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这是孝文帝赐给的名字。家庭贫寒,从小失去父亲,饱受贫困折磨。然而却胸怀大志,好学不倦。最初,受学于长乐的监伯阳,伯阳十分称赞他。后来与渔阳的高悦、北平的阳尼等人想一起隐居名山,没有实行。高悦的兄长高闾学问广博,才干突出,家里藏有很多图书典籍,李彪便到高悦家借阅,天天手抄口念,废寝忘餐。不久回到家乡。平原王陆睿年近二十岁,素怀大志。他娶东徐州刺史博陵人崔鉴的女儿为妻,迎亲路经冀州、相州,听到李彪的名字,专门去拜访他,两人举行了师友的礼节,为州郡的人们所称道。李彪便被举荐为孝廉,到京城入学馆受业。高闾称赞他不久即可贵显,李冲对他礼遇甚厚,李彪与他们关系十分密切。

  孝文帝即位之初,任他为中书教学博士。后来又封为散骑常侍、卫国子,出使南齐。又任秘书丞,参与著作等事。自从文成帝以来到孝文帝太和年间,崔浩、高允撰写国史,编年序录采用了《春秋》的体例,遗落了许多重大的时事。李彪与秘书令高..上书,请求按司马迁、班固创立的史书体例,撰写分为纪、传、表、志等目。

  李彪又写表陈述有关封赏的事情七条,其一说:

  “古代圣哲的先王创立的制度,从天子到公卿,往下再到看门的和打更的,他们住的房子,坐的车子,穿的衣服,都有等级差别。地位低的不得超过地位高的,卑贱的不得超过高贵的。这样,才上下有序,人心稳定。现在的风气,人们竞相浮华,情志变化无常,大肆兴办耗费财力人力的事情。耗费财力的,如制造大批的绫罗绸缎和珍奇玩好;耗费人力的,如建造宫殿庙宇,并大加粉饰。这些妨害男子耕作女子纺织的事情,真是不胜枚举啊!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当时朝政可令人长久叹息的事情有六,这便是其中之一呀。

  “上边所喜好的,下边一定仿效。所以,越王好勇斗狠,而将士大多轻生敢死;楚王喜欢瘦子,而国内就有人挨饿减肥。现在,太上皇和皇上带头节俭,并下诏命官民都要勤劳。但是,百姓的奢华之风仍未变革,难道是楚国和越国的人就那样容易改变,我们魏国的人民就这样难以变化?这是因为朝廷的制度没有宣传,人们没有被感化所造成的。我认为住宅、车辆、服装,自百官以下到普通百姓,应该规定出等级式样。使高贵的不至于使用卑贱者的,卑贱者不至于违制使用高贵的,人人都不能任意奢侈,有违典章制度。”

  其二说“:《易经》上称‘:掌管国家神器都不如天子的长子。’《左传》说‘:太子继承王位,庄稼就长得好。’然而,无人祭祀则皇室宗庙就没有供品,太子被废除国家的神器就无人可传。圣贤们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立下诰书作为世代遵奉的法典。过去周代的天子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推崇儒术以教育太子,太子因此养成美德,施行政治对于黎民百姓大有好处,所以世代拥有天下,前后历经八百年。到了嬴政当了秦国的皇帝,不用做人的正道教育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于是养成凶恶的品质,对待百姓肆虐横行,因而国运短暂,立国只有两代便被灭掉。灭亡与兴盛,其原因在于前代对后代如何教育。所以,《礼经》上说:‘太子出生后,要举行大礼,让人抱着他,有司的官员严肃端庄,在南郊拜见。’表明太子身份的重要,要被上天知道。‘经过宫阙就下车马步行,经过家庙就去叩拜’,这是申明孝敬尊长的道理。然而,古时候的太子,把自己看成是普通的子民百姓,所以,教育能稳固地在他身上施行。这是古代给我们留下的一面镜子呀。高宗文成皇帝,感叹幼年时老师对他不勤加教诲,曾对群臣们说:‘我刚开始读书时,年纪很小,不能专心。到称帝后,每天面临着繁重的政务,又无暇温习。现在想起来,如果不是我的过失,也是因为老师不勤勉教育。’尚书李讠斤赶快跪下来免冠谢罪。这是近代给我们提供的借鉴。

