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总论
魏时将帅之骄
晋人之矫诞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南北朝的始末
魏晋南北朝史总论
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五胡乱之，起于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之自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虏，而中国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自元帝建武元年，至陈后主祯明三年，凡二百七十三年，而南卒并于北。隋文帝虽云汉人，然民族之异同，固非以其种姓而以其文化，此则不独隋室，即唐室之先，亦未尝非武川族类也。《廿二史札记》云：“两间王气，流转不常，有时厚集其力于一处，则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气亦各有所聚。晋之亡，则刘裕生于京口；萧道成、萧衍，生于武进之南兰陵；陈霸先生于吴兴；其地皆在数百里内。魏之亡，则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于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鲜卑迁武川。陵生系，系生韬，韬生肱，肱生泰，是为周文帝。杨坚五世祖元素，家于武川。元素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祯，祯生忠，忠生坚，是为隋文帝。李渊，三世祖熙，家于武川。熙生天赐，天赐生虎，虎生昞，昞生渊，是为唐高祖。区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员尚小，隋、唐则大一统者共三百余年；岂非王气所聚，硕大繁滋也哉？”王气所聚；说大落空。宋、齐、梁、陈四代之祖，生于数百里内，亦不足论。中华人事繁复，此固无甚关系也。至于周、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则自以当时此一区中为强兵所在，故力征经营者易起于此，其附从之功臣，亦易出于此。不惟周、隋、唐，北齐兴于怀朔，固与武川同为六镇之一也。武川，今绥远武川县。怀朔，今绥远五原县。唐室武功，超轶汉代，然实用蕃兵、蕃将为多，与汉之征匈奴，纯恃本族之师武臣力者异矣。自唐衰而沙陀入据中原，虽不久覆灭，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洲，又纷纷窃据，甚且举中国之政权而盗之。盖自五胡之乱至清之亡，凡历千六百有八年焉。若是乎，中国民族，实不堪以兵力与异族竞邪？曰：否。曰：“文明之范围，恒渐扩而大，而社会之病状，亦渐渍益深。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以社会组织论，浅演之群，本较文明之国为安和，所以不相敌者，则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传播最易，野蛮之群与文明之群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与文明之族相抗衡，则所用之器，利钝之别已微，而群体之中，安和与乖离迥判，而小可以胜大，寡可以敌众，弱可以为强矣。”第一章。以文明之群，而转为野蛮之群所胜，宁独中国？马其顿之于希腊，日耳曼之于罗马，顾不然邪？夫党类（class）既分，则与异族为敌者，实非举国之民，特其操治理之权者耳。此等人，当志得意满之余，溺骄氵㸒矜夸之习，往往脆弱不堪一击。卒遇强敌，遂至覆亡。
其覆亡也，固亦与寻常一姓之覆亡无异，特覆之者非本族而为异族人耳。此时多数人民，固未尝与异族比权量力，若为人所服，而实不可谓其为人所服也。多数人民与异族之相角，于何见之？其胜负于何决之？曰：视其文化之兴替。两族相遇，文化必有不同，观其孰替孰兴，而文化之优劣分，而民族之存亡，亦由之而判矣。信如是也，中国民族之与异族遇，不以一时争战之不竞见其劣，正以终能同化异族见其优，固非聊作解嘲之语矣。此非谓中国必不能以兵力争胜，亦非谓此后永不必以兵力争胜，不可误会。中国之见侮于异族，乃由执治理之权者之劣弱，其说可得闻与？曰：可。两族相竞，若战陈然，居前行者，实惟政治。
后汉自安帝永初以降，政权迄在外戚、宦官手中，自此至灵帝中平六年董卓入洛，凡历八十六年，其紊乱可以想见。此时为举国所想望者，莫如当时所谓名士，然其人实多好名嗜利之徒，读《秦汉史》第十章第四节、第十四章第五节、第十八章第四节可见。此时相需最殷者，曰综核名实，曰改弦更张。督责之治，魏武帝、诸葛武侯皆尝行之，一时亦颇收其效，然大势所趋，终非一二人之力所可挽，故人亡而政亦息焉。近世胡林翼、曾国藩，承积衰极敝之余，以忠诚为唱，以峻切为治，一时亦未尝不收其效，而亦不能持久，先后最相类也。改制更化，魏曹爽一辈人，颇有志焉。然其所图太大，不为时俗所顺悦；又兵争未久，人心积相猜忌，进思徼利，退计自全，乃不得不用阴谋以相争夺。此等相争，正人君子，往往非奸邪小人之敌，曹爽遂为司马宣王所覆。