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二-艺舟双楫·包世臣-在线文库

　　十九弟季怀学诗识小录序

　　世臣幼从先子受诗，读《小序》而善之，然无从得毛郑之书。嘉庆丁巳，为大兴文正公客，乃见《十三经注疏》，尽九月之力而读之一过，破句谬字，不能自辨，惟略知《尔雅》存古训。训古书者以古训为宜，而《诗》疏于大典礼，必博采众说，足为群经之纲领而已。以后负米四方数十年，惟壬戌在武进李申耆家七阅月，旁览载籍。其余舟车旅邸之中，或旬或月，涉猎流览，罕有简阅一书，能自首至尾者也。然颇心知其故，能以己意测古人立言之旨，而穷其义之所止。至于论先王制作之原，亦能以近世人情上推之，而原其终始，于郑氏之说常合，是其所长也。然思而不学，以致惝恍不敢自信者，其失固已多矣。季怀于庚申之春，自里门从至江宁，略受文法，继以就食他去，而季怀遂留江宁。戊辰秋乃携季怀至扬州。世臣出游久，多识前辈，得读书之要领，扬州士人常过从者，辄以所闻授之。而江都凌曙晓楼至诚笃，晓楼之甥仪征刘文淇、孟瞻尤颖慧。时歙洪桐生先生主讲梅花书院，善世臣甚，世臣所许可者，辄召入院，膳给之，使与其养子敏回子骏，甥闵宗肃子敬共几席。世臣以晓楼熟《礼记》，遂与之言郑氏《礼》，而使治之。孟瞻好诗，遂使治毛、郑氏《诗》。季怀与孟瞻同业，子骏年最少，而神解惊绝，尤相善。已而旌德姚配中仲虞，在江宁闻季怀之说，治汉《易》，族子慎言孟开，亦从季怀受《诗》，先后来扬州，而丹徒汪沅芷生治毛氏，甘泉薛传均子韵治许氏，皆善季怀，朝夕与砥砺，相劝以力学。季怀念郑氏笺毛，而说《诗》多以《礼》，遂学《三礼》。以古书不可臆通，悉检诸经注疏声义，周秦两汉魏晋各子史家言，杜氏《通典》，《图经》《本草》，名物舆地之书，及《文选注》《太平御览》《玉海》，一切有古书之单词片义可采择者，近人则自陈启源《稽古篇》，邵晋涵《尔雅正义》，钱坫、段玉裁《说文解字》，王念孙《广雅》，以至顾炎武、惠栋、戴震、钱大昕、凌廷堪诸氏之说，莫不悉心探索，而要归于求是。盖校阅古今书数千卷，积十年寒暑不辍，始斐然有志于著述。又五年，书乃粗成，其择术可谓善，而用力可谓勤矣。五年之间，子敬以制举更业，洪先生厌世，芷生渡江去，子骏又不幸夭折。晓楼由都下入粤，倦游而归，迁治郑氏《礼》者，治何氏《公羊》，成《公羊礼》《公羊补疏礼》书数十卷，虽未能精善，然工力不可诬也。孟瞻去毛、郑而治杜氏《春秋》，成旧疏考证十二卷，驳冲远五百余事，颖锐罕俦。仲虞治《易》，注十卷，实有见于阖辟消长之机，而无凿空之说。子韵以许氏校经，旁征而通其义，孟开亦为文十数篇，以明郑氏实翼毛，而正义误说者。二子之书虽未成，吾党于是盖彬彬矣。然惟季怀之治《诗》，尤久而不迁，其初稿多论议是非，继乃悉屏攻击，专事证明疏通之学。季怀之于说《诗》也信善矣。诵《诗》者必达于政，故曰入其国而温柔敦厚，《诗》之教也。故《诗》之用：颂，美也，陈古义以为劝，其用于讥刺，犹欲戒闻者使改悔其行，以不忍遽绝之也。故其失也愚，而事犹可复。今季怀廉厉而尚断，廉厉则远于温柔，尚断则远于敦厚，虽有所得，其失难更。近世之为《诗》者，推戴氏、段氏。戴氏任馆职而未与政，然吾意其能从政也。季怀之书，固可接武于二氏，其咀含讽咏，自管其情，以达于事变，异日而得从政也，弗如段氏之为天下口实者，则庶乎其近之矣。道光二年九月，从父兄世臣书。

　　《诗》《礼》征文序

　　季怀以嘉庆戊辰秋始学《诗》，至丙子冬，推郑氏以《礼》说《诗》之意，为书十卷，有自序而无大名，既而弃之。又六年，乃成《学诗识》小录十三卷。予于其不禄也，已抆泪次之于状。今年春撰集遗书，检得《致仲虞书稿》有曰：“学《诗》八年，自谓有得，奋然欲述《诗礼原郑》一书，今编次粗就，殊不足发明郑氏，仅征旧文，供制举家摭拾而已。覆阅之令人惭恧，而家伯氏以为不可焚弃，俟异日之删定。足下若见此稿本，殆当鄙夷不以齿于吾党也。”盖季怀之深于《诗》而不自满假者有如此。然孟瞻、孟开反覆其书，佥谓援引淹通，实足导来学之前路。故原季怀本意，名之曰《诗礼征文》，先校而梓之。其稿草纷纠，钩勒拉杂，间有繁复待芟统类未一之处，则子韵孟瞻宾叔孟开共有事焉。仲虞远在旌德，相距且千里，将来邮寄成书，如指摘疵颣当更正者，削楮以从，固季怀之意也。道光七年六月十九日，从父兄世臣书。

　　书《毛诗·关雎序》后

　　序《诗》者序《关雎》，通言《诗》之体用，曰四始，曰六义。体为作《诗》之本，用为作《诗》之法。四始体也，六义用也。故《关雎》序以始始之，以义终之。而学者罕能通其说，盖一误于《史记》述夫子正乐之次，因举《关雎》之乱以为风始，而以《鹿鸣》《文王》《清庙》为雅颂始者配为四，后儒遂援为四始之正训；一误于以风雅颂为体裁之名，使六义止存三，而三经三纬之陋说以起。按《序》言后妃之德，风之始，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又申之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者，明未有《关雎》之诗，先有后妃之德，先王所以能风动天下者，以后妃之德实始之，故曰风之始。又以《诗》之用于刺者多，或致疑风之不尽关乎德化，故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止。”而复说之曰“止乎礼义”、“先王之泽”，明风仍自上行也。是故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者，风之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雅之始；人君以盛德致成功而可告神明者，颂之始；达事变、怀旧俗、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者，变之始。故总而承之曰是谓四始，诗之至也。郑氏之说始曰王道兴衰之所由，斯为深得《序》意矣。是故《序》言：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非明乎四始之谓，安能信《诗》之为至哉。序推明风义备矣。至于雅则说之曰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明以正言其事为雅之义，与风之主文谲谏者殊科。颂则述功德以告神。是风、雅、颂之于《诗》，其用与赋、比、兴同，故曰六义，非体裁之名也。编《诗》者就《诗》中得其义之多者而别其名，然立义在《诗》先，定名在《诗》后，如后世赋物而名为赋耳。郑氏于王风谓其诗不能复雅者，正以诗义适当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义异也。崔集注本，于《黍离序》笺：“增犹尊之故称王。”则知《谱》所云“故贬之”者，皆后人羼入，为近世《黍离》降为国风之说之嚆矢矣。《序》于《关雎》《麟趾》言化，明王者以德风天下，而天下自化也；于《鹊巢》《驺虞》言德，明诸侯被先王之教，各修其德，以风一国也。是以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二南》所同，而风始独归《关雎》也。《序》末详说《关雎》，而曰思得淑女，忧在进贤，不氵㸒不伤者，忖度后妃，自微达显。而毛氏以淑女斥后妃，故郑氏破好为和好，破左右为佐佑，破哀为衷者，真能抉经心而通《序》说矣。至于编《诗》者，虽取风、雅、颂之义以名《诗》，而六义实多互见，唯《关雎》为备。雎鸠以物性喻德，兴也；河洲以地势喻境，比也；淑女好仇正言之，雅也；荇菜琴瑟钟鼓铺述之，赋也；诗人深窥后妃之用心，以形容其德，颂也；合五义以风天下后世，风也。故序《诗》者，既推明《关雎》之旨，复发其凡而总结之曰，是《关雎》之义也者示为《诗》之要，必依义以求作者之志于文辞之外，而自得之意中。然则不明六义之用，又乌足与言《诗》乎。同年巴王君劼，以《毛诗绎义》相质，其说四始也，以变诗俪风雅颂为四，余用豁然于数十年之疑，得四于友，得始于《序》，而义从之。故述新知旧闻，推论始义，以著于篇。

