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实录》辨证（三）
洪武元年九月，陶安卒。
（黄金诸书，皆称安追封姑孰郡公。考《实录》本传，但追封其祖父、父为姑孰公，祖母、母为夫人。此安为江西参政时事，安固未尝赠公也。安本集载诰词甚明。又安妻喻氏追封姑孰郡夫人，继妻陈氏封姑孰郡夫人，俱有诰文。安之署衔，则止云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耳。洪武二年追赠刘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妻封永嘉郡夫人。基时官御史中丞。盖国初推恩之制如此。
洪武三年七月，中书省左丞杨晔伏诛。
按《实录》；杨宪嗾侍御史刘炳劾奏汪广洋，又教炳诬奏刑部侍郎左安善。上下炳于狱。太史令刘基尽发宪奸状及诸阴事，令群臣按问伏诛。然则劾奏杨宪者刘基也。而《开国功臣录》则以为李善长。按刘辰《国初事坟》云：杨宪为御史中丞，太祖尝曰：“杨宪可居相位。”数言李善长无大才。胡惟庸谓善长曰：“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宪因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奏排陷大臣放肆为奸等事，太祖以极刑处之。又云：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尝言李善长无宰相材。太祖曰：“善长虽无宰相材，与我同里，自我起兵事我，涉历艰险，勤劳簿书，功亦多矣。我既为君，善长当为相，盖用勋旧也。今后勿言。”按国初太祖用勋旧相李善长，胡惟庸以乡曲相依附。而杨宪辈新进喜事，专务搏击，善长等皆畏之。太祖亦曰：“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则宪等气焰可知。宪等数言善长无相材，居然有蔡泽欲代应侯之意。故善长乘其排陷广洋，激上之怒而亟剪之。善长非欲援广洋也，以自救也。刘诚意则因凌说之弹善长，为善长解于上前，且又尝言宪不宜相耳。行状云：公与宪素厚，亦不载发宪奸状之事。《实录》诚意本传云：宪等欲诬陷基，未及发而伏诛。故知尽发宪奸状及诸阴事者，善长也，非诚意也。此国史之误，当以《国初事迹》正之。善长与惟庸结党相比，盖已有年。庚午之祸，肇于此矣。
洪武三年，诏天宁寺禅僧祖阐、瓦官教僧克勤护送日本僧祖来还国。
宋文宪《送无逸勤公序》与《实录》记僧祖阐、克勤奉使日本事互相发明。序云：日本疑祖来乞师中国，欲拘辱之。无逸力争得免。据《实录》，祖来为良怀所遣。良怀方以窃据被逐，日本疑祖来，因疑护送祖来归国者，此其情也。序又云：王欲延阐住持天龙寺，先遣无逸还，无逸再三以死争之。日本既以祖来疑中国，其请住持，虽曰延之，实则拘留耳。此即圣谕所谓拘留二载，及十四年遗书所谓加以无礼者也。无逸归，见上端门，备陈其故。阐亦附奏岛夷不知礼义，微勤，臣不能再睹天颜矣。此《实录》所载今年五月，去舟才还，备陈本国事体云云也。所载白金文绮之赐，皆与《实录》同。上顾侍臣言：“勤一沙门，乃能不辱君命。”谕其父华毅，使冠巾出仕。则日本之于阐、勤，以拘留始，以惭服终，盖克勤之力居多，安得谓二僧攘赵秩奉使之功？洪武六年，克勤官考功监丞，见《实录》。十年，高皇帝手诏谕山西布政司华克勤，见御制文集。《皇明驭倭录》谓野史之言皆僧徒粉饰，误也。《实录》主存大体，故纪载颇略。赖《文宪集》稍志一二。高皇帝御制诗见于文宪跋，甚确。文宪身在禁林，岂肯附会僧徒，与国史抵牾耶？日本之崇佛，自唐已然。临济一宗，流传最盛。圣祖遣僧化导，有微权焉。万历初，虏王求僧及经，江陵命宣大巡抚勿拒，且云经必有高皇御制序文，方可与之。呜呼！知圣祖之微权者，江陵也。