宣王本惟计私图；景王虽为正始风流人物，然既承宣王之业，自不得不专为自全之计；文王更无论矣，与司马氏相结合者，率多骄氵㸒狙诈之徒；司马氏之子弟，亦日习于是，而其材又日下；而时势之艰危，人心之险诐如故；于是以晋初之百端待理；灭吴之后，又直可以有为之时；乃以趣过目前之晋武帝承之，急切之事如徙戎者，且不能举，皇论其他？而杨、贾、八王之祸，且代异己之诛而起矣。晋室之倾颓，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盖自初平以来，积渐所致，势固不易中止也。夫国之所恃为桢干者，固非一二臣卫，而为士大夫之群，今所谓中等阶级也。士大夫而多有猷、有为、有守，旧政府虽覆，树立一新政府，固亦非难。当时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国在是时，民族与国家之见地，盖尚未晶莹。东汉名士，看似前仆后继，尽忠王室，实多动于好名之私，挟一忠君之念耳。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国并立之时，不能为一统之益，而时或转为其累参看《秦汉史》第十四章第四节。又既沿封建之习，则诸侯之国，与卿大夫之家，其重轻本来相去无几，由是王室与私门，其重轻之相去，亦不甚远；益以自私自利之恒情，而保国卫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刘、石肆虐，北方之名门巨族，相率迁地以图自全，鲜能出身犯难者，由此也。携家避地，固始汉末，然是时为内乱，而晋初为外患，衡以内乱不与，外患不辟之义，则晋之士大夫，有愧焉尔矣。夫既徒为保家全身之计，则苟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乐而无复报胡之心。东晋之名流，率图苟安而怠恢复；如蔡谟之沮庾亮，王羲之之毒殷浩。其挟有奸雄之才，而又为事势所激者，遂不恤为裂冠毁冕之行；如王敦、恒温之称兵。以此夫。当时北方之士大夫，虽云不足为有为，然南方剽悍之气，故未尝减。使晋室东渡之后，得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者而用之，北方之恢复，曾何足计？其时南方之人，盖亦有图自立者，如陈敏等是。而事不易成；北方之名门巨族，挟一王室之名以来，自非其所能抗；而南方之政权，遂尽入北来诸族之手，其何能淑，载胥及溺焉。直至北府兵起，江、淮剽悍之气始有所藉以自见，然积弱之势既成，狙诈之习未改，日莫途远，虽绝世英雄如宋武帝，亦不能竟恢复之绪矣。宋、齐、梁、陈四代，皆起自寒微，所信任者，非复名门巨族。然所用寒人，资望大浅，虽能纲纪庶务，而不能树立远猷。又以防如晋世之内外相猜，大州重任，必以宗室处之。而世族之骄氵㸒，既成恒轨，人心之倾险，有难骤更，而骨肉之相屠，遂继君臣之相忌而起矣。佞幸当朝，权奸梗命，其局势较东晋更劣，其渊源，则仍来自东晋者也。一时代之风气，恒随一二人之心力为转移。当神州陆沉之余，宁无痛愤而思奋起者？然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实亦缘其所处之境。先汉之世，学士大夫，人人有志于致用。自经新莽之丧败，遂旁皇而失其所守。既失之琐碎又偏于泥古，实不能有当于人心。其思力较沉挚者，乃思舍迹而求道。其于五经，遂束阁《诗》、《书》、《礼》、《春秋》而专重《易》；其于诸子，则弁髦名、法、儒、墨、纵横而专言道。其识解自较汉人为高，然其所规画，或失之迂阔而不能行；甚或视世事大渺小；谓有为之法，终如梦幻泡景而不足为。其力薄才弱者，则徒为自娱或自全之计，遂至新亭燕集，徒为楚囚之对泣焉。此以外攘言之也。以言乎内治：则自东汉以来，不复知更化者必先淑其群，而稍以淑己为淑群之道。承之以释、老，而此等见解，愈益牢固而不可拔。而其所谓淑己之道，又过高而非凡民之所知。听其言则美矣，责其实，殆如彼教所谓兔角、龟毛，悉成戏论。此晋、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终莫能振起也。至于平民，其胼手胝足，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以视平世，其艰苦固不翅倍蓰；即能陈力于战事者，亦自不乏。然民兵之制即废；三五取丁等法，实为以不教民战；而广占良田，规锢山泽，荫匿户口者，又务虐用其人。北方遗黎，或抟结立坞壁，以抗氵㸒威，亦因所抟结者太小，终难自立。其异族之窃据者，则专用其本族若他异族之人为兵，汉民既手无斧柯，则虽屡直变乱而终无以自奋。此平民所以不获有所藉手，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也。凡此，皆晋、南北朝三百年中，我国民不克以兵力攘斥异族之由也。
然则此时代中，我国民之所建树者何如？岂遂束手一无所为乎？曰：其大成就有四焉，而皆与民族之动荡移徙有关，故民族之移徙，实此时代中最大之事也。四者惟何？一曰士庶等级之平夷。二曰地方畛域之破除。三曰山间异族之同化。四曰长江流域之开辟。(1)古之为治者，本今所谓属人而非属地，故曰“有分土无分民”。封建之世，等级之严峻，盖非后世所能想像。秦人虽云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汉世用人，虽云不分士庶；然特政事之措置，名门巨族，在民间之权势自若也。古黄河流域，盖汉族居平地而异族居山。长江流域，初盖江湖缘岸，亦为异族所据，后稍与汉同化，其不同风者，乃亦相率而入山。故秦、汉之世，江、河之域，皆颇似后世之西南诸省。而江域拓殖较晚，荆楚犹称火耕水耨，而扬州无论矣。自汉末以来，中原之民，乃因避乱而相率移徙。