　　《春秋》异文考证题词

　　读书必先识字。字之不识，义于何有。制字有事意形声之别，四者无所属，而后有转注假借，以尽其变。事之为字无几，意则两文合而后得，故形声之为字也多，而声为尤。转注属形，假借属声。故声之于字居大半，而假借之为用于字也，又复半之，是识字固莫要于审声也。前民传经，谨守师法。一字之异同，一义之轻重，不敢凭私臆以为说。至唐颜氏《汉书注》出，而古训渐湮，俗解渐盛。降至于宋，学者专事科举之业，刘新喻博辨绝群，始以己意说经，然其见闻赅洽，于儒先助字文义体究有素，说虽新奇而义理多所独得，然方便门自此开已。后人无其多闻，肆为臆说。至于汉儒说经之书，不能解其助字，明其句读。若许郑家法，览之尤不能终卷，专以世俗诂训强古经就我，反斥一字一声之学为无关大义，是犹菽麦不辨而侈谈授时相穑之精微，楹杙不分而意缔千门万户之壮丽也。万载辛君同叔，承家学治《春秋》，于三传文有异同则为之广征博引，于凡声之相近而可通可假，又字之古多今少，古少今多，悉明其本义假义，以及假义盛行而本义反没者，无不条列明晰，无泛滥，无遗漏，可不谓勤于朴学者乎。然而三传义例，各有师承，长短之论，未可尽据，而册中间有评断三家之语，此则仍不免宋人易言之习。盖吾人占毕，必始宋学，洎肄举业，益违雅训，迨至反而从事其本，则少小之所温燅者，如油入面，去之卒不能尽。以同叔之精心果力，尚未能免于此，此不得不为全书累也。敢请酌而去之，专明识字之原。字既识则义自明，读者善择而有得，庶足以矫末学之弊，而亡武断之非，同叔以为然否。

　　《仪礼郑注句读》书后

　　谈君弢华得《仪礼郑注句读》钞本十九卷于淮阴市中，余为审定为稷若手稿，其朱书则亭林之所校正也。余成童曾见是书，苦坊刻多误，欲以原注雠刊之，卒不果，幸见原稿，故校阅一过，而记其后曰：

　　《仪礼》之学，晦且千年，自是书板行，而童子塾中能诵全文者十人而五，则其所以惠来学、助礼教者大已。近人武进张皋文又为《仪礼图》十八卷，运精思以补阙略，然后揖让之美，人道之贵，洋溢往复，绝无迂拘而不可行于后世者。苟循守二书，以习其节文，系其条理，而深求郑、贾之所推类者，以即于人情，则安上治民，莫善之故，焕乎见矣。未有者可以义起，本身者百世不惑，使斯世永与立之誉，蒸民远无礼之危，则二张先生未伸之意，而后死所共有责者也。谈君昔视学贵阳，能以弦诵之治，变其僿陋，此物此志，庶乎其有望矣。

　　论《史记·六国表叙》

　　孟开曰，史公序《六国表》，先刺僣越，次讥暴戾，继言其得天助，据地势，而终以法后王，秦岂有可法乎。支离其辞，意将何属。曰：是史公之所观于孔子，而班氏以为微文者也，盖全书之纲领矣。孔子曰，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善哉史公之自叙也。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作《春秋》，拨乱世反之正。《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礼禁未然之前，而为用难知。盖其幼诵古文，长则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观多也，史公既不能达所学以变汉，夫是以不让周孔五百之期，垂空文，著兴坏，欲以明齐礼之化而已矣。故篇首引《礼》文以正秦襄之僣，明秦之废礼，自上始也。礼废则必争，争必以利。战功者，利之大而争之至极也。好战则财匮，不能不专利，专利则人心不附，不能不严刑，以心移争利之身。涉严刑之世，不能不阿谀取容。史公伤之，曰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职是故也，至推秦之德与力，皆无可以并天下而当天心者，谓上帝必歆其非礼之祀而助之，则未敢质，故言若以疑之，《伯夷传》之所反覆申明者，仍此志也。是其心忧时变，而为天下后世计者，至深且切。寓意六国，则于汉为无嫌，危行言孙之教也。秦蔑礼用暴，汉不引为殷监，而循其故辙，故贾生曰，秦功成求得，终不知反之廉节仁义。转而为汉，遗风余俗，犹尚未改。高祖常称李斯有善归主，孝文以吴公尝学事于李斯，征为廷尉，是其举事不非秦也。然则史公谓战国权变可颇采，讥学者牵于所闻，不察终始，而以汉兴自蜀汉，互证秦收功实之故，属事比类，隐示端绪，真知惧之君子哉。惧以汉因秦不变，而礼教遂至废亡也。高祖素慢无礼，唯能以爵邑饶人。陈平谓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多归之。继以孝文好刑名之言，窦太后尚黄老之术。黄老尊生，尊生则畏死，求不死者必矜无外。孝武不胜多欲，而逐始皇之迹，土木兵革无虚日，徭役繁，怨讟兴，而算轺告缗之法，见知诽谤之律，相继并作。盖《平准》《封禅》所记，其事皆昉于西畤也。迹汉廷君臣父子之间，其惭德洵不后秦矣。然秦虽遗礼义，黜儒术，而圣人遗化，犹在齐鲁之间，申公、辕固生之流，并廉直无所绌意。及叔孙通希世度务，弟子皆为首选；公孙宏曲学阿世，广厉学官之路。举遗滋利孔，兴礼造争端，至使文学掌故，援《春秋》比轻重以求尊显，是礼亡于通，儒亡于宏也。史公知化争莫如让，绌利莫如义，是故太伯冠世家，伯夷冠列传，重让也。表两客穿孔，美两生不行，书王蠋绝吭，纪田叔钳足，尚义也。尚义重让，则礼殆于可兴矣。然而汉廷诸臣，唯贾生为能不以卑近自囿，达制治之源，其言曰：“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类非俗吏所能为。俗吏务刀笔筐箧，报簿书期会，不知大礼。秦俗尚告讦，任刑罚，今不避秦辙，是后车又将覆也。先王执劝善惩恶之政，坚如金石，而必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以起教于微眇也。”孝文以为然，使草具事仪，兴礼乐，悉更秦法，而绛灌大臣短而抑之。史公悲贾生之穷乏不止其身也，故既善其推言过秦之说，复齿之屈平以明其志，所以深致憾于媢嫉壅害，而为万世有心维持礼教者恸也。管晏之勋烂然矣，史公乃推本鲍叔，艳述越石，凡以尚让重义之教，必待人而后行，庶几帝臣不蔽，足以黜利去争，隆礼而兴孔子之业耳。相其折壶遂比于《春秋》为谬，自居整齐世传，非所谓作，而卒谓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明为百王大法，非仅一代良史而已。孟坚读之，乃不得其指归，猥以为陷刑之后，贬损当世，是非颇谬于圣人。史公所为著于书首，大声疾呼，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者也。

　　绌礼尚法以争利，秦治也。汉初因之，至孝武兴礼重儒，顾专饰玉帛钟鼓以欺世，而严刑嗜利，反甚于高、惠、文、景之世，遂使利操大权，而人心趋之如骛。是天意欲变古今之局，故史公发愤而作。全书言废书而叹者三，一厉王好利，恶闻己过；一孟子言王何必曰利；一公孙广厉学官之路，其义类可见。

