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养心 养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终日惕厉(5)

;    养心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终日惕厉(5)

    而在曾国藩死后,对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评如潮。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两人一生有很好的私交,同时又曾结有很深的仇怨,而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400金,并撰挽联一幅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国藩的心事很中肯地作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能有父亲那种实际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直,用情宜于厚道。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对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因为曾国藩曾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清政府的褒奖更是非同一般,在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政。”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克效,功德在民。”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扬他“赋性忠诚,砥躬清正”;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和天津建立专祠,又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钧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曾广、曾广铨也分别赏给员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在此之后,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如蒋介石对曾国藩视若神明,在他主持黄埔军校期间,在蔡锷所辑《曾胡治兵语录》的基础上,“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成《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认为“它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蒋介石把他安置在溪口读书,交给他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曾国藩家书》。可见蒋介石奉曾国藩为祖师,服膺极深。

    语言学家俞樾在《曾涤生相侯六十寿序》等文中极力推崇曾国藩,但他的弟子章太炎则一反老师之所为,在《检论》中极力贬斥曾国藩,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辞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孙中山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更明确地说曾国藩是“不明春秋大义”的“汉不肖子孙”。自《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刊出后,曾国藩更声名扫地。文章认为,“曾国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领,只能暂时摧残太平天国一类的初期的幼稚的革命,想搬运来以破坏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就决无成功的可能了”。

    曾国藩的事功、文学,虽已成为过去,其功过是非,难免会智仁各见。但是,他注重道德修养,并时时以品德上的进步惕厉自己,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格和态度,无疑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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