  “太皇太后帮助高宗文成皇帝料理朝政,又将显祖献文皇帝培育成材。丰功伟绩远远地超过前代帝王。陛下您从小就蒙受她的教诲,您对她的尊敬也日益增加,到了太子出生后,您亲加抚育教导,日日检查,月月考课,实在劳心费神。今天,应该按照古制聘请老师,用以教导太子。教导正确太子就行为端正,太子端正就是皇家的福分,皇家有福则天下万民就享受太平。”

  其三说:“《礼记》上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蓄,就不能叫做国家。光武帝刘秀因一亩地不实在,就加罪于地方长官。圣人忧虑世事重视粮谷,是那样殷勤,不舍昼夜;开明的君主体恤百姓的生活,劝农耕桑,是这样热切。近年山东饥馑,去年京城歉收,百姓们纷纷出走逃向丰收地区。他们既荒废了所经营的产业,遭受疲劳饥饿的折磨,又使国体遭到损伤。如果先多积蓄些粮食,按人口发给他们,他们怎么会扶老携幼,流浪到千里之外逃荒要饭?拿今天的情况与古代相比,实在可怕呀。

  “我认为应从州郡常年的租赋收入中拿出九分之二,京城每年费用开支的剩余部分,各立专门机构管理。丰年则鼓励百姓粜粮,积聚在官仓中;遇到荒年则加上二成利润,粜给百姓。这样,人们一定专心务农耕田以购买官府的布绢,又注重积存财物以买取官仓的粮食。丰年则积存,荒年则卖出。另外,设立管理农业的官员,从州郡人户中抽去十分之一作为屯户。根据水陆交通的便利情况,估计田亩的数量,把从犯人那里追赃,或出钱赎罪和其他收入中余剩的钱用来购买耕牛,租给屯户,令他们尽力耕种。一个农夫每年要求他交纳六十斛粮食,除了征收正课之外,再让他们服一定的杂役。做好这两件事,数年之内就会积存粮食,人民丰足,虽然遇到灾荒也不会受侵害。

  “我又听说前代贤明的帝王都一定关怀远方的人才,礼贤下士,拔擢沉滞不起的英才。所以,汉高祖经过旧时的赵国,访求乐毅的后代;晋武帝拥有天下,却表彰吴、蜀之地的俊才。我认为应在黄河以南七州中选拔人才,让他们到京城中,按照中原官吏的标准,根据能力加以任用。这样,一可以表明我朝对新旧占领区的人才一视同仁,二可以怀柔长江、汉水一带士民百姓归顺我朝的感情。”

  其四说:“汉朝制度,过去断狱决囚在冬季,至孝章皇帝时改在十月,用以孕育在地下萌动的万物。后来遇到旱灾,议论的人认为十月断狱,阴气微弱,阳气散泄,所以导致旱灾发生。朝廷将此事交给公卿讨论定夺。尚书陈宠说‘:冬至时阴气才萌发,所以,十一月有射干、芸、荔等草木初动,周代以这一天为春天的到来。十二月阳气向上涌动,所以,山鸡鸣叫,家鸡抱雏,殷代认为是春天的开始。十三月阳气已经降临,蛰伏在地下的虫子都已苏醒,夏代当作春天的到来。三个朝代把动植物的萌动现象,分别演化成人统、地统、天统三历。在三统一月处决囚犯,是不顺应天意的。’孝章帝同意他的意见,定在十月断狱。

  “现在京城和各州郡断狱决囚,常常放在冬季,不根据《三统历》推算万物萌动发育的情况。对囚犯宽大赦免的情况,现在远超过了从前,按照典章法律的要求,则是很大的缺陷。今天这种做法,难道就是所谓的帮助阳气发生上升,对万物奉献一点仁爱之心吗?实在应该借鉴周代的典章,采纳汉代的规定,将全国断狱的时间定在初秋开始,初冬结束。不在《三统历》确定的春天施行斩首、绞死一类的刑罚。这样,道德就会施及人世和阴间,仁爱能够流传于后代。”