　　书《史记·魏其武安传》后

　　或问：史公传魏其武安，既云魏其不知时变，灌夫无术不逊，相翼以成祸乱，又云武安负贵好权，则曲直显明，祸源昭著，而复继以祸所从来者，何谓也？予曰：此自序之所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者也。盖忧世之微言，而重斥外戚矣。其序世家曰孔子罕言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言难以知命责外戚，在下不可恃，而在上不可纵也。故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外戚唯魏其贤，能引大义以阻传梁之失，而太后顾以此除其属籍，故曰魏其之举以吴楚，明非吴楚则终身废弃也。既以贤而废弃，则所举必负贵好权，通贿赂，恣睚眦，如武安者耳。进退人才者，人主之柄。东宫操进退之权，而颠倒如是，岂必临朝称制，乃足为乱哉。外戚重则公室卑，其究则子政所谓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者也。迹武安初用事，下宾客，进名士，欲以倾诸将相，推毂儒术，设明堂，兴礼乐，痛折节以礼肃天下，非新莽之前车乎。高祖之侯泽释之也，以为将有功，而台产之并侯也，以父泽死事，恐议者不察，疑为恩泽，故白马之盟，曰：非有功而侯，天下其击之。侯以恩泽，自薄昭始。昭功与定策，亚于宋昌，顾以建太子恩，使与驷钩赵兼同科，白马之约始败矣。昭卒变谨良之旧，至杀汉使，是故长君少君初至长安，而绛灌以为我辈他日命且悬两人手，则文帝示私外戚之祸，可胜言哉。是故窦太后趣侯王信，政君敕让丁傅之嚆矢也。条侯力持正议，迟信侯数年，而条侯卒以得死。窦太后好黄老，以清净退让教宗室，诸窦尚如此，则妇人之不可用也，亦甚矣。当武安向用之时，武帝曰：“君除吏已尽未？”其请宅地，则曰：“何不遂取武库？”是不必至魏其灌夫事，始不直武安也。帝初即位，即以夫守淮南，镇天下劲兵处。及其为太仆，以酒搏窦甫，恐太后诛夫，为徙相燕，则帝之知夫而全夫者至矣。至东朝廷辩，以两人孰是，遍问朝臣，汲郑对不能坚，余皆莫敢对，武帝之用心，实欲倚朝臣公论以抗太后，而全魏其灌夫。如袁盎诸大臣之持梁事也，既莫对，对又不坚，而遂无如太后何矣，故怒曰：“今日廷论，局促如辕下驹，吾并斩若属也。”以武帝之雄才大略，而上迫太后，骄所薄，陷所严，况成、哀之下材乎。史公盖前知之，而隐其辞以为万世戒，不然，武安之患苦吏民，修成子仲之俦耳。吴楚之功最条侯，魏其灌夫附条侯以传可矣，何遽如自序所述乎。史公之特立此传者，深忧履霜之戒，不至政君三世称制，龟鼎遂移不止也，是祸所从来之谓也。

　　复石赣州书

　　瑶辰四兄太守阁下：上年曾于席间论史公《答任安书》，二千年无能通者，阁下比诘其故，世臣答以阁下博闻深思，诵之数十过，则自生疑，又百过当自悟。阁下次日见过云：“客散后，即检本讨寻，竟不能得端绪，唯觉通篇文意，与推贤荐士不相贯串耳，敢请其指归。”世臣复答以阁下半夜之间，多则十数过，何能即悟，请再逐字逐句思之，又合全文思之，思之不已，则有得已。非敢吝也，凡以学问之道，闻而得不如求而得之深固也。阁下旋即奉差出省，继复摄郡赴虔，遂尔远违，忽复更岁，昨奉手书，具问前事，委曲详缛，大君子之虚中，真学人之果力，悉见简内，世臣不敢不遂进其愚，以明丽泽互师之道矣。窃谓推贤荐士，非少卿来书中本语。史公讳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而斥少卿为天下豪俊以表其冤。中间述李陵事者，明与陵非素相善，尚力为引救，况少卿有许死之谊乎。实缘自被刑后，所为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结以死日是非乃定，则史公与少卿所共者，以广少卿而释其私憾。是故文澜虽壮，而滴水归源，一线相生，字字皆有归著也。世臣前曾以此疑献于迈堂，嗣接其书三次，近又在省面晤，竟一字不及此事，可谓不以三隅反者矣。迈堂在西省，已为仅有，而尚如是，安得有如阁下三数人，共发古人之覆乎。虔州最称难治，阁下居之，驾轻就熟，无足虑者。酷暑，唯千万珍重。世臣顿首。

　　与周保绪论《晋略》书

　　保绪二弟足下：春杪承寄示《晋略》，核阅累月，纪传俱未及卒，而目力殊苦不给，属张君司衡为卒其业，各签商数十百事，大都与原书较优劣于章句之间，无关大义，以未能知足下作书之旨故也。及足下至扬，面述叙目必宜改作，使读者知己意所在。昨承见过，示以删定纪传三首，更造叙目一首，文采灿然，义例辨晢，虚怀果力，无异少壮。推此以论，其必举盛业无疑也，欣喜无量，故愿与足下尽言之。夫事增于前，文减于旧，前人新书之例也。尊著既以“略”名，是无取矜博眩奇矣。然必综镊得失，著明法戒，以伸作者之志。故凡事之无系从违，人之无当兴衰者，举可略也。至于人心所趋，视乎初政。心趋既久，遂成风俗。风俗既成，朝政虽力矫之，而有所不可。今古一辙，匪唯晋代。然而拨乱反正，端重人事。人事修，天运变，不善者善之资。《晋略》之志，当在是矣。原书于朝章法制，其事多散；人心风俗，其辞多隐。散者聚之而后明，隐者通之而后显，则事略而义详，较之文减事增，为功尤伟，唯足下垂察。断自泰始，当时成议，然追尊之宣、景、文三帝，王业已成，《魏志》既不立传，未便同之盖阙，故原书三纪之外，记录悉入泰始，并非自乱其例，今宜另立一篇题为外纪，以明金运之原。且以见司马氏无功于当涂，无德于黔首，而一时藉曹氏之宠，以享丰厚者，竞与输心佐命，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顾以若而人开鸿基，创永制，贻谋有不舛乎。无怪枣嵩朱硕之于王浚，沈充钱凤之于王敦，匡术路永之于苏峻，郗超刘牢之之于二桓，刘穆之之于宋武，接踵而起也。故外纪一论，可以隐栝两晋，极言天人之故矣。原书南渡后，帝纪不详北事，声教既非所及，故其无涉江左，概从简略，是断代之体也。足下依据《通鉴》，补缀完具，为以便观省耳。至宋武身为宋祖，例不于晋立传，宜详其事于孝武安恭三帝纪中，以明金运之委，然后立表以举其纲要，则自然提挈在手，与夺从心矣。晋代年号，诸国丛杂，至难寻检，宜创立一表，国经年纬，档列甲子，诸国主初见始盛，皆注其年之下，其奉晋正朔者，实皆帝制自如，一体编次。未有年号，则以名纪。拓拔氏殿诸国而首北朝，宜与晋初之吴，并作大行，以示区别。国多非一行所容，又宜以地为统，如刘汉、石赵、冉魏同作一层，以归简易。州郡为一表，详载割隶沦没侨置，及其治所。宗室诸王为一表，自非乃心曹氏，及辅政与倡乱，有事实宜记录者，其世系建徙，悉详于表，以省繁复。执政为一表，不论官联，止标国柄，使治乱之功罪有归，而其时伴食之流，亦与附载以儆庸鄙。方镇为一表，其自称遥授虚授权授命帅，俱随事注明，使不相紊，而伪授一并备列，以彰全局。原其先用诸王，继以世族，非此二途，即系武夫，莫不专制所部，树私人，事封殖，薄亲民而鄙政事，征求无度，流亡莫恤，新附无以自安，土著无以自植，啸聚以资奸雄，骄蹇成于遵养，两晋兴亡，实在于此。勋封为一表，叛乱为一表。七表既立，详而有要，简而不遗，乃可别功过之等差，定忠奸之标准，以议列传去取矣。然必爱知其恶，憎知其善，或从宥过，或严诛心，或当责备之科，或在为讳之列，务以昭劝示惩，垂谕方来而已。略陈数意，以效隅举。禅代腹心，不过数人，宜为合传。其配食太庙，多以地望备数，名见纪中，无烦缕述。平吴之役，谋主功首，自宜同传，而附列爪牙。然平吴而主德骤变，驯致八王五胡，马宗遂覆。夫以武帝初政之隆，使释吴以为外惧，而饬疆圉，固藩翰，迟之十稔，吴终自至。叔子腹心三世，智能察微，自宜综初卒，权轻重，以笃不拔之建，顾乃忍俊不胜，迎主心以邀混一之大名，茂先遂事，竟尔伏辜，而叔子身名俱泰，千载无讥，岂非今古之大幸欤。况叔子身仕魏室，已跻通显，徒以景献之故，助马以倾曹，南风五恶，晋武悉知，岂以叔子而竟茫昧。心移势焰，遂复党贾以危马，士之倾危，于斯为甚，斧钺之严所宜首及。及乎江左微弱，衅隙迭构，卒能立国传后，苞含隐忍，茂宏实济其功。然决击华轶，以肇拓疆域，示趋向，虽志在自利，其刚断有足称者，又逆敦近在同气，疏讨刁刘，原欲引入彀中，而能灂然不滓，上契主心，下孚众望，器量尤为难名。然不纳陈頵拔卓茂，显朱邑之至计，遂使勤民之实政无闻，白望之谬尚如故，斯其蔽也。至以私怨倾周戴，弃冲人挟子出奔，复起周抚，尤为舛矣。士行战胜攻取，强毅精能，故自加人一等，然恪遵酒限，而不守封鲊之训，必灭杜弢以自张，致疑当轴。苏峻之役，始谓不敢越局，既迫于大义，仍事反覆，终乃严劾卞敦以自饰，而反为任让乞命。郭默之役，庾亮辞赏，而士行独受江州，且移镇以逼南门，虽临去有老子婆娑之言，或为参佐求富贵者所怂恿，然心迹至为累矣。太真忠孝英武，峻约小丑，胜算内成，而必引士行，推为盟主，销夙嫌以弭后衅，纯德发为远见者也。道徽当奔亡托命之时，守素不挠，而乞活为之心折。陶庾各具晋阳之甲，惮其持正，销两难于无形。安石步趋茂宏，再定大乱，而游心物外，不使康乐更居形势之地。三贤近于无疵矣。然而茂宏、安石之宽简，未必尽是；刁刘诸庾之综核，未必尽非，成败既殊，安危遂判，优游固足养患，操切立至失人，君子平情论世，未尝不叹其不崇实以厉颓风，览末流之莫挽，恨澄源之失术也。若道徽含饭以哺兄子，乃袭用范书陈言，断非事理。太真迁都一议，宜以入茂宏传。至九锡之谑，燃犀之戏，自是贤智之过。安石千里弃官以奔弟丧，岂谓不崇礼教，且大功诵可，未便以丝竹小癖，遽坐戎首。凡是之类，宜在讳削。兵凶战危，全争庙胜，若非得算实多，鸿议可法，皆属搴斩之劳，事迹悉附勋封叛乱两表，即其有当传例亦与衡量轻重，别无殊异表见，各附主将之末。是史公传卫、霍之成式也。至有亲民薄宦，参议真儒，能违时贤之尚，笃念小人之依，必宜力为搜采，事虽小而必详其功，言虽废而必征其效，于以振弊俗而重邦本，民誉一门，所宜增立。清谈为晋人病源，书法为晋人绝业，足下特立两门，诚为允协。然清谈当汇及门地时望，使虚车之陋，不致偏枯。书法以右军为极则，足下移入列传以重其人，是犹有世儒之见也。但当检括本集，备载会稽荒政，以补传缺，乃为得耳。原书载记之作，仿自《史记》匈奴，两汉四裔各传，以其棋布中土，故立此名，并非倡制，足下改为外纪。纪之所名，史例专属帝者，自宜循欧阳之旧，别为国传，非专为避卷首也。至原书大体可观，所指大失，虽非苛索，然鄙意以为无庸攻击，专明己意，使书自昼而略自略。学者既读《晋书》，必不能不求《晋略》，则可藏名山传通邑，而足下数十年之苦心，与天下后世以其见矣。唯希鉴察。暑湿珍重，不具。癸巳六月十九日。

