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黻,字声伯,乐清人。早有好名声,在雁荡山的僧寺中读书。三十四岁时,参加淳..十年(1250)的考试进入太学,同辈已很赞赏他。当时丁大全正为御史,劾奏丞相董槐,迫使他退职,将夺取他的相位。刘黻率同舍生拜伏在宫殿下上书,大概说朝廷任用和罢免大臣,都应符合礼。上书后,触犯了执政,刘黻被送到南安军安置,他回家与母亲解氏告别。解氏说:“做臣的应死于忠,你因直言被贬,是本分。赶快上路吧!”刘黻到南安,把濂、洛学派每个人的书都拿来,摘录他们的精切之语,编辑成一本十卷的书,叫《濂洛论语》。丁大全被贬后,刘黻回到太学。不久,侍御史陈垓诬陷程公许,右正言蔡荥诬陷黄之纯,程、黄二人都被罢出朝廷,六馆的人相见失色,不敢申辩,刘黻又率太学生上书说:
“刘黻等蒙受教养,把国家的休戚利害看成自己的痛痒。朝廷进用一个君子,台谏发出一个公论,我们就高兴地庆贺,喜悦充满肺腹。如果君子忧郁而不被任用,公论被阻止而不能伸张,我们就忧愤不安,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我们听说辅佐国家靠君子,辅助君子靠公论。陛下在位将近三十年,端平年间公正的人都聚集在朝中,忠直的人层出不穷,天下人都说:‘这是小元..啊。’淳..初年,奸邪的人被斥退,善良的人掌权,天下人又都说‘:这是又一个端平啊。’无奈近年来被培养、保护的最初的志向,不能不为之转移。
“祖宗设置台谏,本来是用于替君子伸张而驳斥小人,提倡公论而杜绝私说。如今老练的贪官为所欲为,奸邪的人相继出现,他们靠阿谀逢迎秉承皇上的旨意,用尽阴险的手段设置陷阱,靠污浊的手段盗取官位爵位。陛下不是不知道选拔贤能的人们,他们却忍心没有君子;陛下不是不接受忠直的话,他们却敢于背叛公议。不知陛下什么地方违背了他们,他们就这样辜负陛下吗?
“当陛下下诏命召贤纳士的时候,而程公许以平民百姓的身份入朝为官,正人君子知道后,认为是进君子退小人的时机。而今坐席还没热乎,被弹劾的奏章已经献上,一个程公许离开,好像没有什么危害,我们恐怕没出来做官的各位贤人,看见这种情况就隐居起来,而君子的体系从此就不存在了。近年来一伙邪恶的人煽风点火,不议论朝政得失形成风气,奏事的人不过是沿袭旧话、用旧事应付而已。幸而黄之纯两次上疏,符合人心。而今软弱献媚的人得以保全,而刚直的人被罢免,一个黄之纯离去,好像没有什么危害,我们恐怕人们慑于暴政,敢怒而不敢言,而公论的体系从此不存在了。
“何况现在可以讲的事不少,可以指责的罪恶不是不多。奸邪的人用尽桑弘羊和孔仅的理财方法,逐渐有逼迫皇上的嫌疑,权势超过金日石单和张汤这样的功臣世族,滥任管理百姓的职务。使幼稚和愚呆的人超升到谋划国事的要职,使自己荣光却连累了地方。用钱神打通歪门邪道很灵验,名位、爵禄反而同商品类似,可以买卖。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些,难道只有陛下不知道嘛?正是替陛下制定法度的人知道为自己打算,不为陛下打算。陛下明察秋毫,哪能落入这些人的蒙蔽中,怎能忍心让祖宗三百年的御史台和谏院坏在一二个小人的手中呢?赵汝腾,是陛下的刘向,却因为忠直被贬斥;牟子才、杨栋、李伯玉,是陛下的汲黯,却因为忠直被罢免。于是就使淳..时众多的君子日消月磨,到如今几乎是没有了。他们到底是安的什么心?