彼其移徙也，率皆宗党亲戚，相将而行；或则有地方豪望，为之率将；故其户数多至千百；恒能互相周恤，建立纲纪。参看《秦汉史》第十三章第四节。当时移徙之民，与所移徙之地之民，畛域难遽破除者以此，其移徙后易以自立，易以自安者亦以此。以本皆族党、乡里，则能互相扶助而力强；而移徙之余，所处之地虽变，所相人偶之人，仍未大变也。观此，可以知其为力之强。夫在一地方积有权势者，易一境焉，则其权势必归消失。北方诸族之南迁者，观史所载广占良田，规锢山泽，荫匿人户等事，一若皆为豪富之徒，实则此不过其当路秉政者，其余则皆日入于困窘矣。隋、唐以降士庶等级之渐夷，盖非徒九品中正之废，而实缘士族之生计日趋困窘。故与庶族通谱、通昏者，不一而足也。北人之初南徙也，其与当地殖之民，盖犹格不相几，故必侨置州郡以治之。其时移徙者之意，必曰：寇难削平，复我邦族，则依然故我矣。乃井里之丘墟如故，乡闾之旋反无期，政府乃不得不力行土断；人民亦以岁月之久，侨居者与土著者日亲；而积古以来，各地方之畛域，渐次破除矣。当时河域之民，播迁所届，匪惟江域，盖实东渐辽海，西叩玉门，北极阴山，南逾五岭焉。其声教之所暨被，为何如哉？若此者，皆其民之较强者也。其单弱贫困者，不能远行，则相率入山，与异族杂处。当时所谓山胡、山越者，其名虽曰胡、越，而语言风俗，实无大殊，故一旦出山，即可以充兵、补户，可见其本多汉人。然胡、越之名，不能虚立，则又可见其本多异族，因汉人之入山而稍为所化也。湘、黔、粤、桂、川、滇、西康之境，自隋至今，历千三百年，异族之山居者，犹未尽化，而江淮、宛洛、河汾之际，自汉末至南北朝末，仅三百余年而遽成其功，虽曰地势之夷险不同，处境之安危亦异，然其所成就，亦云伟矣。自由史以来，至于秦、汉，文明中心，迄在河域。自河域北出，则为漠南，自河域南徂，则为江域。论者或病中国民族，不能北乡开拓，致屡招游牧民族之蹂躏。然民族之开拓，必乡夫饶富之区。江域之饶富，较之漠南北，奚翅十倍。执干戈以圉侵略，固为民族之要图，开拓饶富之区，以增益文化，其为重大，殆又过之。江域之开拓，实我民族靖献于世界之大劳，其始之自汉末，其成之则晋、南北朝之世也。此皆我民族在此时代中成就之极大者也。其为功，视以兵力攘斥异族于行阵之间者，其大小难易，宁可以道里计？恶得以治理者之劣弱，北方政权，暂入异族之手而少之哉？
民族之所建树，恒视乎其所处之境。自然之境易相类，人造之境则万殊，故各民族之史事，往往初相似而后绝异，以其初自然之力强，入后则人事之殊甚也。东洋之有秦、汉，西洋之有罗马，其事盖颇相类；中国见扰乱于五胡，罗马受破毁于蛮族，其事亦未尝不相类也。然蛮族侵陵以后，欧洲遂非复罗马人之欧洲，而五胡扰乱之余，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如故也。此其故何哉？中国有广大之江域以资退守，而罗马无之，殆为其一大端。此固可云地势为之，我民族不容以之自侈，然其殊异之由于人事者，亦不乏焉。罗马与蛮族，中国与五胡，人口之数，皆难确知，然以大较言之，则罗马与蛮族众寡之殊，必不如中国与王胡之甚。两民族相遇，孰能同化人，孰则为人所同化，虽其道多端，而人口之众寡，殆为其第一义，此中国同化五胡之所以易，罗马同化蛮族之所以难也。此非偶然之事，盖中国前此同化异族之力较大实为之。又蛮族受罗马文化之熏陶浅，五胡受中国文化之涵育深。不特慕容廆、苻坚、元宏，即刘聪、石虎，号称氵㸒暴，亦特其一身之不饬，其立法行政，亦未尝不效法中国。当是时，我之民族性，固尚未形成，彼辈之茫昧，殆更甚于我。试观五胡造作史实，绝无自夸其民族，只有自夸其种姓可知，以视后来金世宗、清高宗之所为，迥不侔矣。异族之与我族遇，民族性之显晦，辽、金之间，殆为一大界。自辽以前，异族无不视汉族为高贵而思攀附之、效法之者。自金以后，则无是事矣。此其故，盖由辽以前诸族，始多附塞，或且入居塞内，女真、蒙古、满洲，则皆距塞较远也。此可见我民族同化异族之力，不待五胡扰乱，而潜移默运，业已有年矣。又不独此也。罗马受蛮族之侵陵，欧洲遂倒演而入于封建之世，而中国自五胡乱后，其为大一统依然也。此又何故哉？此实由罗马之为国，本不如中国之统一，故一旦覆亡，一文官、武将，若地方豪右，教中尊宿，蛮族酋豪，皆能成为一区域之大长，其权力历久而不敝，既不能一统之者，则其彼此之间，遂互相隶属，层累相及，而封建之局成矣。中国当晋、南北朝时，亦是处有豪族、游侠；兵乱之区，又有堡坞之主；亦未尝不专制一方，然地势平衍，风俗大同，中枢之力较强，民情亦习于统一，故虽有可成封建政体之端倪，卒无竟成封建政体之事实。此就政治言之也。以宗教言：则罗马之于基督，关系殊疏，而两汉之于孔子，关系极密。政教分张，事起近世，实由世事日新，而宗教笃旧，不能与时俱进之故。以理言，政治之设施，固应与教化相合。罗马之为治，实未能符合此义。人生虽不免屈于力，其意固恒欲附于德，故罗马解体以后，欧人乃欲奉教主为君王；其教主亦欲以此自居。然实不胜其任也，而政教之分争，遂为欧洲扰攘之大原焉。我国自汉武以后，儒教殆已成国教，然儒之所以为教者，实在人伦日用之间兼示为政者以轨则，而非恃迷信以锢人心，故与异教之相争不烈。国家既已一统，前此各地方之宗教，仅足维系一地方之人心者，既无以厌人之求，而急须一通行全国之大宗教，杂沓之神、祇、鬼、魅，遂稍合并、变化，而成所谓道教者；而佛教亦于此时传入。丁斯时也，所以慰悦人之魂神者，孔教则让诸道、佛；而施于有政，以及人伦日用之际道、佛亦不与儒争。道佛二家之间，道家本无教义，时时窃取佛说以自附益；甚至并其仪式而窃之；一似无以自立。然旧来所信奉之神、祇、鬼、魅，必非一日所能铲除，佛教入中国后，虽亦竭力与之调和，或且网罗之以为己助，然佛为异国之教，于中国旧所信奉，固不能一网打尽，亦必不能囊括无遗，而道教于此，遂获有立足之地焉。我国本无专奉一神之习，用克三教并立，彼此相安，即有他小宗教，与三教异同者，苟非显与政府为敌；或其所唱道者，实与当时社会所共仞之道德、法律，藉以维持秩序者不相容，亦未有痛加迫蹙者。获慰悦魂神，指道行为之益，而不酿争夺相杀之祸，要不能不谓我国之文化，高于欧洲也。
