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澹,字彦深,魏收的堂兄弟。十五岁失去父亲,专心精一,发奋读书,才能出众,善于写文章。在北齐做官,任殿中侍御史,参与修订五礼和撰写《御览》。又任殿中郎、中书舍人,与李德林一起撰写国史。入北周后任纳言中士。隋初,任行台礼部侍郎,不久,任出使南陈的使主,归来后任太子舍人。已废的太子杨勇对他十分器重,令他注释《庾信集》,编纂《笑苑》,人们称赞他博学多闻。升任著作郎,仍任太子学士。

  隋文帝认为魏收撰写的《后魏书》中褒贬失实,平绘所写的《中兴书》叙事混乱,下诏令魏澹另外写一部《魏史》。魏澹从道武帝开始至恭帝结束,共写成十二纪,七十八列传,另各写了一卷史论和凡例,共九十二卷,著书的主旨和体例与魏收的多不相同。他说:

  “我听说天子承天命而临天下,始终不应该称他们的姓名。所以,《谷梁传》上说:‘对于天子不能说他的姓名。’《曲礼》中也说:‘不能说天子的生身出处,不能称诸侯的名字。’诸侯尚不能写出姓名,更何况天子呢?如果是天子,必须写他们的名字。是因为儿子对父亲继承的称呼,在父亲面前称儿子的名字,是符合礼的要求的。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周朝的太子,都写出他们的名字;而写到汉代的太子,都避讳他们的姓名,是尊崇当代,轻视前朝,以尽臣子的心意。我认为他立下这个规矩,恐怕不合乎道理。为什么呢?是因为《春秋》、《礼记》上,对太子一定写出名字,对天子则不说出他的生身出处,这是孔子确定的。对皇帝的称谓,不能只根据当代和前代而有所不同。班固、范晔、陈寿、王隐、沈约等人撰述的史书对皇帝的称呼各不一样,使尊卑的位置颠倒。至于魏收所著的《后魏书》中讳去太子的名字,写出天子的名字,过失则更加严重。我所撰写的这部《魏史》避讳皇帝的姓名,写出太子的名字,是想分别君臣尊卑不同的位置,是按照《春秋》中的要求去作的。

  “魏代的皇帝在平文帝以前,都是部落酋长。太祖拓跋王圭向前追溯二十八代,极力抬高他们的位置,都违背了尧和舜的典章,超出了周公制定的礼节。道武帝出身于结绳记事,没有开化的民族,没有学习中原的典章制度,所以需要南董那样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官进行裁正。而魏收却替他掩盖过失,难道让后人继续重复这些过失?但是,力微相传为天女所生,神灵奇异,举世无双,被尊称为拓跋氏的始祖,是十分恰当的。平文帝、昭成帝雄据塞北,势力逐渐强大,南图中原的大业从这时开始。长孙斤发动祸乱,在宫廷中交兵,太子在危难中遇难,昭成帝什翼犍保全了性命。道武帝拓跋王圭的皇后缗这时正怀身孕,宗庙得以保存,国家有了君主,卓著的功劳和孝心,实在在献明这里。这三代帝王是值得称道的。除此之外,不敢闻问。

  “幽王死在骊山,厉王逃于彘地,史书没有隐瞒,照直写出,想借此劝善惩恶,给后世留下教训。太武帝和献文帝都死于非命,而魏收的《后魏书》为他们写的纪中,对这种不正常死亡,只在行文中间有所流露,却没有暴露出杀主背君的凶手的姓名,以后会怎样使那些乱臣贼子产生畏惧之心呢?我的史书将他们被害的情况照直写出,不作任何掩饰。

  “自从西晋皇室失去治国的道德,天下便分崩离析。群雄称王称帝,任意设官立国。他们活着互相攻打,有如敌国;死了就如同普通的百姓。凡是在华夏一带活动的群雄,死了都写为卒,就同在江南称雄的那些人一样。”

  魏澹还认为“:司马迁创立纪传体的史书以来,著述史书的各不相同,不管好人坏人,都为他们立论评说。不管传主的立身和事迹有多少,都写入正史。事情不典型,就起不到对后世的劝惩作用。再则,述作如同铭颂一样,叙述重复,行文繁杂。左丘明具有亚圣的才能,阐发圣人们的思想,托言‘君子曰’的那些议论,都恰如其分;其中对普通的事情,也都直抒己见。我所撰写的《魏史》,私下里在仿效左丘明。可为世人起劝戒作用的,都议论他的得失优劣;对世人没什么帮助的,就不去论说。”文帝看了连连称善。不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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