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荷花史》是俗文学中的名篇。 

一九三八年,郑振铎在其所著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就曾经提到:“广东最流行的是木鱼书。……其中负盛名的有《花笺记》,有《二荷花史》。《花笺记》被称为‘第八才子书’。……《二荷花史》被称为‘第九才子书’,凡四卷,分六十七则。叙的是少年白莲因读《小青传》有感。梦小青以双荷花赠之。后遂得和丽荷、映荷二女等成为眷属事。作者、评者俱未知为何人,……作者似乎也是穷愁之士了。” 

广东的弹词,大多用当地的语言来写,名称也有所不同:在潮州话地区的叫“歌册”,在客家话地区的叫“五句落板”,在广州话地区的叫“木鱼书”。这些地区,都有刻本问世,潮州的李万利堂、财利堂,广州的丹桂堂、五桂堂……他们所印行的,自清以来,代代相传,要说册数,真是盈千累万,要说种类,就所能知道的,已有五百种;至于未能知道的,恐也不在少数。 

这些弹词,流传的时间,最少是在三百年以上。因此,很自然地成为人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在过去,爱看、爱听和爱唱弹词的,大部分是妇女——所谓大家闺秀。后来,它的读者,范围逐渐扩大,真是男女老少都能包容进去。流传的地区很大,甚至远到南洋一带。 

人民热爱这些弹词,不管识字或不识字的,识字的朗读,不识字的就听,也有些配上音乐,由专业艺人边弹边唱。 

这些弹词,各个地区都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的地方,凡是取材于地方的人物和故事的,多娓娓动人。潮州话的《陈三五娘》、《苏六娘》;客家话的《赵玉麟与粱四珍》、《张谷山得赏》以及广州话的《花笺记》、《二荷花史》……等。都是长期间以来,最受人民欢迎,感人至深,对人民的思想和行动,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可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中的读者,往往很难理会在这些作品中所描绘的人物以及其中所发生的事件,并给予恰当的估计。潮州的《陈三五娘》、《苏六娘》描写在封建礼教下的妇女,为求得婚姻自由而进行斗争,有的恋爱成功结婚了,有的私逃不成,自杀身死……人物的性格非常分明,值得同情,为她们敢于反抗而讴歌!可是,广州话的《花笺记》、《二荷花史》描写的妇女,是封建礼教的驯从者,这些人物有真挚纯洁的爱情,为此私订终身后花园。又有什么价值呢?她们甚至愿意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同享“富贵荣华”,妻妾共处,……如此格调低下,有什么可取呢?至于被命为“第x才子书”,还以为是“无聊文人”的胡言乱语。 

这费解,在这儿,必要简略地加以说明的是: 

这两者是不能并列来谈的。前者大约没有多大的问题;而后者,我们必须理解到“一夫多妻”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它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事实。作品既以描写寄生在封建地主阶级上的人物和事件为主要内容,它怎么可能超脱这么一些“存在的事实”呢?这些人物要是不在思想上已被封建道德所深深地熏染,那就显得虚假了。作者歌颂了爱情,竟连“一夫多妻”也一起歌颂了。作者这样一个世界观,当然是不正确的,可是我们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条件来要求作者,也就是说,不可能要求作者在作品中没有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情调和语言。在这情况下,作者所写的妇女,必然仅能做到:她们在行动上虽是懦弱的,然而,她们的心灵却是善良的。 

在这一类作品中,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对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语言,一些主要人物的思想脉络,尤其是男主人翁,莫不用“赴京会试”,“状元及第”和“沐浴皇恩”……等等来加以表现。即使所占的分量很微,然而,已够破坏正面人物在性格上的完美。对于这么一些缺点的理解,也应该一如上面所提出来的,对待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加以处理。 

那么,作为名篇的《二荷花史》,究竟有哪些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呢? 

首先是反映了没落的封建官僚的生活;男主人翁未及第则潦倒终生,寻花问柳;一朝爬近反动统治阶级的身旁,则奢侈挥霍,妻、妾、婢所谓“四美临门”。作者在这么一个大前提下,在处理上不同于一般说部:开始揭发男主人翁——白莲,在灵魂上的空虚。当他潦倒的时候,他在爱情上没有得到寄托;当他得意的时候,形式上“爱情”使他感到满足了,可是却是丑恶的,因此当小青献诗,就使他整个的精神猛垮下来。作者很明白地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什么是爱情?特别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中人的“爱情”,究竟是怎么一个实质? 