　　《晋略》序

　　《晋略》六十六篇，都为十册，吾友荆溪周济保绪之所作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晋之得天下，可谓不仁矣。是故其得也，至易至奇，而分崩荡析，亦至速至惨。中宗东奔，居仇地，用仇民，乃享国奕世，大乱屡作，宗祀卒延。岂不以吴皓暴虐，平吴之役，善反其政，依于诛君吊民之遗，至于败亡逃死，又能决大计，使南土智勇不失其职，始事有经，济变得权，所以致此，固非幸矣。然则无功叨窃，虽得群小比周之力，而埋狐者拍不施踵，以当涂孤立为监，而大祸即发。宗藩防患，其可极乎。德在黎庶，虽微弱无比数，卒食其报，此可以明天道之不变，而长世者诚不可任狙诈以自获罪也。唐初儒臣，集十八家之说，纂为《晋书》，事迹颇具而此旨不明，无以昭劝戒，垂世法。保绪深达治源，取《晋书》斟酌之，历廿余载，至道光癸巳，写出清本，走使相质。既得余覆，又解散成书，五阅寒暑，乃成今本。而余赴章门，保绪赴淮阴，转客汉皋，相距较远。保绪继以己亥秋物故旅次。及余还辕，保绪嗣孙炜以刻本来将遗命，乞序言。其分合故籍若网在纲，简而有要，切而不俚，抉得失之情，原兴衰之故，贬恶而不没善，讳贤而不藏慝，大之创业垂统之猷，小之居官持身之术，不为高论，不尚微言，要归于平情审势，足以救败善后而已。匪典午之要删，实千秋之金鉴。至于州郡纷错，详核为难。展卷豁然，庶无遗憾，虽峻洁稍逊承祚，而视永叔之原委不具君纪，情势不了臣传者，亦已远矣。此子为不朽，来哲难诬，必有以余为知言者。保绪颖慧绝人，迁善不倦。嘉庆甲子，年甫弱冠，访余于白门。一见之顷，问难竟日。归则取诗文旧稿盈尺者付之火，持烬见示，以请极言。勇决精进，宜其所就能至此也。余壮本落殖，近且七十，一事无成。追忆昔游，愧悔何已。道光廿有三年四月朔，安吴包世臣书。

　　摘钞韩吕二子题词

　　文之奇宕至《韩非》，平实至《吕览》，斯极天下能事矣。其源皆出于《荀子》。盖韩子亲受业，而吕子集论诸儒，多荀子之徒也。《荀子》外平实而内奇宕，其平实过《孟子》，而奇宕不减《孙武》。然甚难学，不如二子之门径分，而涂辙可循也。蒯通、贾生出于韩，晁错、赵充国出于吕。至刘子政，乃合二子而变其体势，以上追《荀子》，外奇宕而内平实，遂为文家鼻祖。盖文与子分，自子政始也。孔才得其刻露，而失其骏逸；子厚、永叔、明允、介甫、子瞻俱导源焉，后遂无问津者。南宋有《伯牙琴》，近世有《激书》，一枝一节，时有近似而世少知者。夫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史公次之《易象》《春秋》引以自方，其爱而重之至矣。史公推勘事理，兴酣韵流多近韩。序述话言，如闻如见则入吕尤多。淄渑之辨，固非后世挦扯规模者所能与已。子厚《封建论》，永叔《朋党论》，推演《吕览》数语，遂以雄视千秋。小子壮岁，始得二书而摘录之，嗜之数十年。虽姿性弱劣，无能为役，而温故知新，所见固有较诸公为深者。检箧得本，故题其首。道光癸卯初夏。

