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城的人真不喜欢“战争”这两个字。假若能避免，不论是用什么法儿避免，他们都情愿把轰炸阴城的仇恨马上忘得一干二净。战争是国家对国家的冲突，而阴城的人是一向不准谈国事的。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茶馆酒肆里都重新贴起红红的“莫谈国事”的纸条，而且真有不少便衣侦探来视查那红纸条儿灵验不灵验。
阴城的官吏更怕战争。由内战的经验，他们晓得以兵戈相见是最冒险的事。按着他们心里的政治生活的意义来说，战争永远有毁灭自己的政权的危险；就是一次打胜，也保不住不引起将来的失败。现在这不是内战，可是，由他们看，到底有相同之处。主战的，不管他的地位有多么高，理由有多么正当，总算是孤注一掷；一旦失败，便必会连根烂，势力瓦解。因此，阴城的最高级官吏对战争几乎是完全没有意见；自己，并且叫阴城的人，闭口不言，万不能冒失的说出强硬的话，而把自己陷在烂泥里去。小一些的官吏，深信他们的上司的态度是最聪明妥当的，一方面他们怕战争的来到，危及他们个人的生命财产，一方面他们希望上司能贯彻反战的主张；即使战争真会起来，而阴城依然能保持中立，永久的中立，阴城好象是在中国日本之间的一个小独立国，极聪明的永不被卷入旋涡！
芦沟桥的事变，所以，在阴城上下一致的预言中，是可以就地解决的；恐惶，可是决不悲观。
敌人攻打平津了！阴城颤了一颤，在颤抖中希望着这不过是加大的芦沟桥事变，早晚还是可以和平了结的，一定。他们并不为平津着急，倒是为事情还不快快结束而发慌――快快的结束吧，对谁都有益处，哪怕是将平津用一种什么顾全住面子的方法割给日本呢。因此，平津的陷落，给阴城的刺激，简直是一种不便说出的喜悦――这可就快结束了，还打个什么劲儿呢？
同时，他们也看准了，应当在平津事件结束之前，他们必须抓住时机，活动着点，多进些钱。在一个小机关里，象捉去曲时人那么小的一件事，也会敲到一千块。别的，那就无须详细的说了。
可是谁会想到呢，上海居然也打起来了！天下会真有这样愚蠢的事！阴城的最高官吏在加紧敛钱的工作中，不免微微有些悲观了。中国，就凭中国，怎能和日本打呢？白死些人，白丧失许多财产。阴城的最高官吏因悲观而几乎要爱民如子，决定不肯叫阴城的人受什么损害，而取着保境安民的态度。
这时候，在报纸上描写着的炮声，震动了阴城的青年男女们的心。就是那些老实的人民中，也有的握上了拳头，挺起了胸来的。可是，连老带少都深知道他们的兴奋是容易碰上霉头的，所以他们只能心中欢喜，而决不敢在实际上有什么表现。他们只能期待着，象海底下的暖流似的，希望到了时机便会发生作用。
这时候，另有一批人，比青年们更热烈。他们不但兴奋，而且着手预备该做的事了。这一批人在雅洁的书斋里，或精美的澡堂单间儿中，或特等的妓班内，或甚至于中学的会议室中，兴高采烈的开着他们的会议。他们之中，有的头发已白，有的烟灰满面，有的风流自赏，有的臃肿迟笨，可是脸上都发着一点不常见的光彩，象久在阴暗的地方居处，忽然见到了阳光。他们不拥护阴城的政府，不爱他们的国家，也不爱日本。他们的判断完全独立，与憎爱无关。他们的心象镜子那么客观。上海战争一起来，他们看到，战争已不会极快的收束。他们的好机会到了。机会是万不能失去的。早晚，早晚，他们看准，日本人会来到阴城的。阴城政府，他们晓得，是不想用枪炮向太阳旗射击的。这是好是坏，他们不假以思索。他们只想用什么方法替日本人把太阳旗插在阴城的城头上，而不由阴城政府手里把城池献出去。他们不爱阴城政府，可也说不上反对政府。不，绝不是反对政府，因为他们与政府有来往，在政府里有许多亲密的朋友。他们只是要先走一步，走在阴城政府的前面。自然，他们若走在前面，不用说，他们就会取政府而代之了。