的根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孩子们自幼充满了对祖国深厚的感情，立下了报国之志。
64、清华园四大导师
65、不过，与杜甫《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悲痛欲绝截然不同，父母妻子都是以“从军乐”、“沙场死”的豪壮语相激劝。很清楚，这本是基于对日本军人送行情景的记忆。
66、现在很多的家长，对待孩子的教育仅仅停留在观关注孩子的成绩上，却忽略了孩子的知识层面。多读书可以增加孩子的知识储备，增加孩子的见识。
67、年冬，梁启超漫步东京上野。适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亲友迎送，“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而最震撼其心魄的，还是其间为入营者题写的标语──“祈战死”。
68、尽管《和文汉读法》当年曾是畅销书，到周作人撰文的三十年代也成了过眼烟云，等到九十年代我来搜访时，这一本百年前的小书初版本更是芳踪难觅。
69、年，横滨大同学校学生欲演出新剧，请梁操笔。梁为撰《班定远平西域》六幕，其中第五幕《军谈》，几成军歌演唱会。剧中汉朝士兵唱过广东《龙舟歌》的新词，又搬来军乐队，高唱《从军乐》。作词与唱歌者的目的都很明确，即“提倡尚武精神”。《从军乐》全篇十二章，可与黄遵宪的《军歌》媲美。末章歌词如下：
70、年8月逝世。1928年8月，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
71、并且在1903年，陈寅恪13岁时就被父亲陈三立送到日本读书。1909年，陈寅恪在复旦公学毕业，从此踏上了西欧游学的历程。他的父亲也好，自己也罢，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好的前途，而不是服务于行将末路的晚清政府，所以他想要得到更多的知识。
72、在梁氏家风与家教的传承中，梁启超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教育九个儿女，不仅个个成才，而且都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和素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3、年，游学结束的陈寅恪回国。当时的清华大学进行改制，打算建立研究院国学门，招聘当时著名的专家学者当作导师，国学大师王国维、主张变法图强的梁启超、语言学家赵元任以及陈寅恪。当时的陈寅恪与其他三人相比真的是有点“名不副实”，原因是当时的那三人的名头以及很大了，而学历、著作都没有的陈寅恪和他们相比多少令人不是很信服。
74、清华大学创建人是山东单县人周自齐。
75、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曾参加了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东亚考古做过特别的研究。留学期间他想了解国内的情况，想回国实习并收集一些中国野外的资料，得到了父亲梁启超的大力支持，回答了有关业务的统计资料并安排他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担任助教。
76、康梁家教之别
77、从军乐，乐凯旋。华灯张，彩胜结，国旗悬。国门十里欢迎宴。天自长，地自久，中国万斯年。
78、陈寅恪先后两度出国游学，第一次是1909年复旦公学毕业后自费出国，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这一次的游学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止。
79、清华大学创始人是唐国安。唐国安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美学生之一，14岁告别家乡到美国学习，1881年回国，投身洋务运动。1912年出任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大胆改变学制课程，使清华学校实际具备了美国大学的部分教育职能，并解决了学校的经费和土地问题。1913年8月逝世。1928年8月，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
80、清华大学的创始人是周自齐。
81、在晚清“借途日本，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本被视为日文速成教材的小书──《和文汉读法》曾流行一时。直到1934年周作人写作以此书名为题的随笔时，还对这本出版于三十多年前的语言读物念念不忘，称“其影响极大，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并且说，“这两种情形到现在还留存着”（《苦竹杂记·和文汉读法》）。周氏乃过来人，其言亦真实可信。
82、此论为黄遵宪所见，深受启发，因此决心补阙，当即作《军歌》二十四章。梁启超初时只得其中的“出军歌”四章，已大为兴奋，迫不及待地刊发于同年11月问世的《新小说》创刊号上。
83、而命运似乎对先生的折磨还没有结束，1966年，先生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和折磨，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痛苦让先生吃尽苦头。终于，在1969年10月7日，先生与世长辞，留下一生著作，在先生去世12年后被弟子蒋天枢整理出版，算是先生留赠来者的一份独特的礼物。
84、在离开北平前，先生将前半生的藏书寄到先行长沙，而未曾想后来长沙也很快沦陷，先生又随着远避昆明，先生的书籍就葬送在战火里，而随身携带的书籍竟在前往昆明的途中被盗，可谓是雪上加霜。这让原本因眼疾痛苦不堪的先生，心中更是悲痛。
85、唐国安——清华大学创始人唐国安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美学生之一
86、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曾写到父亲对他的教育，在梁启超的眼里，父亲是慈祥的，也是严厉的。他对梁启超寄予厚望，激励儿子奋发向上，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作为父亲，除了督促儿子读书以外，还要求他参加一些田间劳动，言语举动也要遵守礼仪，如果违反了家风、礼节，他决不姑息，一定严厉训诫。
87、敢于“师敌长技”
88、先生从小留学日本，后又游学西欧，教书数十载，战火、苦难饱经沧桑。但是始终不改其志，做学问也是，做人也如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贯穿先生的一生，我等后辈以先生为楷模。
89、此书指示读日本文之法，简要明白，学者不费数日之功，便可读日本文之书籍。寓东人士深知其益，故特印行公世。兹由本馆代售，每册定实价银两毫，不折不扣。外埠邮费照加。上海寄售：抛球场扫叶山房书坊。
90、年，英国牛津大学先后数次邀请先生前往教学，担任汉学教授。一开始并没有同意，但是后来考虑到自己眼疾的问题，前往医治眼疾就同意前往，但不幸的事再一次降临。1914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使先生的游学中止，这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先生欧洲行终止，只能暂避香港。后来日军占领香港，一队日本兵围住先生的公寓。
91、梁启超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认为，无论教师还是家长都要“务实”，不应该拘泥于培养多少徒有虚名的博士、学士，而应该把精力放在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上。当孩子们在学业上遇到困难和发生疑问时，梁启超总是不断地帮助释疑解惑，引导他们战胜困难，继续前进。
92、在梁启超家中，能集中出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则梁启超在子女身上花费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了。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显得情长儿女。