　　书韩文后上篇

　　世臣幼从鹿门八家选本，读退之书说赠序数十首，爱其横空起议，层出不穷。成童见明允笔力健举，辨才雄骏不可难而嗜之。又谓介甫鸷骜，能往复自成其说，薄退之横空起议为习气，且时有公家言，又间以艰涩，未觉必为陈言务去，皆醇后肆也。嗣橐笔蓬转，唯以《孙武》《荀卿》《韩非》《吕览》自随，遭遇率谿勃。历二十余年，记诵遗忘殆尽。道光乙酉，过丹阳，在荒市得《韩文蠡测》，舟中反覆之，叹为笔势生动矫异，加以丹墨。至松江，为江夏陈芝楣攫去，家仍无本。阅十七八年，时时思之。今年病目二百日，差愈，过鄱阳陈伯游家，见《韩文考异》，夙闻为善本，假归读之，目力犹不赖，然日辄尽两卷，既三过，乃知文从字顺各识职一语，退之实自道破窔奥。盖文家关键，必在审势。文以从为职，字以顺为职。势之所至，有时得逆以济顺，而字乃健；得违以犯从，而文乃峻。不此之识，徒以从顺为事，则文字不得其职。是退之心契周秦先汉，复志赋所称用心古训，识路疾驱者，抑时时有合。欧、苏、曾、王，则皆未凿此窍也。世臣读退之文所见前后凡三变，于其得失，似有可言者。退之以辟二氏自任，史氏及后儒推崇皆以此。今观《原道》大都门面语，征引蒙庄，已非老子之旨，尤无关于释氏。以退之屏弃释氏，未见其书，故集中所力排者，皆俗僧耸动愚蒙以邀利之说，继自度其力，不能入室操戈以伐之。故文昌谆劝著书，而答以须待五六十时也。释氏书始入中国，止四十二章，其言浅而切，与儒不甚远。后此内典则皆东土所译，耸愚邀利之说已有窜入者。及明上人《坛经》六卷，独标心印，持论最精，然意主深刻，远于人情，与吾儒平易近民，躬行渐进，善善从长之义始殊。有宋诸儒，援其精言以入儒术，自诩为千圣不传之秘，是释氏之精，徒足乱儒，而俗僧世守者，则益倡福田利益，以攫愚夫愚妇之财利。故徒从虽日众，而其道则极衰，是俗僧自衰之，非必退之辞而辟之之力矣。其策问有云，毋乃有化而不自知者，意盖谓释氏近墨也。而读《墨子》，则谓孔、墨必相为用，其附丽上同兼爱者，仅摐扯儒墨字句耳。墨氏之道，其要义屡见《吕览》，足为孔、墨相用之证。而一未征引，其亦薄不韦，未省其书，如释氏言乎。退之自论文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核《顺宗实录》董晋、韦丹、孔戣、权德舆各志状，及其他先庙神庙碑，悉严肃有体势。即有酬酢人事者，亦郑重不苟下一语，可谓记事必提要已。《原性》所称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远罪，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则真能钩玄以纂言者。然韩文如是者绝少，盖切要语本自无多。《大学》一书，只“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毋自欺也”、“君子必诚其意”三言；《中庸》一书，只“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两言耳，又可求多于退之乎。退之文之盛者，《圣德诗序》及诗，荐士南溪始泛和太清宫纪事徼鳄鱼释言行难五箴策问十三首，皆无愧古作者。《上宰相第三书》，虽少作，而精心撰结，气盛言宜，子政无以远过。同时有感《二鸟》《复志》两赋，除晋宋之径路，冥追屈、马，虽挽强未得手柔之乐，而纡回往复，意曲而达，其自道立志用力者，信不诬已。《进学解》余应之下，故为舒缓，遂尔<疒尔>靡。《王承福传》操杇过富贵之家以下，亦嫌澜漫。《送李愿归盘谷》摹写情状，间入骈语，缓漫乏气势。《送穷文》起结亦朴率，俱足累通体，使精神不发越。《平淮西碑》最为今古所重，然推本君德而上斥列祖，归功裴相，而揶揄通朝，立言既为非宜，且六月采芑江汉诸什，并美宣王，而诗人止述将士劳苦，良以将士用命以有功，则君美自见，何必如碑言乃为善颂哉。然其诗则佳甚，分别观之可也。《讼风伯》《月蚀》《射训狐》《读东方杂事》《谴疟鬼》诸作，讥刺当路，不留余地，于言为不慎，于文为伤雅。子瞻斥其性气难容，良非过论。《张中丞传后序》，记远与巡死先后异一节，含混不能作下文辨驳之势。《毛颖传》，旧史以为至纰缪，《国史补》以为逼史、迁，后人皆是李说，然士君子立言有体，遇事之必不可无言，而势有必不能明言者，则常托于谐词卮说以见意，彼毛颖何所取耶。无取而以文为嬉笑，是俳优角抵之末技，岂非介甫所讥，无补费精神者乎。南山、陆浑山火联句诸什，亦其类矣。然核退之生平，则《进学解》所谓“长通于方，左右具宜者”，实足为言行相顾，胡不慥々者也。令阳山河阳刺潮袁，政事论说，绝不以窜逐故，少怠所事，负所学。其立朝，论迎佛骨，论捕贼行赏，论天旱人饥，论禘祫。为吏部，宽假令史，而令史之权反以轻，是左之宜也。守戒，与柳中丞书，论淮西事宜，论黄家贼，说韩宏使协力，使王庭凑，以口舌定镇州之乱，得布衣柏耆以招王承宗，收德棣二州不烦兵力，劝晋公以战士三千袭蔡，晋公迟疑，功乃归于李愬，在晋公固不必以折首为奇，而蔡逆就囚卒如退之策，是右之宜也。唯驳平叔变盐法，未悉当时情事，不敢定其当否耳。至于内行之修，友谊之笃，载于新旧史，散见集中者尤备，当世硕儒以为气厚性通，论议多大体，可谓乐易君子巨人者，尽之矣。《考异》薈集各本异同，以文义核定从否，得者什常八九。晦翁自许一生在文字上做窠臼，信已。其有各本皆不合，而斟酌文义独得其是者，以无本可据，止附注而不径改，比其注经为尤慎。间有一二不合者，则以南宋盛行时文。晦翁少小所业，于退之行文安字之法，固有不能尽通者。假本已两月许，恐征取迅速，故略记崖梗，俟过此以往，考核所见进退焉。道光廿有三年季冬十三日书。

　　书韩文后下篇

　　古人论诗文得失之语，大约有三：有自得语，有率尔语，有僻谬语。自得语，以心印心，直见作者真际，后学依类求义，可以悟入单微。率尔语，本出无心，以其名高，矢口流传。僻谬语，自是盲修，诬古人以挂来学，如子长谓司马法闳廓深远，二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子政、子云谓子长有良史之材，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子云谓长卿赋不从人间来，读千赋则能为之。魏文帝论邺中七子。钟嵘谓士衡所拟之十二首古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子美谓薛稷曰：“少保有古诗，得之陕郊篇。”其谓太白曰：“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太白登华山绝顶题曰：“此地呼吸，可通帝廷，恨不携谢眺惊人句，来此搔首问苍天。”袭美谓清远道人《虎丘诗》，一字一句，若奋若搏，建安词人不得居其右。孟会谓子美朝进东门营诗，其妙可以招魂复起。子由谓子美《哀江头》：“如百金战马腾坡蓦涧，如履平地，下视乐天、微之，直如跛鳖。”子瞻言智者创物，能者述之，非一人而成，君子之于学，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故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此自得语也。唐人谓兴公《天台山赋》“赤城霞起以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二句是佳处。又谓昌黎《进学解》，玉川子《月蚀诗》如赤手捕长蛇，不施鞍勒骑生马。任华爱太白“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两句，永叔谓“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颓”，太白之所以推倒一世者在此。山谷谓“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是太白至处。又谓东坡《黄州寒食诗》似太白，正恐太白有未到处。此率尔语也。樊汝霖谓斗鸡联句“争观云填道，助叫波翻海”，是韩诗之豪；“一喷一醒然，再接再砺乃”；是孟诗工处。山谷谓退之记梦诗“壮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语一字难”，只上句“哦”字，便是所难，乃为诗之法。此僻谬语也。自得语，非近有得者不与知。僻谬语，信从者究属无多。唯率尔语间于可否，至易误人。而率尔语流传至盛者莫如永叔“晋无文章，唯渊明《归去来辞》一篇”，子瞻“唐无文章，唯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一篇”之说也。固二公心有所感，而偶然所出，然艺苑久以为圭臬矣。《李愿序》前已备论，陶词则东坡亦有托其文以不朽之语。按子云谓诗人丽则，词人丽氵㸒，则别诗词为二。孟坚谓词者意内而言外，则与诗固无殊异。《归去来词》，论其外言则不丽，求其内意复无则，不唯与其诗之肮脏沉郁殊科，即比《闲情赋》寄意修辞，亦大有间，而永叔唱于前，子瞻和于后，想以渊明耻事二姓，为南朝独行，意词为拔足始基，重人以及文耶。考渊明自序，称乙巳十一月作此词，宋武以甲辰三月起义，旬日间遂铲伪楚，遣迎安帝于荆州，自退藩于徐州。乙巳五月，安帝还都，宋武此时，可谓功盖宇宙，忠贯金石，渊明岂能逆料十五年后之必代晋哉（史称渊明自以晋宰辅之后，故宋武王业渐隆，即不仕。永初之后，唯题甲子，然诗集中书辛丑乃隆安五年，书癸卯乃元兴二年，皆在宋武未建义旗之前。说既无据。史言渊明为镇军建威参军，本无主名。李善注始为镇军参军，经曲阿题下，引臧荣绪《晋书》曰，宋武行镇军将军，宋武镇徐州，曲阿乃其治所。则镇军之为宋武无疑。近人安化陶澍，袒其远祖，谓断不为宋武幕僚，其所佐者乃刘敬宣也。敬宣以乙巳加建威将军，为江州刺史，未尝为镇军。而荆溪周济，又曲附澍说，谓隆安三年，为武陵王遵镇军参军，移家都下，义熙一年，乃从敬宣为建威参军，说尤凿空。遵在都，官太常中领军，留台暂奉为大将军，以承浔阳之制，并无镇军之名。敬宣刺江州，安帝还都，刘毅谓其过优，敬宣即自解职去。计其去职，当在夏秋之文，渊明以八月任彭泽，则与建威参军相接，词序不得云家贫不足自给，亲故劝为长吏，求之靡途，家叔用为小邑也。其时沈田子朱龄石皆为建威，何取于手握重兵，首先迎降灵宝，致晋祚中绝，卒以反覆，父子并命之敬宣，而以为善择木哉。史又称彭泽公田，悉令种秫，妻子苦请，乃令粳秫各半。八月非种粳秫之时，十一月已去官，焉得有此事。故知想像之辞，通不可信）？晋承丧乱，文物凋弊，至秀孝莫敢应试。裴頠《崇有》，郭钦《徙戎》，道明《议移镇》，逸少《答深源书》《上会稽王笺》，俱树义甚高，而词多格塞。然杜弢、刘渊父子、李暠之文载《晋书》者，则清越浑健，有西京风，不得谓晋无文章也。唐文退之外，推子厚。子厚贬斥后，乃尽变少壮风格，力追秦汉，与退之相轧。然其先为骈俪时，气骨清健，固自度越世俗，是外燕许之宏丽雄肆，权李之幽靘宕逸，俱足自植，然燕许中乾，权李气褊，唯敬舆文体，虽仍当时，而义取管、孟，厌人心，切事理，当其动荡沉酣，贾、晁无以相过，实有退之所不逮者，亦未能遂言唐无文章也。祀灶日又书。

