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变,所谓八国联军仅以十日之时间,即由天津攻至北京。据穆斯之《中国对外关系史》所记,当时联军全数仅一万八千人,且未有统帅之设置,近于各自为战,而中国军队竟不能稍抑之,事之可痛宁有过于此者?
穆斯记云:“联军当时所取战略,系分两路前进,一循运河左岸,为右翼(俄、法兵约六千人属之);一循运河右岸,为左翼(日、英、美兵约万余人属之)。似其主力在左翼,首先攻占杨村,迫直隶总督裕禄自杀者,即此军也。就战略地理以观,杨村失守,北京便无可为,而当时国军乃集中于河西务通州一带,自蹙其势,使敌人得遂行其有效之钳击,安得而不为所歼?至于董福祥广渠门之抵抗,为一全无战略根据之巷战,事虽悲壮,亦无以挽救大局矣。
牵引“非正规军”作战,为战斗法则之大忌,当时之国军虽窳,顾若能严其行列,使成为有指挥体系之行列,则虽应战而败,亦不至溃乱如此。不幸乃与全无训练之义和团混合作战,一败遂不可收拾。
是役作战之全部详情,以手边无书可考,若就穆斯之简单记载以观,则联军当日所取战略粗疏荒陋,弱点甚多,如对于沿途各战略基地全无分遣,后续部队之准备亦无,但知单军猛进,一拥而入北京,使我国当日有高明之指挥官一人,率精兵一万与抗,正不难尽歼之于大河两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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