  其五说“:古代的大臣有因为不廉洁坐罪被处罚的,不说他不廉洁,而说他盛食物的罐子不注意装了别人家的东西。这是国君对显贵大臣礼貌,不直接说明他的罪过。大臣犯了罪,则洗净官帽,帽缨上加剑,请求自杀,这表明大臣知道自己的罪过而不敢逃脱刑罚呀。我朝礼遇大臣,礼仪崇尚前代。自太和年以来,有犯罪当被砍头的,大多让他回家自尽。颁发命罪臣自裁的圣旨时,陛下您恻隐沉痛,言语悲切,热泪双垂,朝臣们有目共睹,天下士民有耳皆闻,实在能够感动将死者的心灵,慰勉罪臣亲友的感情。然而,只是恩泽发于您的内心,并没有成为永久的制度,所以我敢陈述自己的浅见。

  “汉文帝时,有人告发丞相周勃谋反,朝廷将他关押在长安监狱中,对他的拷打羞辱与仆役一样。贾谊便上书,极力陈说君臣的大义,不应该这样对待周勃。对于朝廷重臣,天子应该为他改变自己一向严肃的表情,十分礼貌地接待他,下级官吏应该毕恭毕敬地敬重他。他有了罪过,可以免除官职,可以将他赐死,不应将他捆绑起来,送给司法部门鞭打他,让衙役辱骂他,更不应该让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形呀。行刑时,犯罪的大臣跪向北面,朝着宫庭的方向再次叩拜,然后自裁。天子则说:‘你们犯了罪啊,我待你们够有礼节了。’朝廷不用派人就将刑罚执行了。

  孝文帝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以后大臣犯罪,都让他自杀而不再受刑。到了孝武帝时,又恢复了下狱的做法。这是由于孝文帝只在自己在位时这样执行。并没有作为制度确定下来的缘故。”

  其六说“:《孝经》称遵循父子之道是人的天性,这表明父子同体同气,可以永聚而不可以分离。犯了罪而不株连,是帝王的仁恩厚德。而有些没有感情的人,父兄被关押在监狱,子弟们却没有痛苦悲伤的表情;子弟受刑罚,父兄没有惭愧的容色。依然宴欢享乐,悠游自在。车马和过去一样豪华,衣冠和从前一样鲜艳。这难道是父子兄弟同体共气,安危与共,福祸同担的道理吗?我认为如果父兄犯了罪,应该让子弟穿着素淡的衣服,袒露着脊背,到宫门请罪;子弟如果犯罪,应该让父兄引咎自责,乞请将自己解押到司法部门问罪。如果职务重要,不适宜允许他到有司接受处罚的,可宽慰勉励,将他挽留。这样,足可以严厉地警醒浅薄的世风,使人们知道什么叫耻辱。”

  其七说:“《周礼》上说:臣子家遇到大的丧事,君主三年内不派人到他家里呼唤他做事。这是圣人们根据人的感情制定的礼节,让孝子尽完自己对父母的哀悼之情。周代末年国家混乱,丧礼渐渐消亡,所以,只在腰里扎上丧带就算穿孝,戴上白帽子就算哀悼。到了暴虐的秦国,丧礼几乎全部泯灭了。汉代初年,屡次兴兵打仗,没有能够遵循古制。到宣帝时,人们如果是军屯户,遭到祖父祖母和父母的丧事,守孝不满三个月,都要服徭役。朝臣们的丧礼制度,没有具体规定。到后汉元初年间,大臣遇到父母去世这类重大的丧事,才能够离开官职度完丧期。到三国魏武和孙、刘时,每天战争不断,前代的礼制,又废而不行。晋朝时,鸿胪寺官员郑默失去亲人,坚决请求离任服完丧事,晋武帝被他的孝诚感动,便下令作为定制。