以上所说，虽已深切著明，读者终将疑我民族之所长，偏于文事，而于武德不能无阙，请更有说以明之。韩陵之战，齐高祖谓高昂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云何？”似乎鲜卑之战斗，非汉人所能逮矣。然卫操、姬澹说魏桓、穆二帝招纳晋人，晋人附者稍众。及六修难作，新旧猜嫌，迭相诛戮，卫雄、姬澹，谋欲南归，乃言于众曰：“闻诸旧人忌新人悍战，欲尽杀之，吾等不早为计，恐无种矣。”晋人及乌丸惊惧，皆曰：“死生随二将军。”于是雄、澹与刘琨任子遵，率乌丸、晋人数万众而叛。是晋人之悍战，又过于鲜卑也。齐高祖之雄武，读史者应无异辞，然其先固亦汉人，特久居北边，遂习鲜卑之俗耳。云、代间鲜卑，号称悍战者，其中之汉人，必不少也。大抵当时五胡与汉族之杂处，其情形，当略如后世之汉与回。传奕言：“羌、胡异类，寓居中夏，祸福相恤；中原之人，心力不齐；胡夷狄少而强，华人众而弱。”正与后世回强汉弱之情形，后先一辙也。然则五胡之乱华，亦不过如清代咸、同间西南、西北之回乱耳，恶得谓华夷之强弱迥异，且由于天之降材尔殊哉？
晋、南北朝史事，端绪最繁，而其间荦荦大端，为后人所亟欲知者，或仍不免于缺略。又文学取其诙诡可喜，史学则贵求真，二者之宗旨，绝不相同，而当史学未昌之时，恒不免以文为累。晋、南北朝之史，带此性质犹多。试观有言于先者，必有验于后；而敌国材智，所见多同，有恒能彼此相料可知。其时史家，好法《左氏》，实则与后世平话，同一臼科耳。其不足信据，固无俟深求也。至于行文，喜求藻饰，遂使言事，皆失其真，则知几《史通》，固已深讥之矣。兹编之作，钩稽芟落，虽竭吾才，去伪显真，犹恐十不逮一，纠缪绳愆，是所望于大雅。
（吕思勉）
————————————————————
(1) 移民：晋时之移民，士庶等级平，地方畛域化，山胡越归化，江域开辟。
——著者按
魏时将帅之骄
《三国志·魏志·董昭传》：文帝三年，征东大将军曹休临江在洞浦口，自表：原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若其无臣，不须为念。帝恐休便渡江，驿马诏止。时昭侍侧，因曰：窃见陛下有忧色，独以休济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难，就休有此志，势不独行，当须诸将。臧霸等既富且贵，无复他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幸？苟霸等不进，休意自沮。臣恐陛下虽有敕渡之诏，犹必沉吟，未便从命也。是后无几，暴风吹贼船，悉诣休等营下，斩首获生，贼遂迸散。诏敕诸军促渡。军未时进，贼救船遂至。
案《贾逵传》注引《魏略》言太祖之崩，太子在邺，鄢陵侯未到，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于是军中骚动。群僚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逵建议以为不可秘，乃发哀，令内外皆入临，临讫，各安叙不得动。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逵以为“方大丧在殡，嗣王未立，宜因而抚之”。乃为作长檄，告所在给其饮食。《臧霸传》：“（孙）权乞降，太祖还，留霸与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迁镇东将军，进爵武安乡侯，都督青州诸军事。及践阼，进封开阳侯，徙封良成侯。与曹休讨吴贼，徽为执金吾，位特进。”注引《魏略》曰：“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别军在洛。会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谓休曰：国家未肯听霸耳！若假霸步骑万人，必能横行江表。休言之于帝，帝疑霸军前擅去，今意壮乃尔，遂东巡，因霸来朝而夺其兵。”然则当时所虑者，曹休之不能制霸，非休之欲渡江也。《魏略》谓休表言霸意，而董昭谓休自欲渡江，失其实矣。《王基传》：明帝时，基上疏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惟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也。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曩时矣。”读此知魏时将帅之骄，统一之业之不克早成，良有以也。
将帅之骄也，由于法之不行。诸葛亮所谓“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也。见《三国志·本传》注引《蜀记》武帝纪建安八年五月已酉令曰：“《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案《史记·项羽本纪》言：章邯降，“项羽乃立章邯为壅王，置楚军中，使长使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然则战败受诛者，不独将军也。而将军战败受罪，直至建安八年始行，何其慢哉？岂以所将者多群盗若臧霸之流，不容操之过急欤？