“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的诏书,其中讲道‘:台谏是劝谏皇帝、监督百官的地方,近年来,任用的台谏官不可靠,他们和大臣结成党羽,帮助他们说话,实在不能作为耳目。’我们观察最近的事,台谏不仅和大臣结成党羽,在统治者内部互通风声和信息,皇上有什么想法也及时相告,而且还甘心作为爪牙听从他们的指使。宰相不喜欢的人,表面上好像对他态度很好,而暗地里实际在指使台谏弹劾他,使他罢官;台谏弹劾攻击的人,表面上好像没与宰相共同谋划,而暗地里实际是秉承宰相的意思而施行的。在程公许被召用时,天下人都知道是出自陛下的心意,程公许来了之后,天下人也知道他曾得罪了当时的宰相,哪料到陛下的恩惠最终是靠不住的,宰相的不满最终是不能逃脱的呢?
“陛下在处理繁杂事务的空闲时间,试着把程公许、黄之纯同陈垓、蔡荥等人认真思考并平心静气地评判一番,他们的言论谁的正、谁的邪,谁的忠诚,谁的奸佞,即使是中等智力以下的君主,还知道判别是非,何况凭着陛下的圣明,能不察觉这些?近日见到程公许的奏疏,他曾告诉陛下要持公正给天下人看;陈垓则用秘密的思想来蛊惑陛下。程公许曾告诉陛下私宠和贿赂日益明显,官吏违法失职没有警告,希望能堵塞权贵亲幸之门,断绝邪路;陈垓则怂恿侠客搞通贿请托的事,依仗自己知道事情的底细来强制性地取得官员的推荐,开贿赂之门以玩弄检举官员过失的奏章。至于黄之纯告诉陛下,要大力伸张对邪恶和正直的分辨,明确斥责巴结宰相的罪过,这些话慷慨激昂,出自肺腹;蔡荥身为言官,听到黄之纯的话,本该惭愧,他竟敢妄加篡改,还有点人心吗?
“况且陛下任用台谏,像磊卿、咨夔、应起、汉弼、凯、燧等大臣,他们光明磊落,被天下人称赞,但他们才任职不久就马上被调走,有的人刚一讲话就被贬,只有陈垓、蔡荥之流贪婪愚顽,长期玷污显要的职位,根深蒂固,不能动摇,刘向所说的‘任用贤能就像搬石头那么容易,除去奸佞就像拔掉山那么困难’这句话,现在看到了,能不害怕吗?况且现在还没立皇太子,事情很多,老百姓的财富,几乎被剥削光了,所依赖的是祈求天命,维护人心,只有君子和公论才能做到。小人以不体恤国家的心,做那些肆无忌惮的事,他们的用意不过是想使自己的爵位越来越高,权势越来越大,把富贵传给子孙罢了,哪有时间替国家谋划呢?
“自古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整个朝中没有公论,整个国家没有君子更大的。我朝本来在天下没失大德,却出现了宣和、靖康之祸,这难道没有其中的原因吗?开始时是奸邪和忠正互相攻击,轮番取胜,中期则是奸邪的人结成朋党掩蔽诡诈,暗中陷害和诋毁忠良,最后则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不造成党祸不罢休。如果刘安世、陈馞这些贤人还平安无事,杨畏、张商英、周秩之流不长期把持言路,哪能有那么大的祸端。古语说‘前车的覆辙,是后车的借鉴’。如今朝廷善良的人所剩无几,心怀奸险的人,就用华丽的词藻装饰自己能说会道的舌头;心思不定的人,就用首鼠两端的办法保持自己的完整。国家大计,有谁肯替陛下说一句话,这就势所必然地出现整个国家没有君子,整个朝廷没有公论的局面。没有君子,没有公论,假如有危急,那一二个小人,陛下只能倚仗他们吗?
“陈垓的罪过,又超过蔡荥,即使对他处以两观之诛,把他流放到最偏远的地方,仍然是处治的轻,陛下留他一天,就增加一天的祸患,到那时即使用尚方剑砍他的头,又怎么挽救国家出现的危机呢?”