  “我朝立国之初,拨乱反正,还没来得及建立守丧的制度。现在四方平静,百姓安居乐业,实在是孝慈之道被推广、礼教制度兴行的时候。然而,我所思虑的还没有完。朝臣们服完父母们的丧期,回朝任职,穿着华丽的衣服,坐着宽敞的车子,到郊庙祭祀;身上的玉器相撞,声音清脆;帽带飘逸,潇洒风流,就如同参加节日的庆典。这样作实在伤害了为人子的道德,亏损了天地的根本。我认为大臣们如有遭遇父母丧事的,都要服满丧期。如果有空缺的官职却因为这个人去守孝,无人能替补,则可以用特殊的诏书对他慰勉,让他回来继续任职。但只能在自己的官衙内活动,和进行一般性的交往,国家的吉庆大典,一概不让他参预。军事上出现紧急情况,穿着孝服从征,虽然与礼仪有碍,按道理应该这样啊!”

  孝文帝看了他的奏章连连赞许,不久都被施行。

  李彪渐被朝廷重视,孝文帝便下诏说“:李彪虽然不是出身于有名望的门第,上代也没有人在朝廷中做显官名宦可成为他的资本。然而,他性情严谨聪明,学识广博,遍读古代典籍,有刚强舌辩之才,很能被朝廷任用。做官行为优良,受到朝野的赞美,如果不奖赏他的功绩,怎么能激励勤奋而又有才于的人?特提升他为秘书令。”根据他参与制定律令的功劳,赐给帛五百匹、马一匹、牛两头。

  这一年,他被封为员外散骑常侍的职务,朝廷派他出使南齐。南齐派主客郎刘绘接待,并摆设酒宴,备有音乐。李彪辞去了音乐。坐下后,李彪说:“刚才辞去音乐,请您体谅。我国皇帝孝性来自上天所赐,追慕过去冯太后的恩泽,所以最近进行有关丧礼的讨论。去年三月的最后一天,朝臣们才脱掉身上的孝服,但还都穿着素淡的衣服上朝。裴、谢二人在魏,也应该这样。现在辞去音乐,想您不会责怪。”刘绘问“:请问魏朝的丧礼究竟根据什么定的?”李彪答道“:高宗文成帝去世时,孝文帝才出生一个月。现在,圣上追忆冯太后对他养育的深恩,感激她教育训诫的厚德,为了深深报答,可以说十分懂得礼仪的变化。”刘绘又问:“如果想遵循古制,为什么不守完三年的孝期?”李彪回答说“:朝廷大事不能长时间无人处理,所以割舍对太皇太后的深情,屈从于群臣的建议。服丧的感情不异于三年,而不拘于时间的长短,难道算得上失礼?”刘绘说“:在这个乱世规矩太多了吧,何必专拿礼节来应酬人!”李彪说“:圣明的国家自然要定立旷古未有的制度,怎么能说是应酬人?”刘绘说:“朝廷百官都听宰相的,朝廷大事交给宰相就行了,何必忧虑无人管理?”李彪说:“五帝时臣子不如国君的能力强,所以国君亲自管理国家大事。三王时,君臣能力相等,所以共同管理国事。我们圣上亲自管理国事,他的能力可与轩辕和唐尧相比。”

  李彪即将回北魏,齐主亲自对他说:“你前次出使齐国,回去时写诗说‘:但愿能长久得到闲暇,明年再来南朝游览。’果然这次你又来了。你这次回去,还会再来吗?”李彪答道:“请允许我重新赋诗‘:宴乐在这天宫般的都城,但此去就永远不能重来。’”齐主听了颇觉茫然,问“:说齐都如天宫一般可以,一去不再来是为了什么?看你这句诗,好像要成永别。这样,我应当用特殊的礼节为你送行。”齐主便亲自送他到琅笽城,登临山水,命群臣们写诗为他送别。南齐君臣对他如此看重。李彪前后六次奉命出使南齐,南人都很佩服他的诚恳和渊博。