又《武帝纪》：“建安七年正月，公军谯，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十二年二月，“丁酉，令曰：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于是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及复死事之孤，轻重各有差”。注引《魏书》载公令：“昔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吾读其文，未尝不慕其为人也。与诸将士大夫共从戎事，幸赖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是以夷险平乱，而吾得窃大赏，户邑三万。追思窦婴散金之义，今分所受租与诸将掾属及故戍于陈、蔡者，庶以畴答众劳，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谷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毕入，将大与众人悉共飨之。”十四年七月，“辛未，令曰：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夫此三令，可谓至诚恻怛，其于将士之恩，亦不为不厚矣。文帝即王位后，延康元年十月癸卯，下令曰：“诸将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敛，吾甚哀之；其告郡国给槥椟殡敛，送致其家，官为设祭。”亦可谓能肯堂肯构者。见《汉书·高帝纪》：四年八月，“汉王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四方归心焉。”则知魏氏之于将士，不为不厚；而将帅之骄如此，治军者贵威克厥爱，信哉！
（吕思勉）
晋人之矫诞
自后汉以名取士，而当世遂多矫伪之人，色取行违，居之不疑，至易代而犹未革。《晋书》所载，居丧过礼，庐墓积年、负土成坟、让产让财、抚养亲族、收恤故旧之士甚多，岂皆笃行，盖以要名也。而其矫诞者，要莫如邓攸。《攸传》云：“石勒过泗水。攸乃斫坏车，以牛马负妻子而逃。又遇贼掠其牛马，步走。担其儿及其弟子绥，度不能两全，乃谓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绝，止应自弃我儿耳。幸而得存，我后当有子。’妻泣而从之，乃弃之。其子朝弃而暮及，明日，攸系之于树而去。攸弃子之后，妻不复孕，过江纳妾，甚宠之。讯其家属，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闻之感恨，遂不复蓄妾，卒以无嗣。时人义而哀之，为之语曰：‘天道无知，使邓伯道无儿。’”史臣论之曰：“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豫加徽墨，绝其奔走者乎？斯岂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绝嗣，宜哉！”其言善矣，然犹未尽也。夫云：“朝弃暮及”，则儿已自能奔走，何待负担？此而系之，是自杀其子也。不徒不足称义，抑当服上刑矣。《礼》：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攸纵不知此，而当买纳之初，岂不讯其家属？必待宠幸既久，然后及之邪？史之所云，无一语近于情理，而众口相传，誉为义士，固知庸众之易欺；而当时愤世之士，必欲违众而蔑礼，至于贾祸而不悔，固亦有激之使然者也。
《隐逸·郭翻传》云：“尝坠刀于水。路人有为取者，因与之。路人不取，固辞。翻曰：‘尔向不取，我岂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将为天地鬼神所责矣。’翻知其终不受，复沉刀于水。路人怅焉，乃复沉没取之。翻于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价与之。其廉不受惠，皆此类也。”孔子曰：“鲁道衰，洙泗之间，如也。”若翻之所为，岂特龂龂而已。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若翻者，已既伤惠，而又伤人之廉，虽市井薄俗有不忍为，而谓隐者为之乎？然当日知名之士，亦间有天性笃厚之人。《刘之传》云：“去之家百余里，有一孤姥，病将死，叹息谓人曰：‘谁当埋我？惟有刘长史耳。何由令知？’之先闻其有患，故往候之。直其命终，乃身为营棺，殡送之。”若之者，不敢谓其无徼名之心，然就其事论之，则诚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矣。世岂遂无仁人？以徼名而勉为仁者，盖亦不乏，则名亦未始不足以奖进人也。然终以矫伪之士为多。是以君子尚玄德，不贵偏畸之行也。