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赠汪兴祖为东胜侯。
按黄金《开国功臣录》，兴祖以洪武三年封东胜侯。人有言其过者，上弗与诰券，令仍以都督职从征自效。四年死于蜀，命省部议封赠，授以原封铁券。《实录》于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纪封侯者凡二十八人，不及兴祖。是年十二月，又封薛显为永城侯，谪居海南，亦不记兴祖封侯不与券之事。但于四年十二月赏平蜀功之后，记追封兴祖为东胜侯及载其诰文而已。本传记追封兴祖，与《实录》同。合国史前后观之，则兴祖之侯，出于追赠，无可疑者。然《公侯铁券式》所载封兴祖《制词》，首尾完备，确然可据，又不得以《功臣录》为诬也。考洪武二十三年诏书，条列所在随军征讨累有战将之功，未有总兵之名。而论旧封者十九人，东胜侯汪兴祖居第十。诏书所条列，凡追赠者皆不与焉。此三年先封之明证也。况又有铁券可据耶？《昭示奸党第二录》载德胜男张宣云：东胜侯已前那里不曾厮杀？洪武二年投北来降的人，被别人杀了，却将东胜侯贬上海南去，不是因四川厮杀，那里肯取他回来？以此招推之，则所谓封侯后，人有言其过者，言其杀降之过也。封侯而不与券，谪居海南，亦如薛显之例。次年乃以征蜀召还，令从征自效也。显于五年正月以征和林召还，则兴祖之召还，又先于显也。兴祖封侯之后，以有过而夺券，及其从征死事，则尽复原封，以授其子。《实录》独书追赠，又稍节约其诰文，尽没三年封侯之实，斯可谓脱误之极矣。然则以铁券核之，三年封侯，当为二十九人，并永城为三十人，不当云二十八人也。不然，则或以十二月与永城并封而同贬，不当并其封而削之也。今幸有券文诏书，可以考证，不然，未有不据国史而刊别录者矣。国史之不足征如此。又按俞本《皇明记事录》，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开国辅运推诚柱国晋王府左相东胜侯汪兴祖。俞本所载，与《功臣铁券式》合，又可以证《实录》之阙。
洪武八年三月，德庆侯廖永忠卒。
德庆侯廖永忠之卒也，《实录》为之立传，备书其功次与其卒之岁月，而又曰：上赙遗之甚厚，以其子权袭爵。史家因之无异词矣。刘辰《国初事迹》载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等事处死。王世贞《史乘考误》援据洪武十年圣祖戒谕勋臣之词，与永乐中纪纲狱辞，有廖永忠开国功臣僭犯被诛之语，谓刘辰所载为不诬。于是永忠之被诛始著，而人皆以国史之书法为有隐矣。余偶读《通鉴博论》记丙午年事云：是岁，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博论》盖洪武二十九年宁宪王奉敕编定。既成，表上之，镂版内府。其书实我圣祖所注意者。然后知永忠之被诛，虽为其僭侈犯上，实以沉韩林儿之故也。滁阳即世，上方孤军无倚，渡江以来，声势翕合，实有藉于龙凤。开省称王，承制行事，十余年不改。姑苏之役，犹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圣祖何嫌于奉龙凤哉？安庆之围，圣祖拒刘基之谏，躬擐甲胄，出之水火之中。圣祖何汲汲焉若是哉？丙、丁之间，大命既集，彼一牧竖耳，其何能为？圣公既死，光武犹怜而葬之，且存其祀，盆子亦食均输税以终其身。圣祖何难于待韩氏而必欲剪灭之哉！