93、梁家是近代历史上名副其实的“精英”家庭，“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9个子女，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成为院士，其他几位也都是各自领域里十分杰出的人才。虽然梁氏子女大多数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但是学成之后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国籍，纷纷回国将满腔热忱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94、唐国安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美学生之一，14岁告别家乡到美国学习，1881年回国，投身洋务运动。1912年出任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大胆改变学制课程，使清华学校实际具备了美国大学的部分教育职能，并解决了学校的经费和土地问题。
95、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著名国学大师，精通二十多国语言，能直译梵文，史学家、作家、哲学家，被称为“教授的教授”。1942年6月18日，一位疲惫不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带着惊魂未定、面露饥色的一家五口走进了雁山园。他们就是刚从日寇铁蹄下的香港经过九死一生逃到桂林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一家。1926年1月，陈寅恪受清华大学邀请回国，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国外留学生涯，出任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与桂林非常有机缘，陈寅恪回国时36岁，仍是孑然一身，其父陈立三曾以强词指责，陈寅恪只求父亲宽以时日。陈寅恪、唐筼与三个女儿
96、年6月清政府成立游美学务处，那时把留学叫做游学，周自齐出任总办；随后，他又主持筹建游美肄业馆(后改名为清华学堂)，从选定校址、购地、建校，到聘任教员，周自齐费尽心血。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29日正式开学，招收学生460人。周自齐对以后清华大学的赫赫盛名有开创之功。
97、国难当头，一心为学
98、而此时先生所在的昆明虽然没有沦陷，但是日军时而进行空袭，加上物资紧缺、条件简陋，使得先生的眼疾不断加重。而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先生强忍着身体上的折磨，坚持给学生上课，并且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难以想象先生在双目几乎都看不清、身体虚弱的情况下是如何完成这等不朽的名著。
99、下列事例或许最能表露梁启超与康有为这两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性格差异。梁启超曾希望二女儿思庄学生物。作此建议，在梁氏是经过缜密思量的。其中有家庭的考虑，“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也有学术的考虑，梁认为，生物学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小而言之，对女孩子来说，它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因而“极为合宜”，且“容易有新发明”；大而言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故鼓励女儿“做一个‘先登者’”。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为思庄的缺乏兴趣与苦恼不安而最终放弃。梁启超反加以肯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思庄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正是由于梁氏能够体贴个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梁思庄日后才能成为有成就的图书馆学家。
100、世纪70年代初，经族叔唐廷枢举荐入选为清政府公派留美幼童生。1873年第二批赴美。1912年4月至1913年8月，出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1912年5月以前称监督）。
101、先生一人一椅坐在客厅中央，当时已经双目几乎失明，只剩左眼能微微看清一点的先生，依旧炯炯有神地瞪着双眼，用正宗的东京口语大骂进来的日本队长。小日本一听也愣了，还有这一尊大神啊，也就没为难先生一家，时不时的还送来一些米面，但是平生最痛恨日本人的先生断然不食日本兵送来的食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可见一斑。
102、首先是“知者不惑”，他说：“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做到这几条，就可以说是“不惑”了。
103、与之适成对照的，则有康有为弟子卢湘文写的《万木草堂忆旧》中的记述。卢氏以资深教育家的体验，对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学、拟新编蒙学书的计划评论说：“盖先生天分太高，视事太易，不能为低能儿童之设想。”其编书之悬的过高、不切实际，注定在教学实践中无法应用。这自然与康所教万木草堂生徒“皆一时之秀”有关，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读书的甘苦。他曾把女儿康同复送到卢处受教，并言：“此女甚钝，幼时尝教以数目字，至数遍尚不能记，余即厌恶之。”（《妇孺韵语》）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儿。
104、爱读的原因，从文体方面看，中、日两国读者却有颇大的出入。对于初通日文门径的中国人来说，德富苏峰文章的“汉文调”提供了阅读的特殊便利。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德富苏峰最为人称道处，恰在于他使用了新兴的欧文直译本。无论从何种角度赞赏德富苏峰之文，其汉文调、欧文脉的文体确乎对晚清中国文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经由梁启超成功的模仿与融合，化生为“新文体”，风靡全国。
105、《饮冰室自由书》中一篇《烟士披里纯》曾引起一桩“剿袭公案”。
106、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那时他已病卧在床，但他仍以满腔的热情躺在病床上主持考古所的工作，制定长远规划，指导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努力培养青年一代。由他草拟的考古学研究的长远规划，成为后来考古所长远规划的得力蓝本，有些目标，今天已经基本实现，这是梁思永以他务实的作风留给中国考古学的又一份珍贵遗产。
107、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
108、勤俭是梁启超的家风之一。梁启超继承了父亲的勤俭作风，并将此家风传承给子女。他曾经在给子女的信中，告诫思顺夫妇人生贵在吃苦。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也就够了。至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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