可是，这绝不是什么革命或斗争，而只是机不可失。他们该抓住机会，作几天官儿了。既然机会不可失，那么用些不大体面的手段，也就无所不可。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他们不能因噎废食。正如同他们不愿与阴城政府为仇作对，他们也并不想忠于日本，与其说他们要感谢日本人给他们带来好机会，还不如说他们要感谢自己又来了一步好时运。他们有时候可以想象到，就是阴城被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分占了，他们也有方法对付一切，也可以从中取得利益，何况这一回只是日本一国呢？在智巧上，他们并没把日本人放在心里。他们不佩服任何人，只崇拜自己，甚至于崇拜自己给敌人磕头的美妙姿式。他们都受过相当的教育，可是每逢看到论及世界大势，和政治动向的文章，他们就不由的一笑置之。这些文章，据他们看，都是纸上谈兵，迂生的腐谈。真正的文章，假若他们肯动笔的话，是只论到自己怎样利用机会，是由我及他，是自内而外；什么世界大势，政治理论，狗屁！
在阴城，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他们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与事。因为他们会把羞耻放在一边，而向一条狗媚笑，假若那条狗对他们表示强硬。
可是，他们却怕一个人――堵西汀。假若他们的媚笑可以软化了一条狗，他们便庆祝自己的成功；在他们的看法，这是他们的胜利。但是，他们没法使堵西汀不拒绝他们的媚笑与磕头，而且准知道堵西汀是玩惯了手枪与炸弹的。设若没有这个怪物在阴城，他们简直可以在马路上，高声宣传他们的主张，阴城的政府是不会拦阻他们的，因为大家都是一路人，绝不肯公开的互相仇视。他们与政府的共同仇敌不是日本，而是堵西汀。不过，政府呢有军警保卫，而他们可没有武力保护自己。因此，他们得在妓院或书斋里开会，而且得时时变动地方，好使堵西汀的手枪不易瞄准。同时，他们把那些有血性的青年，也都看成堵西汀的党羽，而随时的向政府陈说，应当严加防范。在这件事上，他们一方面赞成无情的政府对青年们的摧残，一方面还觉得政府作的不够，非得他们自己得到政权的时候不能扫清了年轻的那一群叛徒！
堵西汀，因此，老得象一条老鼠似的躲避着这些卖国的恶猫。
曲时人慢慢的好起来，有桂枝的帮助，他已能坐起了。只能坐一会儿，因为背上的创痂与鲜肉不允许他倚靠着；而直挺挺的坐着，背上又时时抽着疼。坐一会儿，他支持不住了，又得很费事的躺下。躺下，无事可作，他只能乱想，而想着想着便怒恼起来，低声自言自语的咒骂。咒骂到不耐烦了，他才感觉到自己是变了脾气，变成了另一个人，象铁被打成钢那样，他的心硬得时时想杀人。
桂枝很怕他这样低声自语，更怕他叨唠完了而瞪着眼愣起来。他象看着点什么，又象没有看什么，就那么愣着出神；慢慢的，他的脸来了些血色；有时白眼珠上起了些横的血丝，非常的可怕。她愿跟他说些话，可是没的可说。对国事，她几乎因服侍病人而完全忘了看报。对家务，她知道曲时人不是个女人，说出来或者只足以招他讨厌。对娱乐，她由曲时人来到的那一天，就没出去过，不知城里又到了什么新电影或新的伶人；而且她深知道时人不喜欢她那种享乐的生活。关于易风，厉树人们，她没得到任何消息，空念道念道，或者更足以叫时人心中不安。对于平牧乾，说来也更奇怪，她简直始终没想到过。虽然在分别的时候，是那样的难割难舍。平牧乾在她心中的地位已被时人占去了。假若她愿意说，她真想告诉时人这一点事，可是又难于开口。她只能多帮时人的忙，扶他坐起来，扶他躺下去，给他吃药，给他倒水；希望着能在这些小的接触上，引起一些话来。可是，及至说起来，话又是那么短！“还疼不疼？”“好多了！”时人空空的一笑，闭上眼，腮上乱动着，想必是咬牙忍痛呢。她不能再多说什么，他是病人哪！