　　书《桃花扇传奇》后

　　传奇体虽晚出，然其流出于乐。乐之为教也，广博易良，广博则取类也远，易良则起兴也切。故传奇之至者，必深有得于古文隐显回互激射之法，以属思铸局。若徒于声容求工，离合见巧，则俳优之技而已。近世传奇以《桃花扇》为最浅者，谓为佳人才子之章句，而赏其文辞清丽，结构奇纵，深者则谓其指在明季兴亡。侯、李乃是点染颠倒主宾，以眩耳目，用力如一发引千钧，累九丸而不坠者近之矣。然其意旨存于隐显，义例见于回互，断制寓于激射，实非苟然而作，或未之深知也。道邻身任督师，令不行于四镇，故于虎山自刭时，著三百年天下亡于我手之语，以明责其罪。虎山罪明，则道邻可见不责高刘者，以其不足责也。然福王之立也，道邻中夜结士英以定议（事见朝宗《四忆堂诗》，梅村《九江哀》亦云，大学士史可法、马士英，定策奉福藩世子）。福王立，则与昆山龃龉，无以得上游屏翰之力，而为之曲讳者，盖不欲专府狱道邻，使马、阮反得从从罪也。既书道邻之死不明，而又书祭者责其并不能求死于战也。龙友死战而不书者，以党恶咎重，不许其以死自赎也。昆山之死也，特书后世将以我为乱臣之语者，明其心之非叛，而罪则当死。盖昆山不称兵离楚，则马、阮不夺虎山，许定国虽渡河，尚可截淮为守也。至北都自死诸臣，上不能致身以恤国难，下不能引退而远利禄，是直计无复之，欲买价泉里耳。故借书贾射利之语以深致其诮，其士人负重名持横议者，无如三公子五秀才，而迂腐蒙昧，乃与尸居者不殊。然而世固非无才也，敬亭、昆生、香君，皆抱忠义智勇，辱在涂泥，故备书香君之不肯徒死，而必达其诚，所以愧自经沟渎之流。书敬亭、昆生艰难委曲，以必济所事，而庸懦误国者，无地可立于人世矣。贤人在野，立岩廊主封域者，非奸则庸，欲求国步之不日蹙，其可得乎。然而为师为长，端本为士。士人倚恃门地，自诩虚车，务声华，援党与，以犄摭长短。其祸之发也，常至结连家国而不可救，此作者所为洞微察远，而不得不藉朝宗以三致其意者也。

　　《东海记传奇》叙

　　甚矣，折狱之难也。人知刑求之辞不可恃，谓熬审之辞为可恃乎。孰知到案即承之辞之尤不可恃也。故刑求而翻异者十五六，熬审而翻异者十二三。到案即承，则断无翻异已。受辞者方自诩以为得情，岂知其沈冤有更甚于刑求者乎。汉东海孝妇事，明书史册，杂见纪载。孙转运谓其诬服为不欲罪坐小姑似矣。然抑安知其非逆料尸居者之听必不聪，而不忍以纯白之身，见辱伍伯，为此自承耶？故临刑而以繙竿白雪，则知孝妇之冤结无可告诉者，非极至隔绝天地之和，历三年之久，毒流千里不止也。且其时守令之听此狱也，非有所为而为，而祸已如此；良可惧矣。世所传六月雪传奇，或借孝妇为言，而别有所寄，非传本事。近人作《东海记》以纪其实，顾杂以现行事例，又其文不词，不足以耸动观听。太仓王君季旭更之，其词旨悱怵，其节奏简易。吾知坐华屋绮筵，而征新曲者，必有思齐内省之心，一时并发，勃然而不能自遏者矣。是季旭之志也。

　　苏州宝莲寺主《松涛法语》题辞

　　“如是我闻”，于法果无所说乎？愿解如来真实义，于法果无所得乎？章句积八万四千，而宗旨在不立语言文字。无上微妙之法，故非口舌所能形容，翰墨所能名状者矣。灵鹫一公尝举此义以难余，余曰：“不立语言文字者，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章句积八万四千者，善以譬喻而晓喻人也，无所住而生心，故于法无所得，善以譬喻而晓喻人，故于法无所说。”一公曰：“善哉！落言诠。宝莲松上人者。”一公座下之龙象也，示余以法语若干卷。善哉！不落言诠矣。余既乐大乘有担荷者，而又吾故人之弟子也。爰欢喜赞叹而题其卷首，以诰读者。

　　问樵上人《海上移情图》记

　　数百年琴谱皆出广陵，广陵固多硕师哉。近世之善者曰吴思伯。思伯之学传释仙机，其别曰颜夫人。颜夫人授梅蕴生，仙机授释问樵。蕴生沉精操缦，遐慕叔夜，名所居曰嵇庵，以谕其志。然其言曰：“琴之妙在声，声者情之所寄也，古之人情有所触而托之声，后之人循旧声而以托其所托，故闻其声，则必知造此声者为何如人。人所为造此声者，因何如事，具此真解，唯小子与问公矣。吴君仙公未足以与此也。”余按吕氏《精通》之辞曰：“钟子期闻击磬者而悲，叹曰，心非臂，而臂非椎与石，悲存于心，而木石应之。”其《博志》则曰：“尹儒学御三年而不得，夜梦受秋驾于其师，明日其师谓之曰：‘吾非爱道也，恐子之未可与，今将教子以秋驾。’尹儒为言所梦，固秋驾已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精而熟之也，言授受声闻之相交必以精也。”是故艺之至者，必移人情，然非其人之情，先能自移，则艺固不至矣。夫以伯牙之学，成连之教，而移情必以海上为期，情固必移于海上乎。古人闻涛声，见剑舞，而悟草法；览山川雄奇，诗文为之增气，是岂有迹象可拟，理趣可寻者乎。是伯牙之情能自移，而适移之于海上也。是问公作图之指也。