刘黻又说:“自古大奸邪,都居于闲散不重要的职位,他们侦察皇帝的意图,以便谋求被任用的机会。元..年间,章..、吕惠卿都在被贬谪的地方。自从吕大防任用杨畏担任御史,最初不过是想任用自己的亲信,巩固自己的地位,不知道小人得志后,摇唇鼓舌,当时的正人君子很快被斥逐,接着章..又被任用,就是吕大防也不能在朝廷安身。如今右丞的官职长期空缺,奸臣垂涎这个位置已有些日子了。在路上听说,现在贿赂的东西不仅仅是马鞭和靴子,贿赂的途径也是暗中与宫内的人相通,这正是陛下明察事情的关键的时机。如果公论不鲜明,正人君子被罢去,那么徘徊辗转,评量人才的重托,必然归属于章..等人。今日的天下,是祖宗艰难创业而积累起来的天下,怎能承受这些人再破坏呢?”
刘黻又在劝谏游玩巡幸的奏疏中说:
“国家政治清明,是人主由于忧愁和劳苦而忘了安逸和享乐;国家政治腐败,是人主由于安逸和享乐而忘了忧愁和劳苦。自古国家安定,周围的少数民族臣服,统治的时间久了,就渐渐产生了侈奢的心理,如汉武帝使匈奴单于震动和畏惧后,他就去游览各地,唐明皇时北方安定,他就去骊山温泉巡幸。至于隋炀帝、陈后主,在国家危亡日益迫近的时候,还是游玩无度,这不值得仿效。尧帝、舜帝、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谨慎戒惧,始终忧愁和劳苦,《无逸》说:游览和打猎的事不敢做,太阳西斜时也不停下工作去吃饭。何况以祈求消灾免祸为借口,去做游山玩水这类的享乐事。近年以来,认为巡幸对国家有利,认为玩乐是表示平安,这不免有轻视世间的一切事情、小看天下的心。匈奴单于不曾震动畏惧,却有汉武帝满足多种欲望的耗费;北部边境不曾无事,却有唐明皇安逸的毒害。
“陛下还很年轻,把计谋和法度传给后世的机会,全在陛下掌握,制定了却不实行,后世怎么看?这十几年之内,创建龙翔宫、集庆宫、西太一宫,而又以游玩巡幸给天下人看,以祈祷引导天下人,以没有根据的学说来蛊惑天下人。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积累久了,已习惯成熟了,牢不可破,谁能纠正它们?况且西太一宫工程,邪佞的人上奏说:‘太一宫分别建在两处才是福气,近年从吴地移到蜀地。’如果像祈求消灾免祸那样可信,西北地区应该平安。如今五六十州,安全的不能用十去数,失败和投降的一个接一个,福气在哪儿呢?汉武帝在长安建太一宫祭祀,到晚年因浪费财物而蒙受灾祸,才后悔听信方士的错误。虽然他后悔的不早,还是比始终不知后悔的人强。
“一般来说,人主不能没有过错,如果有错误的言行,宰执、侍从应该指出来,给舍、台谏应该指出来,官僚士大夫应该指出来,都是为了使君王成为有道明君。如今陛下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接受别人的话,宰执以下都希望得到恩宠而不说,那些说了但不尽力的人,都不是爱护陛下。其心难道以此为当而不必言吗?只是认为不能希望陛下成为尧帝、舜帝、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君主,而把陛下看待成汉武帝、唐明皇那样的君主。”
刘黻凭着才能担任昭庆军节度掌书记,由学官试馆职。咸淳三年(1267),他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论奏皇帝直接颁降恩泽说:
“治理天下的关键,没有先于谨慎命令的事,谨慎命令的关键,没有先于制止皇上直接批文的事。命令,是帝王的关键,必须经过中书参预制定,门下审查,然后交给尚书省施行,凡是不经过这三省而施行的命令,称为‘斜封墨敕’,不值得仿效。臣见陛下自从到郊外祭祀天地,庆贺成功以来,恩惠一个接一个,诏命很多,今日一个内批,明日一个内批,朝廷的官报中登载的诏令,因为是内批而施行的占一半,我私下里替陛下可惜。