（吕思勉）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那时正当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联想到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这就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了。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氏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到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傲倨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他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伊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倘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什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用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里不独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杰出的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全都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走到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下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长子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获得。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七个人，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都很少，现在我们很难判断。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为正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知道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的。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设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话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也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都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他身子不大好，此外也许还有点荒唐的事情，因此不能不吃药。他吃的又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除治病时万不得已之外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起来了。五石散大概有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仔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立刻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一吃，大家也就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此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没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出，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下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吃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就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一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肉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是那时的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原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我们看晋人的传记或画像，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更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是不要紧的，因习惯不同之故。
比方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此外可窥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一样。
又因“散发”之时，不宣肚饿，故须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父母之礼是很繁重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稍一不慎，便会遭无礼的待遇。晋礼，居丧之时，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原故，社会上遂尊称这些人叫做名士派。
服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还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的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时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氏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吃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了，其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有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人本聪明，或因此也会变痴呆。故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也多深知药性不可。所以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我想或者也便是服药的原故。比方有苍蝇来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正始名士吃药，竹林名士则饮酒。竹林名士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吃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轻时，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了！
后来阮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则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康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吃药和喝酒的原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故不屈；饮酒不会成仙，所以随俗沉浮，以敷衍了事了。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衣服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他便当然沉湎于酒了。然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诗比他的文章，还要慷慨激昂些，但许多意思仍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但凡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的缘故。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掉了。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嵇康的见杀，表面上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是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了，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说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时，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常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要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亦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即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乞求。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引人主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鲁迅）
