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先生在民八游欧以前,勇于议政,为一对于政治生活极有兴趣之人,然其个人之从政历史则极短促。前清时,以举人随康有为后论事,得光绪帝之信任,仅获六品虚衔而止,尚不能如谭嗣同、杨锐等之晋为军机章京(彼时之军机章京,地位大约如今日之行政院参事)。宣统三年,袁世凯组阁,曾使人赴日本征梁氏返京,将以为学部副大臣(大臣为唐景崇),梁氏力辞。直至民国成立之第二年,熊希龄组阁,梁始出为司法总长,包办熊阁之一切重要文告。且书生从政,结习未除,赶撰法规,一一公表,故熊阁一时有“条例内阁”之称,而事实上固无一事能办通也。熊阁倒,梁亦去。民国六年,乃以马厂起义功,参加段祺瑞内阁,任财政总长,为段氏取“火中之栗”,所谓“西原借款”,经任公之手以签约者前后达二千余万元,时论颇不之谅。梁氏乃具状坚词请去,中有语曰“神明内疚,清议外惭”,盖深有悔心矣。

经此两度试验,梁氏痛感官僚生活之为非人生活,民八游欧归国后,遂绝口不谈政治。他人从政,多起自下吏,叙其官历必有一连串不同之官衔,而任公无之,其毕生之官僚历史,仅此两个总长及币制局总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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