　　小倦游阁记

　　嘉庆丙寅，予寓扬州，观巷天顺园之后楼，得溧阳史氏所藏北宋枣版阁帖十卷，条别其真伪，以襄阳所刊定本校之，不符者右军大令各一帖，而襄阳之说为精。襄阳在维扬倦游阁成此书，予故自署其所居曰小倦游阁。十余年来居屡迁，仍袭其称而为之记曰：史言长卿故倦游，说者谓倦疲也，言疲厌游学，博物多能也。然近世人事游者，辄使才尽何耶？盖古之游也有道，遇山川则究其形胜厄塞，遇平原则究其饶确与谷木之所宜，遇城邑则究其阴阳流泉，而验人心之厚薄，生计之攻苦，遇农夫野老则究其作力之法，勤惰之效，遇舟子则究水道之原委，遇走卒则究道里之险易迂速，与水泉之甘苦羡耗，而以古人之已事，推测其变通之故所至。又有贤士大夫讲贯切磋，以增益其所不及，故游愈疲则见闻愈广，研究愈精，而足长才也。今之游者则不然，贫则谋在稻粱，富则娱于声色。其善者乃能于中途流连风物，咏怀胜迹，所至则又与友朋事谈宴，逐酒食，此非惟才易尽也，而又长恶习。予自嘉庆丙辰出游，以至于今，廿有七年矣，少小记诵，荒落殆尽，而心智益拙，志意颓放，不复能自捡束，而犹日冒此倦游之名也，其可惧也夫，其可愧也夫。

　　述学一首示十九弟季怀

　　余本中上资，庭训受先子。提撕襁褓中，即云求在己。差长艳科第，七岁学八比。遂夺读书功，只诵《易》《诗》《礼》。未能详训诂，亦为剿说计。然至关伦常，必审辨非是。谆谆人禽枢，升坠决于此。此学异吾乡，群嗤为迂鄙。此心遵大路，已不踬荆杞。蹉跎且成童，先子病疥痔。五载侍药隙，夙夜读选史。遐追遒丽词，冥心探原季。虽云无师学，略能别善否。又复羡两汉，豪士许国伟。遂攻权家言，成败较丝累。抚躬觉有获，深晦远众傀。不幸背庭训，立脚犹跛倚。幸天牖其衷，就食皖江涘。得游大兴门（朱石君先生），乃睹为人轨。遂觉汗浃背，有如暑綊枲。立身期返初，闻见亦差启。乃叹前所学，所得皆糠秕。乃知耻剽窃，真积务尺咫。《三礼》尚完书，能固人筋髓。千载赖郑公，世乱道不否。学者准此的，反求道在迩。续自读《通鉴》，治乱示掌指。复得君卿书，研索植国体。创制兆兴丧，经纬二书备。今古有作者，莫能与参拟。望途可渐进，蓬转又中毁。幸每遇宿儒，容我居子弟。问难析其疑，一一铭心膂。刘生（武进刘逢禄，字申受）绍何学，为我条经例。证此独学心，《公羊》实纲纪。《易》义不终晦，敦复有张氏（武进张皋文先生，讳惠言）。观象得微言，明辨百世俟。私淑从董生（武进董士锡，字晋卿），略悟消息旨。读书破万卷，通儒沈与李（吴沈钦韩，字文起。阳湖李兆洛，字申耆）。益我以见闻，安我之罔殆。郑学黄（阳湖黄乙生，字小仲）心通，许学钱（嘉定钱坫献之）神解。既得明册籍，又得亲模楷。乃见善恶途，判异如河济。乃令苟得怀，涣若冰释矣。忆昔攻时文，殚精忘膏晷。房行藁汗牛，一一究肯綮。比谓契真脉，谁知土偶耳。于今十年余，弃斯等葑菲。随俗偶执笔，乃如决源水。读书得正路，履之坦如砥。善忘更饥驱，恨难穷富美。悠悠二十载，更张亦已屡。折肱为良医，斯语无虚诡。吾弟向盛年，黾勉思此理。要言必不烦，有耻方为士。

　　五言一首说八比赠陈登之通判即留别出都门

　　往昔奇渥世，演讲为小品（山长排比讲义为时文，名制义小品，八比所自始也）。于今五百年，用为汲士绠。立言代贤圣，托体纵高迥。于中若无我，得毋俳优并。其法首肖题，譬彼服尚称。伟议非应有，枵然嗟如癭。韬精承与落，脱手弹丸正。裂帛力在外，张弦直斯应。立势必求安，树义定知劲。一语见真实，万卷相奔并。琢玉必去瑕，熔金贵尽矿。王钱体初成，唐归业斯盛。正声终邓陶，冯许渐为梗。降及神宗末，么{麻骨}狡然逞。金黄起横流，噍杀气未靖。安溪差敛锷，朴茂或伤韵。刘（大魁才甫）窦（光鼐东皋）遥相望，高曾轨不泯。殿奔有栖霞（牟廷相默仁），风力最凄紧。矫矫百年内，望若怀霜凛。日下执牛耳，蒋（第次竹）姚（学爽警塘）声实等。思力蒋则雄，风裁姚乃整。从学半簪裾，信受如追影。尘腐相扯摐，屈伸随春蚓。利禄途则然，谬种传无竟。岂惟文运颓，实见耻维偾。反经用狂狷，士气庶复振。窃欲挽狂澜，棉薄惭非任。以兹卅载游，事斯同禁黾。容易与谁谈，深藏自守檠。不谓太邱子，违时出独侹。已快同声求，更为吾道幸。所憾赋骊驹，被放急归省。前期讵可预，服膺矢共永。挥手即天涯，私心常耿耿。

　　或问

　　道光甲辰八月，予编录论文之书既成。或问曰：“先生之论文也，上自经史子集，下及倚声传奇，并阐其立意之浅深，纠其措辞之得失，可云切而备矣。唯八比为儒者正经，而止摘五言二首入录，读者就求其法，则门径不明，推广其义，则感发无自。近世多有精通古学，而不能八比者，然先生述学诗云：房行藁汗牛，一一究肯綮。比谓契真脉，谁知土偶耳。则先生于此道实深，何不摅少小勤求之蕴，示学者矩矱，以执佌々者之口乎？”予曰：八比取士，历年五百。忠良英俊，类出其中。义醇词净本于经，议鸿识壮酿于史，描摹精切依于子，波澜洪远源于集，与古文固不殊也。唯其结体褊小，风裁矜整，故用法为尤严，而取势为尤紧。古文言皆己意，八比则代人立言，故其要首在肖题，而肖题之机决于审脉。脉有来有去，其长章巨节以中间一二间语命题者，文中词意俱不得出本题之外，而眼光手法，注射操纵，必使牵全身以一发，现全神于一顾。然意则全身全神，而笔仍一发一顾，乃为能事。其单句为章者发此言也，有由便是来脉，如其言则得，不如其言则失，便是去脉，故八比尤以单题为紧要关隘，以其题未具间架梁柱皆须意造故也。然古文言皆己意，故贵能蹈实；八比代人立言，故贵能导虚。古文虽短章，取尽己意，故转换多变态，其墙壁宽而峻；八比虽长篇，取协题情，故推勘少回互，其墙壁隘而夷。自有八比以来，果其能者，未有不外严墙壁之守，而内专导虚以求制胜者也。而或薄为小道者，正以其体成于法，意妙在虚，责其实际，不足当宇宙有无之数而已。然其凝思至细，行文至密，所有近辉远映，上压下垫，反敲侧击，仰承俯引之法，反较古文为备。故工于八比者，以其法推求古书，常有能通其微意，不致彼此触碍者，则八比实足以为古文之导引。唯其始也以八比入，其终也欲摆脱八比气息，卒不易得耳。世固有少小未习觅举，而自慕前哲，博览典籍，穷力古文而不能八比者矣。若幼习举业，继攻古文，古文可观，而不工八比者，则事理之所必无。盖八比皆父师督责而成，用心专，积力久，于八比尚无所得，而谓其能窥古文宏深之域哉。习八比者，无论姿性之利钝，父师必宜择一隅集，必自集中明白简炼之文授之，并使熟读其旁批总评，以悉一定不易之法。授经书时，则与之讲明训诂，使通字义。成篇之后，看其出笔。笔力峭拔者则使读子厚、明允、介甫之文，而以陶石篑、项水心凿其思路。笔势纵横者，则使读长沙、东坡、同甫之文，而以陈大士、黄陶庵荡其胸怀。笔情幽隽者，则使读傅季友、任彦升、陆敬舆、欧阳永叔之文，而以董思白、郑峚阳和其韵调。笔致重实者，则使读刘子政、韩退之、曾子固之文，而以陈卧子、熊次侯资其典赡。笔意窃深者，则使读《战国策》、太史公之文，而以钱鹤滩、金子骏诱其雄肆。此后则听其自为，从吾所好，而非父师之所能为力者矣。唯一切讲章，自《永乐大全》以下，断不宜使之寓目，自窒聪明。至《学》《庸》书本戴记之二篇，文理显畅，自宋仁宗御书之以赐状头王拱宸时儒率援以立说，此不过射策家颂圣之技耳。及南宋考亭别撰章句，合《论》《孟》名为《四书》，抹煞仁宗书赐一节，而以为河南二程始尊信表章之，一若禅门所谓独标心印者。其徒从反覆辨说，愈解愈缚，实则纟寻绎本文，何不可解说之有。几是理障，尤宜弃择。盖义理存乎人心，随所学为深浅。既明字义，又明文法，而必依人为说，从门入者，不是家珍，斯之谓矣。唯文物典章，无可凿空，书阙有间，汉儒已有不能尽通者，而《四书》内典制，则《三礼》郑注，尚可考核而晰。近乃束经籍于高阁，使后生小子翻诵典制文林文环等刻，讹以传讹，果能概从屏绝，求之遗书，即其质性弱劣，不能诵习全经，招集二三同志，分门各纂，自了原委，亦不必沉淹岁月，始克有成也。若近日小试题多割截，在主者不过欲杜抄袭之弊。既通文法，临场求其程式，便有依仿，正昌黎所谓不学而能者，而时师乃以其钩意嵌字，纤小无可比似者，珍为秘授，使佳子弟穷年兀兀，卒无一得手处，是可叹也。要之八比一道，本非甚难，而士人业此，并时百万，积二百年之久，其卓荦可观者，曾不能十数，则以利禄之途，人怀侥幸，朝驾南辕，暮从北辙，前邪后许，谬种流传，隳风气而坏风俗，遂致世道人心，愈趋愈下，岂唯八比之尤劣而已哉。