有时候，他忽然问起树人们来，桂枝没有什么可报告的。时人却在这种时节，细细的述说他们那些最显然而平凡的举动与一切。他说得很起劲，因为起劲而又恢复了他平日婆婆妈妈的叨唠。桂枝听着，耐心的听着，她希望时人能详细的述说他自己，作为她耐心听她所不关心的人与事的报酬。可是，他并不喜欢说他自己，他非常的谦卑，永远觉得陈述他自己是一种不好意思的事，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向是多么平凡庸碌。这几乎使桂枝有时想不再服侍他，不再在他身上有什么盼望；他简直的简单得象块圆圆的木头！
可是，桂枝到底不能放弃他。他是那么简单，可也那么勇敢。一个顶不可爱的孩子，若是跌倒而不啼哭，总会引起女性的怜悯的。桂枝为看护这个平凡的人，不知不觉的改变了许多。偶而她对镜子看看自己的时候，她才惭愧而高兴的看出自己的眼比以前明亮了许多，脸上起了一层凝静坚实的光儿。看完自己，她象忘记了一件什么最重要的事似的，急忙跑去看看时人。时人依然是那么老实，简单，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可是桂枝并不失望，并不后悔，反而幻想起一些陪伴着这样的男人的快乐与可靠。她甚至于有时候责备自己，为什么偶而的嫌他平凡庸碌！
慢慢的，她想出个安慰他的办法来――给他念报纸听。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听到北方与东线的战事消息，他的眼亮起来，话也多了。他并不懂军事。听到胜败的消息，他只以常人所有的欢喜或失望去批评，或完全为表示喜或忧而叨唠着。他的话也许幼稚得可笑，可是他的感情是真挚的。这种兴奋与话语，使桂枝对国事也逐渐关心起来，也敢随便的发表意见。她晓得即使说的不对，也不会遭受到什么严重的指摘与驳斥；在这种谈话中，似乎只要表示出爱国的“心”就行了。他说的平凡，她说的也不高明，可是这种说话使她更了解了他，更敢与他亲近。她慢慢的觉到他是最真朴可爱的一个青年，什么机巧也没有，只有一片诚心。认清了这个，她不由的在亲热之中，渐渐的要表示自己的优越了。她敢于去批评或纠正他的话了。遇到批评与驳辩，曲时人便没了话，他不想反攻。桂枝非常得意。可是，赶到论及中国胜败的问题，时人却毫不让步。中国必胜，必胜！没有理由，没有佐证，他只相信中国必胜！在这时候，他也颇会发怒，毫不客气的嚷叫。桂枝不敢再往下死钉，她感到了男子的威力，不但不生气，反倒笑着把话岔到别处去。他的怒气消散，她便得意的走开，走得很轻快，绝不象以前那么七扭八歪的乱晃了；她好象得到些什么真实的力量，使她的身子挺拔起来。
他与她的这种小的冲突，引起桂秋的注意。他也加入了这个念报与讨论的小集会。最初，桂枝很不喜欢哥哥来参加，因为哥哥至少阻减了她自己说话的机会。可是，过了两三天，她不再反对了。原来桂秋――平日虽然自视甚高――也不懂军事，也是只凭着民族争斗时的一点普遍的情感，来说长道短；不管说的对不对，而只管说的痛快不痛快。说着说着，他觉到了自己的愚蠢；有时候甚至于忽然的走出去，到书房中去忏悔，用最高明的思想来洗涤洗涤脑府，仿佛是。可是，到第二天看报的时候，他又来了。什么思想似乎也不如使心中跳得紧一些舒服，在这抗战的期间，他那轻易不露血色的脸上，在这样谈论战事的时候，也会通红起来。他那善于摆弄闲雅姿态的手也会拳起来，捶着桌子。对于曲时人，他不再象从前那么淡漠了；提起金山们，他也有了相当的关心。他到刚要后悔这样转变的时节，他似乎会找到一些自慰的答辩：“一个人总要关心民族的存亡的！不管他是谁！”这样，他不但不再害那随时袭来的头疼，而且精神健旺起来。