  后来,他任御史中尉,兼著作郎。李彪既然被孝文帝所信任,性格又刚直不阿,便对朝臣中违法行为多有弹劾,远远近近的臣僚都畏惧他,豪强们屏声敛气。孝文帝常亲昵地称他为“李生”,曾高兴地对群臣们说:“我有李生,就像汉武帝有汲黯。”他又任散骑常侍,兼御史中尉,解除了著作郎的职务。孝文帝在流化池宴请群臣,对仆射李冲说:“崔光的渊博,李彪的正直,是我朝得到的两个贤才。”

  孝文帝亲自率军南征,李彪兼任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元澄等留在京城,参与料理朝廷大事。李彪生性刚直豪爽,与李冲等人意见往往不同,便露于形色,没有一点屈从的想法。李冲收集李彪过去的罪过,便禁止他在尚书省出入,又上表请求孝文帝免去李彪的所有职务,交给有司处理。

  李冲又上表说:“我与李彪相识以来,已近二十年。李彪开始出使南齐时,我见他面色严肃,善于辞辩。我见识愚昧,认为他是出类拔萃的人才。等到他官位升迁,参与朝廷的重大活动,听说他评论今古,讨论人物,发言虽在群臣之后,但赞扬忠贞,崇尚正直,言辞恳切,出语坦诚,从不闪烁其辞。我虽然愚钝,也常常钦佩他的正直无私。等到他任职言官,志向坚定,行为果断,被他弹劾的人都应声而倒。赫赫雄威,震动四方;严肃刚直的称誉,传遍京城,天下人对他刮目相看,贪婪残暴都因此收敛。然而,也不断有人私下里对我说他过于威严暴烈,我认为忠贞耿直的言官,常为人忌恨;风行诽谤的时候,容易产生谣言。所以,对这些议论没有相信。

  “过去因为河阳发生的事件,曾经与李彪在领军府同太尉、司空以及领军等人一起翻阅廷尉所讯问的囚犯的口供,发现不断有人诉说冤枉。太尉、司空和我想少许探听一下,话还没说完,李彪便大发脾气,坐在东面挽起衣袖挥动胳臂,口里喊着贼奴,怒斥左右的人,高声大叫着说‘:去御史台取我的刑具来,打断你们这些囚犯的肋骨!’虽然口中说这些话,终究没有派人去取。他随即又说:‘御史台所审问的犯人,惟恐宽纵得活,始终没有冤枉死的。’当时,大家认为被他所冤枉的情况太严重,有证据的很多,又想不要难为李彪,便都沉默不语。根据这件事,我便怀疑他审问案犯有不实之处,知道他的威风过甚,还想着案子中正确的多,枉滥的少,所以没有向朝廷奏报,实在有失做臣的应该知无不言的大义。

  “自从去年大驾南征以来,李彪兼任尚书,我与他朝夕共事,才知道他言行暴戾,自以为是,好责人非,独断专行,横行无忌,惟我独尊,轻视别人。我与任城王在他面前委曲求全,他想办的事无不屈从。根据事实推断,前面讲的都得到验证。如果我所列举的得到证实,应该迅速将李彪送到北方严寒荒凉的地方去,以清除伪装的奸臣,防止他祸乱朝政;如果我列举的事情没有证据,可以把我流放在四周边境的任何一个地方,以止息像嗡嗡的青蝇那样的进馋小人颠倒黑白。”