永忠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虑，一旦沉林儿以逢上指，论功之日，使所善儒生窥瞰上意，可谓果于诬上而巧于要君矣。圣祖对廷臣讼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后卒以不义赐死。圣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于地下而已，岂不愚而可怜哉！然则圣祖之诛永忠也，何以不明正厥辟而以僭犯为词？曰：念其兄也，念其功也。正其辟，则弗可以袭矣。杀其罪以存其嗣，忠厚之道也。高帝之诛丁公也，不遑录其后。光武之封子密也，不及正其辜。我圣祖之于永忠，斯所谓义之尽仁之至也欤？于国史则讳之，于《博论》则彰之，其又何居？曰：国史之讳之，为一时也。《博论》之彰之，为万世也。曰沉韩林儿于瓜步，曰大明以永忠为不义，后赐死。于林儿则书其名，于大明则纪其号，于永忠则正其罪，曰不义，曰赐死，其词简而该，其义博而严。愚以为此非宁宪王之书法，而圣祖之书法也。《博论》之修，其即我圣祖之作《春秋》也欤？然则今之史家，刊落龙凤之事，使元、宋之际不得比于《秦楚之月表》，此后世媚臣腐儒之所为，而岂圣祖之志也哉！
洪武十年三月，复永城侯薛显所食禄。
按：永城以始封时削禄，至十年三月全给，《实录》载之甚明。王世贞《功臣表》乃云七年加千石，误也。《实录》凡列侯禄千五百石者，七年增千石，盖谓唐胜宗等。是时显全禄未给，当不在此例也。显坐胡党，见于庚午诏书及《实录》本传甚明，而《表》以为二十六年追论蓝党国除。世贞以熟习典故自负，往往无所援据，凿空杜撰，聋瞽后世，以为无从驳正，而姑妄为之说也，岂不异哉！
洪武十一年，靖海侯吴祯卒。
靖海之功，不减于江阴。其殁也，恩礼备至。而《实录》不为立传，仅附数语于江阴之后而已。今考庚午诏书，靖海死后，亦坐胡党，国史之阙传，岂为是耶？然公侯坐胡党者，诏书所列，先后二十二人，独靖海之子忠袭封不替，岂靖海之功大而罪未著，圣祖特宥之耶？凡庚午诏书坐胡党者，皆不得祀鸡鸣山功臣庙，今得与享东序者，亦惟靖海一人。
按：庚午诏书载通胡谋逆者公侯二十二人，生者上刑，死者孥戮，不待言矣。其有死而子仍袭侯者，靖海也。子不袭而弟仍袭侯者，南安也。身死而子得降指挥者，六安也。皆所谓已死不知其反之由者也，如六安之例，其子降指挥者，宣德也。所谓为胡、陈所诱，朝廷于礼无欠者也。详圣祖备条乱臣之意，一则涉于疑似，一则近于胁从，于罪为稍轻，故其子孙幸免参夷，得及宽政。若荥阳、汝南、永嘉之类，反状著明，负罪深重，则其后必无噍类，虽欲为愍隶而不可得矣。哀哉！
十二年正月，宜春侯黄彬往临清练兵。
彬不知其所终。考《实录》不书卒之例，知其非令终也。考庚午诏书及《奸党录》，知其坐胡党也。《开国功臣录》云：十二年练兵临清。召还后数年卒。郑晓《异姓诸侯传》云：练兵临清，后坐胡党，上念其未尝失朝廷礼，宥之。数年卒。郑氏不见庚午诏书全文，误以彬等之坐党在十三年，故傅会以为上曲宥之。不知彬等党事，皆发于二十三年，诏书所谓“朝廷于礼无欠”者，谓朝廷待彬未尝失礼，岂谓彬未尝失朝廷礼哉？郑氏之误解，近于郢书燕说，而大书特书，标于史传，疑误后人，岂非大缪哉！王世贞《功臣表》书十七年薨，亦未足据也。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书右丞汪广洋贬海南，自缢卒。