南北朝的始末
南北朝的对立，起于公元420年宋之代晋，终于公元589隋之灭陈，共170年。其间南北的强弱，以宋文帝的北伐失败及侯景的乱梁为两个重要关键。南朝的治世，只有宋文帝和梁武帝在位时，历时较久。北方的文野，以孝文的南迁为界限，其治乱则以尔朱氏的侵入为关键。自尔朱氏、宇文氏等相继失败后，五胡之族，都力尽而衰，中国就复见盛运了。
宋文帝即位后，把参与废立之谋的徐羡之、傅亮、谢晦等都诛灭。初与其谋而后来反正的檀道济，后亦被杀。于是武帝手里的谋臣勇将，几于靡有孑遗了。历代开国之主，能够戡定大乱、抵御外患的，大抵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卓绝的天才，此即所谓文武兼资。而其所值的时局，难易各有不同。倘使大难能够及身戡定，则继世者但得守成之主，即可以蒙业而安。如其不然，则非更有文武兼资的人物不可。此等人固不易多得，然人之才力，相去不远，亦不能谓并时必无其人；尤其做一番大事业的人，必有与之相辅之士。倘使政治上无家天下的习惯，开国之主，正可就其中择贤而授，此即儒家禅让的理想，国事实受其益了。无如在政治上，为国为民之义，未能彻底明了，而自封建时代相沿下来的自私其子孙，以及徒效忠于豢养自己的主人的观念，未能打破，而君主时代所谓继承之法，遂因之而立。而权利和意气，都是人所不能不争的，尤其以英雄为甚。同干一番事业的人，遂至不能互相辅助，反要互相残杀，其成功的一个人，传之于其子孙，则都是生长于富贵之中的，好者仅得中主，坏的并不免荒氵㸒昏暴，或者懦弱无用。前人的功业，遂至付诸流水，而国与民亦受其弊。这亦不能不说是文化上的一个病态了。宋初虽失关中，然现在的河南、山东，还是中国之地。宋武帝死后，魏人乘丧南伐，取青、兖、司、豫四州。时青州治广固，兖州治滑台，司州治虎牢，豫州治睢阳。滑台，今河南滑县。虎牢，今河南汜水县。睢阳，今河南商丘县。此时的魏人，还是游牧民族性质，其文化殊不足观，然其新兴的剽悍之气，却亦未可轻视，而文帝失之于轻敌。430年，遣将北伐，魏人敛兵河北以避之，宋朝得了虎牢、滑台而不能继续进取，兵力并不足坚守。至冬，魏人大举南下，所得之地复失。文帝经营累年，至450年，又大举北伐。然兵皆白丁，将非材勇，甫进即退。魏太武帝反乘机南伐，至于瓜步。镇名，今江苏六合县。所过之处，赤地无余，至于燕归巢于林木，元嘉之世，本来称为南朝富庶的时代的，经此—役，就元气大伤了，而北强南弱之势，亦于是乎形成。
公元453年，宋文帝为其子劭所弑。劭弟孝武帝，定乱自立。死后，子前废帝无道，为孝武弟明帝所废。孝武帝和明帝都很猜忌，专以屠戮宗室为务。明帝死后，大权遂为萧道成所窃。荆州的沈攸之和宰相袁粲，先后谋诛之，都不克。明帝子后废帝及顺帝，都为其所废。479年，道成遂篡宋自立，是为齐高帝。在位4年。子武帝，在位11年。高、武两帝，都很节俭，政治较称清明。武帝太子早卒，立大孙郁林王，为武帝兄子明帝所废。明帝大杀高、武两帝子孙。明帝死后，子东昏侯立。时梁武帝萧衍刺雍州，其兄萧懿刺豫州。梁武帝兄弟本与齐明帝同党。其时江州刺史陈显达造反，东昏侯使宿将崔慧景讨平之。慧景还兵攻帝，势甚危急，萧懿发兵入援，把他打平。东昏侯反把萧懿杀掉。又想削掉萧衍。东昏侯之弟宝融，时镇荆州，东昏侯使就其长史萧颖冑图之。颖奉胄宝融举兵，以梁武帝为前锋。兵至京城，东昏侯为其下所弑。宝融立，是为和帝。旋传位于梁。此事在502年。
梁武帝在位48年，其早年政治颇清明。自宋明帝时和北魏交兵，尽失淮北之地。齐明帝时又失沔北。东昏侯时，因豫州剌史裴叔业降魏，并失淮南。时豫州治寿阳，今安徽寿县。梁武帝时，大破魏兵于锺离，在今安徽凤阳县，恢复了豫州之地。对外的形势，也总算稳定。然梁武性好佛法，晚年刑政殊废弛。又因太子统早卒，不立嫡孙而立次子简文帝为太子，心不自安，使统诸子出刺大郡，又使自己的儿子出刺诸郡，以与之相参。彼此乖离，已经酝酿着一个不安的形势。而北方侯景之乱，又适于此时发作。
北魏太武帝，虽因割据诸国的不振，南朝的无力恢复，侥幸占据了北方，然其根本之地，实在平城，其视中国，不过一片可以榨取利益之地而已。他还不能自视为和中国一体，所以也不再图南侵，因为其所有的，业已不易消化了。反之，平城附近，为其立国根本之地，却不可不严加维护。所以魏太武帝要出兵征伐柔然、高车，且于北边设立六镇。武川，今绥远武川县。抚冥，在武川东。怀朔，在今绥远五原县。怀荒，在今大同东北察哈尔境内。柔玄，在今察哈尔兴和县。御夷，在今察哈尔沽源县。盛简亲贤，配以高门子弟，以厚其兵力。孝文帝是后魏一个杰出人物，他仰慕中国的文化，一意要改革旧俗。但在平城，终觉得环境不甚适宜。乃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断北语，改姓氏，禁胡服，奖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自此以后，鲜卑人就渐和汉人同化了。然其根本上的毛病，即以征服民族自居，视榨取被征服民族以供享用为当然之事，因而日入于骄奢氵㸒佚，这是不能因文明裎度的增进而改变的，而且因为环境的不同，其流于骄奢氵㸒佚更易。论者因见历来的游牧民族同化于汉族之后，即要流于骄奢氵㸒佚，以至失其战斗之力，以为这是中国的文明害了他，摹仿了中国的文明，同时亦传染了中国的文明病。其实他们骄奢氵㸒佚的物质条件，是中国人供给他的，骄奢氵㸒佚的意志，却是他们所自有；而这种意志，又是与其侵略事业，同时并存的，因为他