　　族兄纪三先生《郑本〈大学〉〈中庸〉说》序

　　世臣提抱受方数，先子即教以字义文义，乾隆辛丑读《大学》《中庸》，卒业，颇疑曾子述夫子之言，门人记曾子之意，文势何以与《孝经》《论语》迥殊。子思道传孟子，孟子晚而著书，后《中庸》甚远，而《孟子》恺切激荡，不似《中庸》平衍。及丙午读《礼记集说》，乃知《大学》《中庸》系小戴四十九篇之二。陈氏于目录下止注“朱子章句”四字，而不录本经，则以《学》《庸》配《论》《孟》，名曰《四书》，盖自考亭始也。细绎《礼记》各篇，大都周末汉初诸儒，抱残守缺，或杂述三代遗制，或散记七十子遗说，是《大学》殆记者传闻周国学中略例，而演以己意，《中庸》则一篇赞圣论耳。未见千圣心传，必在此简。先子严毅，世臣质问稍妄，即加呵挞，怀疑莫释而已。及嘉庆初出游，乃见《十三经注疏》郑目录云，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而孔氏申之曰，《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从诚意为始。《中庸》，郑目录云，以其记中和之为用。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而《别录》则皆属之通论，初不言曾子述孔及子思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世臣窃自幸少小所疑，与先儒旧说，微有近似矣。洎阅《宋史》，始知仁宗御书此二篇，以赐新科状头王拱宸，时二程方在占毕，承学之士，竞为诵习，如近世举子指事颂圣之为。而程氏徒从日多，论说有流传者，至南宋孝宗以太祖六世孙承统，与仁宗世远而源殊，故考亭于淳熙末，为《学》《庸》章句，遂以尊信表章之功，加于河南程氏两夫子，以树赤帜而悉改郑说。于《大学》则移补兼行，《中庸》虽无所移补，而割裂旧次，以分章节。玩《章句》及《集注》，皆先标纲领，次晰条目，强经就我，一行以南宋时文之法。《中庸》注体势尤近。盖《大学》规模宏敞，《中庸》论议幽赜，编简无多，诵习为易，推暨可广，立说易成。观理宗淳祐视学诏书，则《四书》刻本，已为当时青宫童习之编，利禄之途，专归章句以迄于今，几使师儒不复知有郑、孔矣。然而?绎郑义，在《大学》，注“能得”曰得谓事之宜；注“淇澳”节曰此心广体胖之诗，民不能忘，以其意诚而德著；注“听讼”节曰大畏其心志，使诚其意不敢讼，本谓诚其意，孔氏申之曰，圣人不惟自诚其意，亦服民使诚意；注“所恶于上节”曰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于人，治国之要尽于此；注“乐只”节曰治民之道无他，取于己而已；注“言悖而出”节曰君有逆命，则民有逆辞，上贪于利，则下人侵畔；注“生财大道”节曰不务禄不肖而勉民以农。在《中庸》注“喜怒”节曰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注“道之不行”节曰过犹不及，使道不行，唯礼能为之中；注“舜其大知 ”节曰两端过犹不及也，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注“强哉矫”节曰国有道不变以趋时，国无道不变以辟害，有道无道一也；注“费而隐”曰言可隐之节，费犹佹也，道不费则仕；注“无入不自得”曰谓所乡不失其道；注“父母其顺”曰谓其教令行，使家室顺，孔氏申之曰，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家室；注“治国如示掌” 曰序爵辨贤尊尊亲亲，治国之要；注“为政在人”曰在于得贤人；注“取人以身”曰明君乃能得人；注“利行勉强行”曰利谓贪荣名，勉强谓耻不若人；注“劝亲亲 ”曰同其好恶，不特有所好恶，于同姓虽恩不同，义必同也，尊重禄位，所以劝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注“至诚尽性”节曰尽性者，谓顺理之使不失其所，助天地之化生谓圣人受命致太平；注“优优大哉”节曰言为政在人，政由礼也；注“维天之命”节曰天之所以为天，文王之所以为文，皆由行之无已，为之不止，《易》曰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注“仲尼祖述”节曰此以《春秋》之义，明孔子之德。孔子祖述尧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断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是真作圣之梯航，致王之涂径，而可为百世法守者。而《章句》所集不过命当作慢，不言后土者，省文之类，于其微言大义，概从刊落，其意以为不如是，则无以大尊信表章二经之功，使二程直接孟子，以承曾、思之统，而竖千载不传之新说故也。然宋儒奉“格致”、“诚正”四字为心印，以格致为始，诚正为终。其初诸儒说格致，尚无一定，自《章句》释以即物穷理，一若亲承先圣提命者，于此而语，以郑君知善恶吉凶所终始，格来物事，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好来也，鲜不笑其不辞。抑知郑君本《易系》“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而立此义，为《大学》专以可以合并者，所谓羊质虎皮，见草而悦，宜其无足以昌郑君也。今读族兄纪三先生《郑本〈大学〉〈中庸〉说》各二篇，其《大学》上篇，立不囿必达两义，推衍致字，以伸郑君，而明好恶之不可不诚。下篇明诚意为本，归于以诚取信于民，虽稍易孔氏之次，发明郑君博学可以为政之意，则同其说《中庸》也。上篇明中和之用，而不驳不易之训，下篇明体生之德，而不驳干事之喻。辨而不争，斯可谓郑、孔之功臣，足以津逮来学者矣。世臣老矣，幼涉忧患，壮困奔走。宋学既非性所好，汉学又不能自力。老大伤悲，无可言者，族子慎言。自袁浦邮其尊甫遗书，属为弁言，故略述鄙意而归之。先生讳汝翼，纪三其字。先生著述之富，校勘之勤，世臣于寿先生九十序已详言之，故不赘及。道光廿有七年冬十月廿七日，族弟世臣撰书于白门倦游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