废丞相汪广洋敕，见高皇帝御制文集。《实录》所载，与御制文集同，但稍文其辞耳。敕云：遣人追斩其首，特赐敕以刑之。而《实录》云：广洋得书惭惧，遂自缢卒。又云：坐事贬海南，死于道。乃知凡《实录》所书自经赐死，皆史臣有隐之词，非事实也。《实录》广洋本传云：至是御史中丞涂节言：诚意伯刘基遇毒死，广洋宜知状。上问广洋云云。广洋贬死在十二年之十二月，盖此时涂节已上变告惟庸。惟庸等当亦下吏。其狱成伏诛，则在十三年之正月耳。据《昭示奸党录》诸招，广洋实与惟庸合谋为逆，而上但以坐视废兴诛之。盖此时胡党初发，其同谋诸人，尚未一一著明也。国初讳诛为废，曰废丞相汪广洋者，盖诛之也。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告左丞相胡惟庸与御史大夫陈宁等谋反。
自洪武八年以后，惟庸与诸公侯约日为变，殆无虚月。或候上早朝，则惟庸入内，诸公侯各守四门；或候上临幸，则惟庸扈从，诸公侯分守信地。皆听候惟庸调遣，期约举事。其间或以车驾不出而罢，或以宿卫严密不能举事而罢，皆惟庸密遣人麾散，约令再举。见于《奸党三录》者，五年之中，期会者无虑二百余。噫！亦危矣！诸公侯多宿将，惟庸辈亦文法老吏，一旦举事，如中风狂走，朝堂攘臂而大言，道涂连袂而抗议，岛夷草地，交关密约，流佣厮养，参预秘计，夜集晓散，会比期门，彼挽此推，号同邪许。此岂非天厌其恶，神夺其鉴，乘舆无触瑟之惊，庙门鲜ㄚ服之恐，使之贯盈败露，自取灭亡也哉！如其不然，则爰书具在，岂无傅致一时？反状已明，抑或传疑百世？后之君子，摩挲简牍，必有俯仰心悸，徨涕流者矣。为撮其要辞。胪列如左：
嘉靖中，赠故大监云奇为司礼太监，以其守西华门发胡惟庸谋逆也。南京城西华门内，有大门北向，其高与诸宫殿等，后堂甍栋具在，曰旧丞相府，即胡惟庸故第。前有眢井，即所谓醴泉出，邀上临幸，伏甲谋不轨者也。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嘉靖中，朝廷因中人之请而加赠，何孟春据中人之言而立碑。王世贞《旧丞相府志》据国史以驳之，其辨甚正。第亦疑惟庸私第不当在禁中，而未有以核其实也。余考《奸党第二录》载卢仲谦招云：洪武九年秋，太师令金火者引仲谦同仪仗户耿子忠等往见丞相，前去细柳坊胡府门首。又汝南侯火者寿童招云：胡丞相在细柳坊住，与我官人住近，尝与丞相往来饮酒。则惟庸私第在细柳坊明矣。按《洪武京城图志》，广艺街在上元县西，旧名细柳坊。一名武胜坊。又考《街市图》，广艺街在内桥之北，与旧内相近。此惟庸私第不在禁中之明证也。世贞云：高帝初下金陵，以元御史台为中书省，后为吴王，徙居旧内，而别立中书省。按《实录》，丙申，上入金陵，居富民王彩帛家。七月，诸将奉上为吴国公，以元御史台为公府，置江南行中书省，上兼总省事。丙午八月，拓建康城。初旧内在建康旧城中，因元南台为宫，稍庳隘，上乃命刘基等卜地，定新宫于钟山阳。戊申正月，自旧内迁新宫。《一统志》云：旧内城在京城中，元为南台地。本朝既取建康，首宫于此。比皇城大内宫殿成，此称为旧内。然则旧内则元御史台也。世贞谓上为吴王徙居旧内。误也。又云：省中丞相以下至六尚书侍郎，当各有堂阁。按：洪武元年命置六部，固云国家之事，总之者中书，分理者六部，不闻六部皆属中书省为省中僚属也。世贞疑五部五府，即故中书省大都督府之遗址，而又云：上下金陵，即有此省府及台，自当与旧内相近。其后改卜大内，居都城左偏一隅，不应预建省府及台于宫之两傍。夫上为吴王居旧内，则省府当近旧内。及既即大位，改筑新宫，则省府当近大内。此不待辨而明者。《洪武京城官署图》，宗人府五部，在承天门外御街之东，五府太常寺在承天门外御街之西。志刻于洪武二十八年，上诏礼曹绘图锓梓。以今之五部五府推之，则昔之省府，其不与大内相远亦明矣。第未知即此地否耶？俟详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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