  孝文帝在悬瓠,看完表章惊叹道:“没想到他留在京城就这样啊!”有司判决李彪大辟罪,孝文帝饶恕了他,只是罢去了官职。

  李彪不久回到故乡。孝文帝北巡至邺地,李彪穿着村野农夫的衣服,自称是草茅一样的贱臣,到邺城南面跪迎。孝文帝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李彪对答说“:孔子还活着,颜回怎敢死去?”孝文帝很高兴,因而对他说:“我期望你常以坚贞的青松激励自己的气节,在寒冷的冬天磨砺自己的意志,你应尽心尽力,报效国家。近日见到弹劾你的奏章,与我期望的相差甚远。你遭受这种处分,是因为我加予你的呢?还是因为宰相加给你的呢?还是因为你罪由自取?”李彪回答道“:我的罪过已经降临,完全是自己招致,实在不是陛下您加给我的罪名,也不是宰相无端给我捏造的罪状。我既然犯下这些罪恶,应该俯伏在东方的沼泽边上苟且生活,了此一生,不应再来到您的车驾前面。但是,承您不嫌弃,我敢冒惨死的危险来拜见您,不是为了谢罪而来的。”孝文帝说:“我想任用你,恐怕仆射李冲不同意。”孝文帝不久采纳宋弁的建议,准备重新起用李彪。适逢京城留台的表章到来,说李彪与御史贾尚审问被废太子元恂一案,颇有诬枉,请求将他关进监牢。李彪申辩自己冤枉,孝文帝也认为李彪没有这条罪状,派人去宽慰勉励他,并派牛车将他送到洛阳。遇到大赦,他得以免除刑罚。

  宣武帝元恪称帝,李彪向王肃请托,又与朝臣郭祚、崔光、刘芳、甄琛、邢峦等书信往来,并写诗酬唱应和,互相推崇。因而,李彪请求朝廷给他恢复旧职,参与修史,王肃等人答应替他呼吁。李彪便上表说:

  “我魏朝据有中华,已有一百多年,历经将近十位皇帝,史官们的叙写记录,没有表现出我朝的强盛。加上东观倾毁,册籍多有损失,前代的美德随着太阳一天天落下而消失,善政伴着月圆月缺渐渐淡薄。所以,有谚语说:一天不记录,所有的事情都会荡然无存。至于太和十一年(487),先帝和先太后召请著名的学士和知识渊博、见识高远的人,以充作功臣庙麒麟阁的人选。其时,忘去我的短处,利用我的一片心志,让我出入各功臣府第采访他们的言行,又授给我秘书丞的职务,我担任这个职务,也无所辞让。高祖皇帝下诏对我说:平和你高雅的志向,端正你手中的笔管,写史而没有章法,后代人怎么去读它?我奉诏尽力而为,不敢忘掉高祖的教诲。

  “孝文帝承受天地的重托,继承祖宗开创的基业,大功还未完全告成,就大驾崩殂。天下万民,有如失天坠地。幸赖陛下您体察先帝圣明睿智的真心,继承他养育万民的胸怀,行为正大光明,可以普照万物;处事宁静平和,可以通好各邦。上天因而气清,大地赖以平静,真可谓圣明无比,是万民之首啊。《礼记》上说‘:善于行路的,想让别人跟着他走;会唱歌的,希望别人跟着他唱。’所以《左传》说:‘文王奠定了周朝基业,周公完成了建周的大业。’然而,孝文帝卓越的才能,伟大的功勋,陛下您美好的道德,圣明的智慧,与古代相比,毫不逊色啊!时间却一年年过去,难道不应昭彰于世吗?

  “我认为史官中杰出的人才,大的可与日月齐光,小的可与四时并茂,所以,他的声音能够流传无穷,他的思想能照耀后代。因而,金石有可能消失,而文章却不会泯灭的原因,就凭借书籍记载啊!谚语说‘:相门还会出相才,将门还会有将才。’不是因为性情的遗传,而是行为习惯的影响。我认为负责天文、历史的官员,如有合适的人才,应该让他们世守其业。

  “我朝的史官,职位高贵,俸禄优厚,却成日优哉游哉,无所事事,是福禄使他们没有作为啊!历史之所以不能被弘扬,原因就在于此。已故的著作官员有渔阳的傅毗、北平的阳尼、河间的邢产、广平的宋弁、昌黎的韩显宗,都以才华优秀被举荐,在解释典章,记录事实上作出同等的贡献,因为任职时间不长,都没有做出杰出的成绩。前著作郎程灵箈与他们同时被举荐,共同负责记史写史的任务,现在也调任别的职务,官职却不是他应该从事的。只剩下著作郎崔光一人,虽然没有调任,然身兼两职,所以没有著作。