对于堵西汀，桂秋也由冷淡而变为亲近。他依然以为堵西汀的思想落后，可是战争根本是动作，最壮烈勇敢的动作；在其中，只能以动作配备动作，予打击者以打击；而堵西汀恰好是个以动作表现一切的人。跟这个骨瘦如柴，而浑身是胆的人谈过几次，桂秋渐渐的壮起一点胆子来。因为胆子大了些，他开始对实际问题感觉兴趣，不再以为一伸手就有被烫伤的危险了。堵西汀不向他讨论什么问题，而每一见面就几乎是命令式的叫他做些事。桂秋虽然不能一时完全照计而行，可是至少觉得在救国的事情上自己并不用愁没有份儿；应该做的，可以做的，正自很多很多；即使自己懒得动手，只要肯出钱，别人就会替他办好。
洗桂枝可为了难。她不晓得怎样对付堵西汀这个瘦人。因他常来，哥哥的确改变得更温和更近人情了一些，这是可喜的。可是，堵先生不单单来找哥哥，他也老和曲时人说很长的时间。她不便坐在一旁，详细的听他们都说些什么；可是她也并不肯太大意了。她是义务护士，也就利用这个地位，抽冷子便钻进屋去，送点东西，或问一句什么。她的耳与眼都下着很大的心，去捉到几个字，或看到一点什么可疑的神色。她晓得堵西汀是个老江湖，不容易擒住，所以她决定放过他去，而完全注意到曲时人。她几乎始终没听到曲时人说过什么，可是回回看见他的脸特别的光亮，神气特别的沉着。她晓得其中必有毛病。
她唯一的盼望是曲时人且别一时就好利落了。直觉的，她感到一些不好的朕兆：只要他一痊好，他总会被堵西汀拐了走的，去杀人，去放火！因此，独自在屋中的时候，她坐卧不安的在愁闷与焦躁之中，她要想一些妥当的办法，留住曲时人。可是，思索适足以增加愁苦，她想不出方法来。于是，赶快的放出笑脸，去找时人。在未走到病室之前，她预备好，要极勇敢的，几乎是不顾一切的，想一股脑儿把心中的真话真情都告诉他。及至见了他，她的勇气又消散了，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无聊的，敷衍的，跟他说几句极平常，不着边际的话。然后心中空空的，懒懒的，走出来，到屋中扯乱了头发，而后再慢慢的梳理好。
这一面走不通，她想直接的和堵西汀闹一场，把他赶了出去，使他不好意思再来。只要他不来煽惑，曲时人是不会自己出坏主意的。可是，这个方法也难实现。她是小姐，而堵西汀是――据她看――土匪，怎能干得过他呢？不，不能这么做；反之，她似乎倒应该敷衍这个瘦土匪，对他表示亲善，或者倒许更有好处。
她居然常留堵西汀与她兄妹一同吃饭。有一天，堵西汀听见外面的风声不好，坐到半夜还不肯走，她就留他住下，给他预备了一张顶舒服的床。
曲时人已可以自己照管自己，所以桂枝的眼泡红肿得不便见人的时候，便一天不出屋门，而曲时人似乎并不怎么理会！以冷淡对冷淡，才能保住小姐的尊严，她不能太失了身分。可是，万一他就这么傻糊糊的被堵西汀拐了走呢？她不能坐视不救。这并非单为她自己，也是为曲时人。她必须救他，保护他；她伺候好了他的病，就更当保全住他的性命。她的心热起来，把眼泪擦干；不管眼睛是怎么不好看，鼓起勇气去找他。
“时人！”她笑得顶不自然，自己觉得出脸上很不得劲：“你是不是要走呢？”
“我？”时人的胖脸在病后，非常的白润，可是神气难捉摸：“我？可不是！堵先生叫我去工作，我愿意去！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堵先生说，这里有许多汉奸。你看，桂枝，树人们上前线去工作，我不必一定非找他们去不可。前方打敌人，后方杀汉奸，价值是一样的。桂枝，我感谢你，你知道我的嘴很笨，不会说什么；我感谢你！我看，我必得去杀汉奸。你呢，应当去做看护，你可以做个顶好的看护！再劝桂秋做点什么。咱们谁也不应当闲着，是不是？”桂枝答不出话来。不知是怎么的，她已离时人很近了；低着头，她拉住了他的胖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