“《书》中记载的是向下宣告的皇帝的诏命和下面意见向皇上报告的内容,《诗》中歌咏的是向下宣告的王者的命令和下面意见向王者汇报的内容,不专门说帝王向下宣告的诏命而一定说把下面的意见向帝王报告的,是因为命令是有关朝廷的大事,不能都符合道理,于是有帝王向下宣告的诏命,也有下面向帝王陈述的意见。祖宗时,宫中处理军队和国家的事交给外面执行的称为内批,如攻取太原、拿下江南,韩琦把内批装在衣袖中进献给英宗,英宗惶恐地离开坐位,这难道不是对内批的根源很恭敬吗?臣日夜想这件事,认为官位和爵禄是陛下的官位和爵禄,三省是陛下的三省,所说的同时奉行皇帝的旨意,则是三省发出的命令,就是发出的陛下的命令,难道必须是内批之后才是恩惠吗?根据具体情况做事,以义抑制欲望,某件事应该施行,某件事应该停止,都有规定,为什么不从三省开始执行,其中有不符合公论的,允许奏明,这样就没有错误了。
“元..年间,三省上奏讲李用和等人改任官职的旧例,现在高氏、朱氏,都举出旧例,皇太后说:“对外戚的恩惠,正想减少,怎么又可以增加呢?”治平初年,皇上想给曹修节度使或宰相的官职,皇太后怎么也不同意;又有皇帝的诏命,下令皇后本家分别列出亲缘的远近上奏给皇上,也给予恩惠,司马光极力劝谏,认为皇太后已经减少和压抑了对亲属的恩惠,那么皇后的亲属也恐怕不应该受这样的恩惠。而现在前面的恩惠还没完,后面的恩惠已经到来。宰执怕被认为是专权而不敢上奏,给舍、台谏怕触怒皇上及亲贵而不敢讲话,像这样数年以后,将以什么立国?因此政命由中书发出则太平,不由中书发出则混乱,天下事应该与天下人共同去做,不是人主可以私自做主的。”
咸淳四年,刘黻改任正字,他说“:正统的学说不明确那么义理就越来越少,邪说不停止那么蛊惑人心的气焰就越来越盛。臣不是不知道忤逆陛下的话不好听,臣说的这些,确实与君德世道有重大关系,不容许我不恳切地向陛下陈述。我的奏疏进上已过了一天,没蒙受恩德交到外朝。孟轲有言‘:负有向帝王进言责任的,帝王没采纳他的话就应该离去。’臣愧为谏官,从义上讲,应当对陛下言无不尽,现在既然不能讲那些话,如果贪图和羡慕恩宠和荣华富贵,不想离去,不仅有负朝廷设置言官的本意,对孟轲的明训,实在也有愧。”
刘黻恰巧遭父丧免去官职,为父守丧期满后,他被任命为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庆元府知府。刘黻创建济民庄,用来救济百姓的危难,资助贡士春官的费用,防备州学和老人紧急时的需要。他又请求建慈湖书院。咸淳八年,他被召回京城,担任刑部侍郎。咸淳九年,刘黻改任朝奉郎,试吏部尚书,兼工部尚书,兼中书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读。刘黻上疏请求拨土地给王十朋的祠堂。咸淳十年,他遭母丧。第二年,宋兵在长江上惨败,丞相陈宜中重新起用正在为母亲守丧的刘黻为端明殿学士,刘黻没接受这个职位。贾似道、韩震死后,陈宜中打算保护宗室二王从温州到海上,派兵去迎接刘黻来共同执政,要退去宰相的位置,于是刘黻把祭祀祖宗的事托付给同母弟弟刘成伯,就重新去任职,他到罗浮后,因病去世。
当初,陈宜中在梦中有人告诉他说:“今年天灾流行,将有一半人死去,吃大黄的人能活命。”不久瘟疫流行,吃大黄的人果然不死,刘黻病后,陈宜中命令他吃大黄,最终也没救活他。刘黻的夫人林氏及全家人跳海而死。不久,宋军在海上失败,南宋灭亡。刘黻有《蒙川集》十卷在世间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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