其次,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寄生在封建官僚的家庭中的女主人翁的生活:外形上的雅丽,内涵上的苍白。她们就是在这样一个腐朽的环境里生长着。这样的一点生机,由于她们是人,她们存在着人性,所以要进行挣扎,由于她们是女性,她们也有着对爱情的真挚要求,所以很自然地接受外来的追求。她们是受抑郁而不能主宰命运的人,可是却能保留纯真的感情,坚持着对爱情的忠贞。甚至互相之间,何映荷与裴丽荷;二荷对待紫玉、凌烟,也是互相怜惜。在冷酷的世情中,惟有互相温暖,希图生以共处,死而同穴。作者通过二荷所树立的女性的人格,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仅是对她们加以同情,而且对她们的命运,考虑导向到什么地方去。 

再其次,这部作品,有着比较精湛的艺术技巧。从结构、风格到语言,都有一些独特的地方。虽一般地说,它还没有摆脱旧说部的“俗套”,但有些地方已不完全是照“俗套”行事。比如说,照“俗套”应该白莲及第。作者偏安排他落第,从中又引出李若云,强调他们间的友情,通过李的推荐然后马上立“功”。作者在一些小地方运用了不同的手法。例如对衬:先有白莲的“男扮女装”,而后又有凌烟的‘女扮男装”。这些虽不关重要,却很有趣,等等。 

这部作品的最大成就在风格和语言上面,一方面是接受和采用一些“词话”在刻画人物的丝丝入扣的传统手法;再一方面,适应弹词的特点,用精练的语言和优美的词藻敷衍开来,使作品发出光彩,不仅耀眼,而且音节铿锵。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每一节、每一句都到了“恰切无痕”。可是稍有瑕疵,并不妨阻引人进入神化的境界。 

这一个优点,《花笺记》如此,《二荷花史》也没有例外。这可以从广东很多的木鱼书中,别的没有象它那么获得众多的读者,而它的生命力却那么强,得到更多的人进行评点、题词;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刻本、俗本,就可以证明了。 

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 

这部作品的作者,一直到现在止,还没有更可靠的资料来证实是谁。根据《二荷·发端》所提到的:“倒罢清樽理罢琴,偶行荒径见苔侵,正系日来无事贫非易;老去多情病自深,寂寂曲栏愁倚遍,你话探奇谁解过山林?不如且把风流案,等我传些清话去人闻。”也只能知道:作者是一个贫穷的文人;作者是病老了,抓住这个题材来发抒自己的感情。至于姓名,从爱莲主人的评点,可以知道:“作者是麦先生;麦、白二字语音相近,恰好相借。” 

爱莲主人的话,既是推测之词,我们只能姑妄听之。白莲也许是作者的化身。白莲的身世也许就是作者的身世,但也可能不是。因为既是文艺作品,不能象自传一样全系事实,否则就没有艺术的力量。但有一点可以见得到:作者读了《小青传》,猛烈地被撞击着心灵。这部作品,毋宁说,就是在这一感情的滥觞下产生的。 

爱莲主人的在祭小青文这一节上的评点有着:“吾曾观其传与诗,无不感叹欲绝。……想普天下万世才子,亦多同心,但不意于歌本而行之耳。闻作者十二三岁时,作此祭文,而声格套从欧公《祭石曼卿》等文得来,真是夙慧……。” 

这说明了:作者写这一部书的过程,最先是受到《小青传》的感染,于是结合自己的遭遇,写将出来。 

作者写这一部书,很早就有过酝酿。诗文部分,可能在全部未动笔以前,就有过定稿,直至写全书,才把这些极精练的诗文,安排进去。 

爱莲主人是什么人?现在也无从考定。在他所作的《序》中,有谓:“怀予生平少孤,自学无所提命,零丁孤苦,举世无知。”寥寥数语,是不能得到有关的线索的。他所说的“自恨不出里门,罕闻天下之事,日惟取此成书,细加考订”,也只能说明他多做—番“考订”的工作而已。 