  “我听说史书的繁兴,是由于国家的昌盛;《雅》、《颂》诗歌的出现,是由于统治者道德的完美。过去汉代的史官司马谈告诫他的儿子司马迁说‘:当世有美好的东西而不记载,是你做史官的过错呀。’所以,人们能长久地看到美好的东西。孔明在蜀国,不重视史官的作用,所以长时间受到舆论的讥刺。《书经》称‘不要使史官空缺’,《诗经》上说‘担任史官一职要忧患国家和人民。’我现在虽然没有担任这个职务,然而,过去曾任过著作郎,所以,不因自己目前处境低贱而自卑,敢于讲出以上这些话。人们常说:‘最堪忧虑的是在其位的人却不知道干什么,能干的人又不在其位。’我难道不了解这句话的含义,勉强非要再任史官的职务吗?我常常思念孝文帝给我赐名‘彪’的原因,远的把我比作写《汉书》的班彪,近的比成修撰《晋史》的绍统,根据名字探求实义,真使我欲罢不能。现在,我请求在京城中给我一处静谧的住所,整理国家的典籍,以实现我的宿愿。政府给我一定的人力物力,以满足我写史的需要。我虽然不能光大史书的著述,也不至于饱食终日。短则月内可以写就,长则三年就会有成效。史书的正本藏在麒麟阁,副本放在有名的藏书的地方。”

  当时,司空北海王元详、尚书令王肃同意了他的要求。王肃因为他没有俸禄,经常赈济他,把他安排在秘书省,依照王隐的旧例,以平民的身份参与修史。

  宣武帝亲自管理朝政,崔光上表说:“我过去被李彪举荐,与他共事多年。他的心志坚强,精力充沛,考证著述,不知疲倦。近来离开著述一事,多有荒废。最近又被起用,重新从事这一工作。他虽然年老,却更加奋发,写史的才识越来越新。如果恢复他的旧职,专门治史,毫不懈怠,一定能发扬《春秋》的治史精神,写成我朝的历史。既然先帝将重任委托给他,他又历任很高的官位,犯了微小的过失,一定能洗心革面。我认为应当任他为侍中,让他重新从事著述。”宣武帝没有同意,下诏命李彪为通直散骑常侍,负责汾州的管理事务。这不是李彪的生平所好,所以,他坚决请求,没有到任。后来,死在洛阳。

  起初,李彪任御史中尉,被称为严厉残酷。他因为犯罪人的口供不好取得,就做了一种叫木手的刑具,击打犯人的肋部,因而,常常有许多人被打得多次昏死过去。朝廷曾派他去安抚汾州胡人的叛乱,抓住叛首后,他下令用鞭子抽他们的脸,以至活活打死。李彪有病,身上常常像长疮那样溃烂,疼痛异常。

  李彪虽然与宋弁结下管仲、鲍叔牙那样深厚的友谊,宋弁任大中正,曾与孝文帝私议,仍将李彪流放到北部寒冷的地方,以处治他,一点也不想照顾他。李彪也知道这件事,但并不恼恨他。宋弁去世,李彪悲痛难忍,给他写悼文,极尽辛酸。郭祚在吏部任职,李彪想为儿子李志请求官职,郭祚只按旧家大族出身的子弟对待。李彪认为自己职位已至侍中,又兼任尚书,对郭祚说应该按无官职的王公贵族选拔李志,由于十分忿恨,所以怒形于色。人们都认为郭祚做的不对,郭祚常对别人说:“我与李彪是亲密的朋友,怎能不向着他,他又怎么能怨恨我呢?”任城王元澄原先与李彪关系不融洽。元澄到雍州任职,李彪找到他,请求让李志在他的王府中任幕僚。元澄很爽快地答应了,任李志为列曹,行参军的职务。当时,人们都称颂元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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