既然是爱莲主人“考订”过,很显然地,以前就有过未经他“考订”过的原本。可惜,现在已得不到。根据爱莲主人“评点”的本子,有些地方,还提到“原评”,象卷二《入耳关心》,就有三处列入原评。这是值得注意的。 

“原评”是什么人作的?同样的没法考查。 

除原本外,还有一个“俗本”,大约错谬很多,在爱莲主人的评点中,不断地举出“俗本”的一些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进行批评。这里无妨抄引一二。 

卷一《春游遇美》一节,叙述白莲与李若云同游湘妃庙,见二荷在横塘上船。上端就批着:“俗本此处删去一篇绝妙文字,未曾上船,直写下船,一何可笑!岂知原本层次,写来一笔不漏。” 

象上面这一类纠正“俗本”的地方是很多的,这里不一一举出了。 

《二荷花史》经过爱莲主人做了一番细致的考订工作。有些地方纠正了刊误,有些地方就人物的性格,加以必要的润色,确实使作品完美一些。但爱莲主人的批评,由于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有些地方是采用“色空”的观点来看问题,有些地方是凭自己毫无根据的推测,因此,也就写下了好些庸俗的,甚至是荒唐的意见。因为这不是《二荷花史》本身的问题,这里不详细的加以论列。 

现在的这个校订本,为了让读者自行欣赏原作,不再把爱莲主人的评点印出来,这对更正确来估计这一部名篇,也许比“先入为主”之见来得好些。 

这一个校订本,主要的是根据丹桂堂《新刻评点第九才子二荷花史》的影印本。由于丹桂堂原刻已有许多错落,加上刻板因印刷年久,早就模糊,影印出来,也就更依稀莫辨,故同时又参照五桂堂的仿刻本,加以订定。文内,有些地方错落了的,或者意义不明的,或者不切合口语的,由于找不到原本,只得就可信的加以改正。 

这个校订本,一定还有很多不妥的地方,诸高明斧正。 

二 

《二荷花史》曾于一九五八年五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只印了两千册,很快售完。我作为校订者,曾收到读者不少来信,说买不到书,并对书中某些删节有不同的意见,我一直无法回答。 

没有想到,二十四年以后竟有另行出版的机会,让我说上几句话。 

上面是我初版所写的“校订后记”,但在最后删节号里的话,是出版社加上去的,完全不是我的意思。 

现在,我又重新校订一次,把上次版本中的错字、漏句和删去的,改正的改正,恢复的恢复,让读者比较完整地看到这本书的本来面貌。在工作上,陈逸飞同志加以协助,特此志谢。 

对于广东木鱼书,附录我所写的一篇文章,以供参考。 

关于这部著作的研究和如何评价的工作,这仅仅是开始。我的看法只作为“一家之言”,用来抛砖引玉。 

由于《大百科全书》的“曲艺卷”要我写释文,对这部名篇又多说了一些话,涉及产生的时代背景,大意如下: 

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界以李贽、袁宏道所倡导的“离经叛道”精神,曾经冲击维护封建统治的经书以及伪道学。这一股反礼教,反拟古的精神,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敢于“越轨”,敢于描写着一些人的真实思想,赞扬人性获得某些解放的多了起来。这种思想,到了清代中叶,并没有消失,并且逐渐地扩展开来,成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及其政治思想必然解体而产生的前奏。 

该书作者,毫无例外地受到了这种影响,因此在《二荷花史》中表达出来。好象乌云中一线闪电,倏然一亮。这一亮,有它可贵的地方,例如主人翁白莲一再藐视科举考试,最后“解下兵权转故乡”、“共接元侯归昼锦”,归隐了,有一定的思想性。但是从全书看,作者没有勇气和胆识,走上李、袁等人的道路,作为没落的子弟,最多发几句牢骚,说几句真心话,形诸《二荷花史》之中,又找不到出路,“经”固难离,“道”也难叛,很快又回到旧传统,仍然粉饰太平,唱了一曲不大欢快的赞歌,充分暴露出阶级的局限性。 

这不能不指出,《二荷花史》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 

薛汕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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